1703165679
1703165680
近十数年来，史学界对第三世界国家迈向独立与建国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即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或者说，国族论述与女性、性别（gender）之间的关联。（注：例见Ida Blom，“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7，No.4（Winter）1995，pp.82-93；Catherine Davies，“National Feminism in Cuba：the Elaboration of a Counter-discourse，1900-1935”，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Vol.91，Jan 1996，pp.107-123；Micheline Dumont，“Can National History Include a Feminist Reflection on History？”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Vol.35，No.2，Summer 2000，pp.80-94。事实上，西方学者自1980年代末期也开始对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性别之间的问题，产生兴趣并进行研究。见Nadje Al-Ali，“Review Article”“Nationalism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Nation States：Gendered Perspectiv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6（4），2000，pp.631-638。）从近代中国的经验可知，个人道德的重建，或谓国民性的改造，对国族建构有相当的重要性。各种生活细节的表现，都是民族主义者企图借之以洗刷国耻、再造中国所须努力的目标。（注：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8-13.）而女性的道德，诚如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尤被视为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最应被加以维系并突显的国家纯净本质（authenticity）。（注：Partha Chatterjee，“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Recasting Women：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New Delhi：Kali for Women，1989，pp.233-253；Prasenjit Duara，“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Timelessness，Gender，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pp.287-308.）女性的言行表现，及其特质象征，因此格外受到瞩目，从而成为国族论述的重要一环。归结历史的发展，可发现凡是在自身民族主义发祥之际出现的妇运及女性主义诉求，都必须面对在该民族追求独立、富强与建国的过程中，被国家收编的可能与处境。（注：例见Partha Chatterjee，“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pp.233-253；Samita Sen，“Motherhood and Mothercraft：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Bengal，”Gender&History，Vol.5，No.2，Summer 1993，pp.231-243；Noriyo Hayakawa，“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Japan，1868-1945，”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7，No.4（Winter）1995，pp.108-119。）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初期从事的时代女性形象塑造工程，基本上为“妇运国家化”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做出了某种示范。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妇运所采取的策略，是运用国家的立法、行政、教育等资源，来加惠女权，进而收编并重新定位妇运的方向。训政时期的国民党与妇女界之间的互动，较乏北伐阶段那种从事革命、追求解放的热情。此时的国民政府以党国的利益为优先考量，努力引导民众与妇女运动朝向发展安定社会、与维系家庭伦理的目标前进。当时的国、共对立，也使国民政府有意借由宣扬母性、强调女人在家庭中的价值与位置，来与其视为“败坏传统道德”与“倡导军事精神”的中共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注：Norma Diamond，“Women Under Kuomintang Rule Variations on the Feminine Mystique，”Modern China，Vol.1 No.1，Jan.1975，pp.3-45；and Elisabeth Croll，“‘The Feminine Mystique’：Guomindang China，”pp.153-184.）
1703165681
1703165682
本文以国民党为例，说明了政党或政府不仅能以国家——或建构国家——之名来主导妇运，也可能透过对妇女问题论述走向的掌控，散播符合政党与政府的意识形态或道德观念，甚至借此获得社会上反对摩登女子的论者之认同。（注：陈衡哲：《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独立评论》第159号，1935年7月14日，第6页。）女性的贤良美德被国民政府从家庭延伸到社会，此举实为国家力量透过介入妇女生活的方式，对社会人心与道德观所进行的再教育与再规训；亦即，通过再造时代女性，国家也对社会进行了再造。国民政府强调某些传统妇德、并将妇女私德予以公领域化的举措，固然无法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然而，国民政府的执政者角色及其所掌握的党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能为其推动符合党国利益的女性形象及理想特质，带来某些优势。而由于这种优势是相对性的，其中所暴露出的，是国民政府与其他在野阵营之间力量的微妙拉距。我们可从各界参与并角逐主导“反摩登女子”论述的发展及其结果，窥见这种复杂的互动。
1703165683
1703165684
