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65753

1703165754 这不只是理论而已，实践者亦颇有其人。晚清小说名家李伯元就写了两部弹词——《庚子国变弹词》（1902）与《醒世缘》（1903）。《庚子国变弹词》原于《世界繁华报》1901年10月至1902年10月排日连载，同年十月由世界繁华报馆印行线装巾箱本六册。此书为李伯元“第一部长篇通俗文学作品，也是李氏投身小说创作的先声之作”。（注：黄锦珠：《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12页。）其《例言》云：“编为七言俚句，庶大众易于明白，妇孺一览便知。无非叫他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注：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收于《晚清小说大系》第14册，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4页。）《醒世缘》载于商务印书馆《绣像小说》（1903），后因杂志停刊而中断。（注：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6—173页。又，《醒世缘》作者署为“讴歌变俗人”，寒峰作《醒世缘为李伯元著作考》，首次提出作者即李伯元。该文刊于1935年5月22日到23日《申报·自由谈》。）小说的目的是针砭时俗，宣扬维新观念。这两部作品的时事性与教育性，极为明显，而李伯元自己也说得很清楚，选用七字弹词体，为的就是扩大读者范围，使妇孺大众都能接受新知。他利用弹词形式，取悦下层并教育民众，而女性读者显然也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1703165755

1703165756 李伯元写弹词，目的还在“变俗”，不脱传统小说的载道精神；之后的几部作品，则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激烈。例如光绪甲辰（1904）小说林出版挽澜词人的《法国女英雄弹词》（注：日本东京翔鸾社印，小说林社发行。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有藏。又1960年中华书局版《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据上述版本重印。），叙事者宣称欲以罗兰夫人生平事迹，激励绣阁金闺之女。小说后附的广告词中，将此书列为“历史小说”，并强调此书“以《天雨花》、《安邦志》等较之，真白雪阳春，不同于巴人下里矣”。作者既自诩为妇女政治觉醒的警钟，出版者也将其放在较具历史意识的几部弹词小说的脉络中品评，在在显示弹词小说这个文类在晚清小说与小说理论中的位置。革命女杰秋瑾（1875—1907）也写过弹词《精卫石》。秋瑾原来打算在《中国女报》上连载《精卫石》，因女报停刊，并未正式出版。此书有回目二十回，但存者只有六回，大约是秋瑾留日期间以及回国后的1906年所写。在《序》中，作者说明以弹词行文的原因，乃在中国妇女“智识毫无，见闻未广”，虽有诸种书籍，文义又过深难解，所以作者要“谱以弹词，写以俗语，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登文明”。（注：汉侠女儿（秋瑾）：《精卫石·序》，收于《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可见秋瑾认为妇女改革的工作，可以经由她们最熟悉的文字形式而达成。

1703165757

1703165758 另有泣红著《胭脂血》弹词（注：原载《国魂丛编》，出版年不详。收入《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上册，第222—253页。），讲英法战争女英雄若安（贞德）事迹。开场由中国历代贤女共论重兴女教之方，认为：“妇人家最喜是词章，每得新词喜欲狂。手不停披灯月下，一弹再唱意安详。所以《笔生花》脍炙佳人口，《再生缘》妙语动柔肠。何不把故事谱从弦管里，南词一曲写沧桑。鼓动那向学心怀一旦张。”（注：泣红：《胭脂血》，见《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上册，第224页。）此处所谓“词章”，明显指的是弹词。作者将妇女喜爱读弹词的心情，形容得活灵活现，所以要用宣扬女子救国的新弹词，取代女性弹词小说的旧经典。心青的《二十世纪女界文明灯弹词》（1911）又是一部提倡女权的晚清弹词小说。（注：收入《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上册，第210页。）平权阁主人在此书的《弁言》中说：“方今社会，无论何等人，均竞尚弹词小说，以沪上论，不下数百处，而弹词尤为妇女所信用。故改良弹词，不啻编一女学教科书。”（注：平权阁主人：《二十世纪女界文明灯·弁言》，见《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上册，第173页。）平权阁主人观察到晚清上海地区弹词流行的情况，并将弹词说唱的感染力，推演到弹词小说上面，总之，还是不离晚清小说理论对弹词社会功能的假设。而作者心青也借书中孔子母之口说：“女学沉沦千载久，教科书要算七言腔。只愁恶果重重结，才子佳人事布扬。”（注：心青：《二十世纪女界文明灯》，见《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上册，第178页。）“旧弹词”在他眼中既是女学的唯一教科书，却又专门宣扬迷信与私情，那么为了振兴女学，自然要写“新弹词”，教导妇女维新知识了。

