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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与其以贤妻良母这个角色来概括当时国府企图塑造的时代女性形象，不如将之分为妻性母性、与贤良的美德两个层次来分析，当能更全面地论及国府所期许的理想女性之表现。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在提倡妇女的妻性与母性及其修身齐家这方面，投注了高度的心力与资源，以教育、训导妇女能够认同“做个好妻子与好母亲”为爱国的重要表现。但这并不是国府所建构的理想妇女的全部。虽然1930年代开始有部份国民党内人士与知识分子喊着要妇女回家，贤妻良母主义的声浪也甚嚣尘上，令人认为政府就是想赶妇女回厨房（注：猛亚：《谈中国娜拉》，《妇女月报》第1卷第1、2期合刊，1935年3月1日。）；但是整体观之，国民政府并未仅仅要求妇女做家庭主妇，其他什么都不做。就新生活运动的发展来看，国民政府既要求妇女照管家务，同时也期许她们在社会上为国家尽心力。（注：石之瑜：《宋美龄与中国》，台北：商智文化，1998年，第93—101页。）在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是将其所期许的女性贤良特质给公领域化了；亦即，这种优良的传统美德，虽然以在家庭中实践为首要，但也应在服务社会的层次中被落实。（注：金光楣：《“妇女协进会宣言批判”之批判》，上海《大晚报》1934年12月5日。）此可由“妇女新生活的推动首由职业妇女做起”这点看出。（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268—269页。）国民政府将原本属于家庭领域的贤良美德，扩及于公领域的社会服务中，鼓励妇女善尽其所能、发挥其所长地从事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归结而言，此阶段国民党所要求的时代女性，是能结合传统的贤良美德与新式的专门职业训练，以服务于家庭及社会的新女性。（注：此形象同时为当时不少两性知识精英对时代女性的共同认知。见Elisabeth Croll，“‘The Feminine Mystique’：Guomindang China，”pp.15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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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台大文史哲学报》第62期，台北，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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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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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南港：中硏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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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近代中国的妇女与社会（1600—1950）》，台北南港：中硏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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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Edwards，Gender，Politics，and Democracy：Women’s Suffrage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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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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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闺情、革命与市场——由民初弹词小说家姜映清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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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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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闺秀创作了许多弹词小说，形成重要的女性叙事文学传统，而在清末民初时期，这个传统也似乎随着其他的旧体文学，走到了尾声。此一时期，文坛上出现了号称女性弹词小说殿军的姜映清。映清身兼职业妇女与女作家两种角色，她的生活、其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作品的风格与内容，乃至与同时期上海男性职业作家的关系等等，在在说明民初女性创作通俗小说的环境与心态，并透露其与旧传统及新方向如何同时处于如履薄冰的尴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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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逐步追溯民初当时材料中的映清形象，对照最近学术资料中的相关讯息，从而以其人及其作品为中心，向上回顾清代女性弹词的创作环境与创作心态，延伸而至晚清时期弹词小说的转向企图，最后归结到民初上海的文学市场及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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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真，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叙事文学、女性文学及近现代文学。著有《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2003）、《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即将出版），以及单篇论文多种。编有《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2001）、《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私情篇）》（2003，与王瑷玲合编）、《经典转化与明清叙事文学》（2009，与王瑷玲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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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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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谭正璧（1901—1991）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一书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开女性文学研究风气之先。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指出该书与之前谢无量（1884—1964）的《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梁乙真（1900—？）的《清代妇女文学史》（1925）二书不同之处。谭正璧直言谢、梁二氏“其见解均未能超越旧日藩篱，主辞赋，述诗词，不以小说戏曲弹词为文学”，而谭氏本人的著作，则认为“自宋而后，以小说戏曲弹词居文坛正宗”（注：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自序》，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7年，第1页。