1930年代前半期在社会上集结成的“反摩登女子”论述，可说是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势力挪用女性这个符码来阐释其爱国论述、或抒发个人与道德焦虑的鲜明例证。若探究摩登女子所以出现于1920年代以降的中国社会之复杂背景，便将了解，1930年代反摩登女子论述的汇聚合流，不只展现当时国民政府、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左派阵营对女性的身心各方面进行规训的意图，同时透露了其他非摩登女子——包括自诩为新女性（New Woman）的国、共、自由主义各派精英——的女性在发展认同国家的心态时，对自我欲望的节制。仿佛女性那些与国家无关的需求，包括爱美、爱自己、爱物质、追求感情的欲望，在国家大我的笼罩或召唤之下，全都应被摒弃一旁，或者难登大雅之堂。（注：相关论述，见Sarah Stevens，“Figuring Modernity：The New Woman and the Modern Girl in Republican China，”pp.82-103。）这种“认同国家民族才是好女性”，以及“感谢党国给予妇女权利”的意识，普遍存在于当时国民党精英女性中。（注：谈社英：《妇运四十年》，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妇女工作》，第642页。）妇运或妇女议题的进展，有时虽可因与国家利益合轨而成效倍彰，然相对地，妇运诉求也可能沦为政府与政党以爱国为口号而操纵民心的筹码。（注：Elisabeth Croll，“‘The Feminine Mystique’：Guomindang China，”pp.164-165；Partha Chatterjee，“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Recasting Women：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New Delhi：Kali for Women，1989，pp.233-253.）环顾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与政治态势的发展，近代中国女性，虽然逐步被解放出家庭的牢笼，却陷入商品消费主义与父权国家建构欲望的双重钳制下，被压抑自我的种种欲望。（注：Mayfair Mei-hui Yang，“From Gender Erasure to Gender Difference：State Feminism，Consumer Sexuality，and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China，”Mayfair Mei-hui Yang ed.，Spaces of Their Own：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37.）国民政府巧妙地在国家塑造的过程当中，赋予女性以法律上的权利，同时又以“身为国民必须爱国”的义务，有力地说服女性为国家付出，甚至使她们光荣地接受国家所交托的时代责任。若从自我主体性的发展来看，爱国可能成为女性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如何在报效国家与自我实践的双重目标之间，做出轻重缓急之分，就像面临职业与家庭如何取舍一般，总是那些身处于要求民族独立或建国阶段的知识女性，必须要面临的艰难抉择。
1703165685
1703165686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与其以贤妻良母这个角色来概括当时国府企图塑造的时代女性形象，不如将之分为妻性母性、与贤良的美德两个层次来分析，当能更全面地论及国府所期许的理想女性之表现。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在提倡妇女的妻性与母性及其修身齐家这方面，投注了高度的心力与资源，以教育、训导妇女能够认同“做个好妻子与好母亲”为爱国的重要表现。但这并不是国府所建构的理想妇女的全部。虽然1930年代开始有部份国民党内人士与知识分子喊着要妇女回家，贤妻良母主义的声浪也甚嚣尘上，令人认为政府就是想赶妇女回厨房（注：猛亚：《谈中国娜拉》，《妇女月报》第1卷第1、2期合刊，1935年3月1日。）；但是整体观之，国民政府并未仅仅要求妇女做家庭主妇，其他什么都不做。就新生活运动的发展来看，国民政府既要求妇女照管家务，同时也期许她们在社会上为国家尽心力。（注：石之瑜：《宋美龄与中国》，台北：商智文化，1998年，第93—101页。）在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是将其所期许的女性贤良特质给公领域化了；亦即，这种优良的传统美德，虽然以在家庭中实践为首要，但也应在服务社会的层次中被落实。（注：金光楣：《“妇女协进会宣言批判”之批判》，上海《大晚报》1934年12月5日。）此可由“妇女新生活的推动首由职业妇女做起”这点看出。（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268—269页。）国民政府将原本属于家庭领域的贤良美德，扩及于公领域的社会服务中，鼓励妇女善尽其所能、发挥其所长地从事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归结而言，此阶段国民党所要求的时代女性，是能结合传统的贤良美德与新式的专门职业训练，以服务于家庭及社会的新女性。（注：此形象同时为当时不少两性知识精英对时代女性的共同认知。见Elisabeth Croll，“‘The Feminine Mystique’：Guomindang China，”pp.157-163。）
1703165687
1703165688
【原文出处】 《台大文史哲学报》第62期，台北，2005年。
1703165689
1703165690
【延伸阅读】
1703165691
1703165692
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南港：中硏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年。
1703165693
1703165694
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近代中国的妇女与社会（1600—1950）》，台北南港：中硏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年。
1703165695
1703165696
Louise Edwards，Gender，Politics，and Democracy：Women’s Suffrage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703165697
1703165698
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703165699
1703165700
1703165701
1703165702
1703165704
中国妇女史读本 闺情、革命与市场——由民初弹词小说家姜映清谈起
1703165705
1703165706
胡晓真 著
1703165707
1703165708