1703165759

1703165760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是宣扬维新或革命观念的晚清弹词小说中较重要的几种。由理论到实践，弹词小说在晚清都得到新的评价，受到新的期望。在这唯“新”是尚的风潮中，闺秀创作的为女性张目的弹词小说，被一并打入冷宫。知识分子一方面鄙视弹词之旧形式与旧道德，一方面又观察到弹词对妇女的教育功能不可轻忽，于是必须一面批判旧弹词，一面打造新弹词。新弹词小说的种种新议题，无非讲的是维新与革命，要惊醒原来沉醉于才子佳人故事的女性读者，成为为国族奋斗的新女国民。在旧的方面，则无一不被简化并视为旧社会的糟粕，妇女堕落的根源。至于阅读及创作弹词小说对清代女性深刻的文化与心理意义，则完全不在启蒙知识分子的考虑范围之内。

1703165761

1703165762 维新启蒙的论述与实践，笼罩着清末弹词的创作，像《玉镜台》这样的作品显然是跟不上潮流的落伍东西。然而，情况其实并非如此单纯。同样在横的脉络中，另有一批作品，跟《玉镜台》一样处在女性弹词小说传统的末流，而好像与维新革命的洪流略无交涉，例如陈梅君（林则徐孙媳，生卒不详）著有《镜中梦》及《九仙枕》两部弹词，据说在清末也是福州妇女界的爱读之书。（注：陈梅君名谦淑，福建侯官人，为观察陈浚女，太守林洄妻，嘉定县知事林黻祯母，亦即林则徐孙媳。著有《闻妙香室诗钞》两卷，《镜中梦》三十二卷，《九仙枕》二十八卷。《九仙枕》有上海笑林报馆校刊十四本。见谭正璧：《弹词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页。）《九仙枕》根据唐人佚事编成，清末宣统年间，在上海笑林报馆按日登载，后因报馆辍业，所以终断。这跟《玉镜台》的命运，不无相通之处。另有民国三年（1914）上海石竹山房书局石印（六本）的《双鱼佩》弹词。此书作者乃曹楚卿女士，《双鱼佩》是其兄晚年于其残箧中所得，方行付梓。可见此书的创作年代亦应在晚清时期。其创作情况与作品出版的过程，显然亦与前辈弹词女作家异曲同工。另外，《侠女群英史》则是一个更为有趣的例子。此书十卷四十回，署湘州女史咏兰、友梅、书竹着，有光绪乙巳（1905）心庵氏（咏兰之夫）序，以及弟梦菊序。（注：谭正璧：《弹词叙录》，第199—201页。作者姊妹三人以及心庵氏、梦菊等人仅存其名，其姓氏、家族、乡里等资料不详。）小说讲的也是儿女英雄的历险故事，而以女扮男装为关节。心庵氏在《序》中，对当时妇女的习性以及弹词小说的功用，提出了一番有趣的见解。他说：

1703165763

1703165764 中国无女权，故女子为最卑弱，即或有光明磊落，志趣不凡者，亦狃于闺阁之琐屑，习俗之相沿，而不可革。是必立一说以挽回卑弱之习，使天下女子足以鼓荡其心胸，活泼其心志，而中国之女权乃出。然中国风气半多不讲女学，间有粗通文墨，亦不过能读盲词小说而已。欲振兴女权，亦仍以七字小说开导之，似觉浅近而易明。《侠女群英史》一书，……大旨谓天壤间无论男妇老幼均期于光明正大而后已。而于女子自主之权力为尤重，……。以女子一生幽囚闺阁中，眼界之小，心境之窄，无怪其琐琐屑屑，卑弱而不可振。恨不此身旷览五洲，标名万古，为女权中之特色，故其志趣，得于是书见之。（注：谭正璧：《评弹通考》，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第262—263页。）