事实上，1929年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时，谭正璧已经专立“弹词文学”一目，首开其例。），所以专力于此。谭正璧的主张，源自当时流行的文学史观，特别重视以往不入殿堂的通俗文学，的确为中国妇女文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再者，谭氏是嘉定人（今属上海），所以他对弹词的重视，必有地缘的关系。（注：谭正璧本人在1922年还发表过弹词小说《落花梦》。参见吴宗锡主编《评弹文化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第141—142页。笔者尚未见此书，不知此作与天虚我生（陈蝶仙）的同名传奇是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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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后一章综论清代通俗小说与弹词，实以女性弹词小说为主，对《天雨花》、《再生缘》等清代弹词小说名作，一一考证分析。他最后提到的一部作品是“映清女士”的《玉镜台》，这部书是为谭氏全书收煞的作品，应该有文学史上的象征意义。但对这部书，谭正璧只说：“最近，有映清女士作《玉镜台弹词》，传本颇多，内容系取材温太真的故事。但篇幅很短，在工作的繁简上，远不及前述各本，故不详述。”（注：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第465页。）由文意可以探知，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谭正璧，其实对此书并不熟悉，仅止于听闻，所以大致略过。民国二十四年（1935），谭正璧将《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修订补正，改题《中国女性文学史》，仍由上海光明书局重新出版。谭正璧在自序中指出，在材料增补方面，主要是因为他寓居上海，搜索新旧书铺，找到了许多以前未能亲见的女性作品，以戏曲及弹词为主：“戏曲如刘清韵之《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弹词如朱素仙之《玉连环》，郑澹若之《梦影缘》，周颖芳之《精忠传》，映清之《玉镜台》，均先后不惜以重资获得。”（注：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三版自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页。）根据这些新得的材料，谭正璧对清代女性弹词小说重新评价，对《玉镜台》一书也有了专节讨论，而且提出“在弹词方面，映清的《玉镜台》，却做了结束过去女性弹词的黄金时代的殿军”这样的判断。（注：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第461页。另，郑振铎在1938年出版《中国俗文学史》，于女性弹词小说部分，对《玉镜台》仍仅提其名。）这个断语，确切地为映清在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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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谭正璧对映清在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地位的判断，具有指标性意义。映清其人作为一个作者，以及她的相关作品，在今日可说已完全遭到遗忘。然而当我们重新追溯清代女作家的发展轨迹，试图理出头绪并赋予意义时，竟发现映清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作家，其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作品的风格与内容，乃至她与同时期男性作家的关系等等，在在说明民初女性创作通俗小说的环境与心态，并透露与旧传统及新方向如何同时处于如履薄冰的尴尬状态。映清所代表的，一方面是“女性弹词的黄金时代的殿军”，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女作家出现的“外一章”。笔者将逐步追溯民初材料中的映清形象，对照最近学术资料中的相关讯息，从而以其人及其作品为中心，向上回顾清代女性弹词的创作环境与创作心态，延伸至晚清时期弹词小说的转向企图，最后归结到民初上海的文学市场及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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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从闺情到革命——《玉镜台》与晚清弹词小说的几种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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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清的《玉镜台》弹词，于民国十三年由上海有威书室出版（排印本一本），书共五回，未完。可惜笔者至今未能找到这个本子，所以只能以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的说法及引文为准，借此略窥此书与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传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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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正璧在写《中国女性文学史》的“映清和《玉镜台》”这一节时，未考订映清的生平来历，甚至连其姓氏也不知道。他对映清的了解，完全根据《玉镜台》书首的“开篇”而来。（注：这里所说的“开篇”，不同于今日书场的开篇，而是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的写作成规，指的是叙事者在情节开始之前，先交代季节景物或自己的创作背景等等。笔者称此一具有自传性的成规为“夹插自叙”。）由这段自叙，谭正璧归纳出映清身世的一些线索，例如她早年亡父，归陈氏，生一男一女皆夭亡，惟存次子。映清的丈夫是文人，但并不得意，所以她只好设帐授徒。根据这些叙述，谭正璧认为映清写《玉镜台》是在中年，时代则可能还在清末。（注：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第462页。）根据后出的资料，可知谭正璧的猜测与推论虽无大谬，但仍有可商之处，容后再叙。由于《玉镜台》一书并未完成，有威书室的版本原来就只有五回，所以谭正璧也只能就此勾勒小说的大概。不过，由于作者在第一回已大致提出了情节概要，所以虽然只有五回，谭正璧仍可判断作者构想的情节几乎与《再生缘》相同，也是一个女扮男装中状元，之后推辞天子私慕，孤贞谨守的故事。当然，这已经修正了他在《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中，仅凭书名而猜测此书乃述温太真故事的错误。有趣的是，谭正璧对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的艺术成就多所称扬，唯独对《玉镜台》，则说：“《玉镜台》的文艺的伎俩亦平常，关目既嫌松懈，叙事又多脱落。……至于细腻的描写，委曲的叙述，在本书中更难觅见。”（注：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第465页。）描写细腻，叙述委曲，正是弹词小说的艺术特点，而《玉镜台》两失之，此一批评相当严厉。那么，谭正璧何以称之为“女性弹词的黄金时代的殿军”呢？谭正璧毫不保留地指出：“中国旧体文学到了清末，无论文雅的，通俗的，受了欧风东渐的影响，一概都成为强弩之末。在通俗文学方面，小说像《红楼梦》，弹词像《凤双飞》那样篇幅冗长，描摹细腻的作品，再也不可复得。”（注：同上书，第461页。）谭正璧以《再生缘》、《笔生花》、《凤双飞》之类的作品为弹词小说的黄金时代，在比较之下，《玉镜台》便象征着此一传统的结束，只不过因为还有一二段可读的文字，所以能落得一个“殿军”的封号。而这个一语定评，至今仍为弹词研究者所引述。（注：例如鲍震培就称《玉镜台》是“民初弹词的殿军”。参见鲍震培《从弹词小说看清代女作家的写作心态》，《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总112期，第88页。）同时，这一段论说也指出新旧文学的交替，突显了《玉镜台》作为旧文学尾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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