清代的闺秀创作了许多弹词小说，形成重要的女性叙事文学传统，而在清末民初时期，这个传统也似乎随着其他的旧体文学，走到了尾声。此一时期，文坛上出现了号称女性弹词小说殿军的姜映清。映清身兼职业妇女与女作家两种角色，她的生活、其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作品的风格与内容，乃至与同时期上海男性职业作家的关系等等，在在说明民初女性创作通俗小说的环境与心态，并透露其与旧传统及新方向如何同时处于如履薄冰的尴尬状态。
1703165709
1703165710
本文逐步追溯民初当时材料中的映清形象，对照最近学术资料中的相关讯息，从而以其人及其作品为中心，向上回顾清代女性弹词的创作环境与创作心态，延伸而至晚清时期弹词小说的转向企图，最后归结到民初上海的文学市场及其意涵。
1703165711
1703165712
胡晓真，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叙事文学、女性文学及近现代文学。著有《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2003）、《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即将出版），以及单篇论文多种。编有《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2001）、《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私情篇）》（2003，与王瑷玲合编）、《经典转化与明清叙事文学》（2009，与王瑷玲合编）。
1703165713
1703165714
1703165715
1703165716
1703165718
中国妇女史读本 前言
1703165719
1703165720
民国二十年，谭正璧（1901—1991）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一书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开女性文学研究风气之先。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指出该书与之前谢无量（1884—1964）的《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梁乙真（1900—？）的《清代妇女文学史》（1925）二书不同之处。谭正璧直言谢、梁二氏“其见解均未能超越旧日藩篱，主辞赋，述诗词，不以小说戏曲弹词为文学”，而谭氏本人的著作，则认为“自宋而后，以小说戏曲弹词居文坛正宗”（注：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自序》，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7年，第1页。事实上，1929年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时，谭正璧已经专立“弹词文学”一目，首开其例。），所以专力于此。谭正璧的主张，源自当时流行的文学史观，特别重视以往不入殿堂的通俗文学，的确为中国妇女文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再者，谭氏是嘉定人（今属上海），所以他对弹词的重视，必有地缘的关系。（注：谭正璧本人在1922年还发表过弹词小说《落花梦》。参见吴宗锡主编《评弹文化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第141—142页。笔者尚未见此书，不知此作与天虚我生（陈蝶仙）的同名传奇是否有关。）
1703165721
1703165722
本书最后一章综论清代通俗小说与弹词，实以女性弹词小说为主，对《天雨花》、《再生缘》等清代弹词小说名作，一一考证分析。他最后提到的一部作品是“映清女士”的《玉镜台》，这部书是为谭氏全书收煞的作品，应该有文学史上的象征意义。但对这部书，谭正璧只说：“最近，有映清女士作《玉镜台弹词》，传本颇多，内容系取材温太真的故事。但篇幅很短，在工作的繁简上，远不及前述各本，故不详述。”（注：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第465页。）由文意可以探知，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谭正璧，其实对此书并不熟悉，仅止于听闻，所以大致略过。民国二十四年（1935），谭正璧将《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修订补正，改题《中国女性文学史》，仍由上海光明书局重新出版。谭正璧在自序中指出，在材料增补方面，主要是因为他寓居上海，搜索新旧书铺，找到了许多以前未能亲见的女性作品，以戏曲及弹词为主：“戏曲如刘清韵之《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弹词如朱素仙之《玉连环》，郑澹若之《梦影缘》，周颖芳之《精忠传》，映清之《玉镜台》，均先后不惜以重资获得。”（注：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三版自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页。）根据这些新得的材料，谭正璧对清代女性弹词小说重新评价，对《玉镜台》一书也有了专节讨论，而且提出“在弹词方面，映清的《玉镜台》，却做了结束过去女性弹词的黄金时代的殿军”这样的判断。（注：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第461页。另，郑振铎在1938年出版《中国俗文学史》，于女性弹词小说部分，对《玉镜台》仍仅提其名。）这个断语，确切地为映清在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定位。
1703165723
1703165724
笔者以为，谭正璧对映清在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地位的判断，具有指标性意义。映清其人作为一个作者，以及她的相关作品，在今日可说已完全遭到遗忘。然而当我们重新追溯清代女作家的发展轨迹，试图理出头绪并赋予意义时，竟发现映清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作家，其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作品的风格与内容，乃至她与同时期男性作家的关系等等，在在说明民初女性创作通俗小说的环境与心态，并透露与旧传统及新方向如何同时处于如履薄冰的尴尬状态。映清所代表的，一方面是“女性弹词的黄金时代的殿军”，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女作家出现的“外一章”。笔者将逐步追溯民初材料中的映清形象，对照最近学术资料中的相关讯息，从而以其人及其作品为中心，向上回顾清代女性弹词的创作环境与创作心态，延伸至晚清时期弹词小说的转向企图，最后归结到民初上海的文学市场及其意涵。
1703165725
1703165726
1703165727
1703165728
[
上一页 ]
[ :1.7031656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