1703165765

1703165766 这一段文字充满了有趣的矛盾。心庵氏显然深受维新理念影响，所以处处要讲女权；然而其字里行间，又无处不透露着对妇女的鄙视。卑弱、琐屑、窄小，大抵界定了中国女子的一切。至于“盲词小说”（按：即弹词小说），不过是女子粗通文墨后的消遣，但却又是开导女性的读物，负有振兴女权的要务。而其妻子与姊妹合作的弹词小说，想象侠女纵横五洲的英雌事迹，则一方面证实了妇女幽囚窄小的局面，一方面象征女权伸张的理想境界。心庵氏的序，可说综合了晚清时期维新知识分子对妇女的批评、对妇女启蒙的看法，以及对弹词小说教育功能的期待。更有趣的是，这个作品虽然讲的是女英雄，其实应仍不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为女性张目的传统，但心庵氏的序，却硬生生将当时流行的维新观念，移花接木到这个以闺中情志为主的作品上。相对地，三位作者的弟弟梦菊，态度则较为平实。他指出，小说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姊姊们“具擅咏絮清才，各抱风雅志趣，女工而外，笃好书史，花间赌句，月下敲棋，偶读弹词，相与仿作”。（注：同上书，第263页。）这一段描述，完全不曾跨出传统闺秀创作的框架，也不曾赋予作品什么时代的意义，但毋宁更合乎实情吧。心庵氏与梦菊为《侠女群英史》写的两篇序，竟在无意间代表了晚清时期，弹词小说——尤其是女性弹词小说——在维新革命与抒情写志之间的挣扎。

1703165767

1703165768 映清的《玉镜台》，无论在纵的脉络或横的剖面上，都处于不利的位置。就纵向而言，《玉镜台》本来接续的是清代女性弹词小说抒情写志、发扬女才的传统，但作者个人的创作心态与其所处的创作环境，已很难支持作品按原定计划完成。就横向而言，《玉镜台》的年代虽不能完全确定，但总不离清末民初，而当时的小说理论与创作，为弹词所设下的新典范，远非《玉镜台》所能想象。就这个诠释框架来看，《玉镜台》可说是女性弹词小说由闺情走向革命途中的最后一瞥，亦无怪乎得赠殿军之名了。然而，由清末进入民初，弹词小说仍享有一段受欢迎的时间，在此一阶段，闺情与革命这两条脉络，恐怕还不足以解释其发展。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活跃于此一时期的一批职业作家，将会看到一幅迥异的图像。要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由《玉镜台》转入映清的下一部弹词小说——《风流罪人》。

1703165769

1703165770

1703165771

1703165772

1703165773 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404]

1703165774 中国妇女史读本 姜映清与民国旧派小说的市场

1703165775

1703165776 《玉镜台》的出版过程，暗示商机的因素如何影响创作。出版通俗小说可以营利，当然不是新鲜事，但晚清以来的阅读市场，与前代相较，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一趋势中，弹词小说也随之产生了质变。

1703165777

1703165778 在晚清以前，对绝大多数的女性弹词小说作者来说，创作都由抒写胸臆的私人需要开始，而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创作的成就感来。作品的市场与利润，很少在女作家的考虑之内。不过，这倒不是没有例外。活跃于道光年间的侯芝（1764—1829），就是一个特例。侯芝出身名门，身为大儒之母（注：侯芝是乾隆朝进士侯学诗之女，举人梅冲之妻，古文家梅曾亮之母。），但是她却是清代唯一直接参与弹词小说出版的女性。即以目前所知的资料，可知侯芝先后经手的弹词小说至少有五种。她曾应书商之请，为《玉钏缘》作序；曾手订《锦上花》；曾为陈端生的《再生缘》作序（1821年宝宁堂版）；又改《再生缘》为《金闺杰》出版（1822）；最后创作《再造天》，与《再生缘》抗衡。（注：有关侯芝弹词事业的始末，详参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第131—177页。）虽然她与这五种弹词的关系，或者仅仅作序，或者修订，或者原创，但都与出版商脱不了关系。以儒门之女的身份，又以妇德导师的形象写作弹词，则她本人理应谨守礼法，何以能与商业出版发生关系？（注：Ellen Widmer认为侯芝不太可能直接与出版商来往，可能是由兄弟代劳。参Ellen Widmer，“Hou Zhi（1764—1829），Poet and Tanci Writer，”《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5期，1997年8月，第166—167页。亦可参Ellen Widmer，“The Trouble with Talent：Hou Zhi（1764—1829）and Her Tanci Zai zaitian of 1828，”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21（1999.12），pp.132-150。）由于资料不足，这桩公案实情究竟如何，恐怕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不过，侯芝曾在《金闺杰·题词》中自云：“本为堂前承色笑，何必坊梓较铢锱。近传得价常昂纸，差券无间但执箕。”表面上故作清高，但“铢锱”的重要性，其实已跃然纸上。侯芝对自己作品的市场行情，应当已有一定的看法。总而言之，无论侯芝究竟以什么方式与出版商周旋，我们都可以看到她在严谨的妇德与母教标准之下，其实更是一名明了小说市场价值的女性。她敏锐地观察到弹词小说与阅读市场的关系，并且在宣扬妇德之外，勇于在出版事业中取利。不过，在侯芝之前或之后的弹词女作家，却并没有类似的例子。就此而论，清末民初时期的女性弹词小说家如映清者，可说是继侯芝之后，再次以弹词小说为媒介，与商业出版发生直接关系。然而，不同的是，在侯芝的时代，她对自己的作品，还有相当的掌控能力，但在清末民初时期的通俗文学市场上，作者的创作却更加受制于传播方式与出版行销管道。

1703165779

1703165780 清末民初时期，新小说虽然领一时之风骚，但旧派小说在通俗市场上其实仍欣欣向荣。旧派小说以上海为大本营，有其历史与文化因缘。范烟桥（1894—1967）在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间写《中国小说史》时，就观察到民国建立以后，文学创作的内涵有了巨大改变。他说：“中华民国之建立……惟此十五年中于‘杂记’‘传奇’‘戏曲’‘弹词’皆告休止，盖以制作时之艰辛，观摩时之探索，与现时代之环境不相容。”（注：范烟桥：《中国小说史》，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年，第267页。）诚哉斯言。当然，范氏所举的几种文类，在民国以后其实仍有作者从事，只是作品数量大减，也不再那么引人注目。这正是因为传统文类脱离了原来滋生的沃土，骤然移植到新兴出版市场中，自然只能逐渐萎瘅了。不过，范氏的观察毕竟仍以经典为标准，如果将标准放宽，自可发现民国以后，传统的小说类型其实仍在市场运作。清末民初以后，科举既废，而传统著书的抒情写意，也光环不再，文人若仍要以文为生，只能或教书，或卖文，而所卖之文，出于市场的考虑，自以小说为主。在这场变化中，江南才子不得不顺势纷纷流入商业发达的上海，试图在出版业中谋得一席之地。小说，正是这些旧派文人新的立身之道甚或终南捷径。（注：杨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第326页。）这批相对于“新小说”而言的“旧派小说”，其实包括历史、侦探、武侠、翻译等各种类型，但无可置疑的，言情一类仍是其中的大宗。这类旧派小说在地缘上以上海为其大本营，而在时间上，则以清末到五四运动前后的大约二十年间为全盛期。（注：李健祥：《清末民初的旧派言情小说》，收入林明德编《晚清小说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第492页。）就媒体言，民国旧派小说承袭了晚清的风气，常在报刊杂志上连载。当时上海都会报业杂志业发达，尤其报纸设有附刊，更催化了旧派小说在报章连载。就动机及风格言，城市民众重视消遣休闲，所以小说也多半走的是通俗娱乐的路线，才能迎合市民的口味。就文字言，此类小说的作者原是苏杭文人，所以旧派言情时常使用文言文甚至骈文，好让旧派文人有机会展现文才。（注：“譬如……天虚我生，……王（张）丹斧，……王钝根……等人，无一不是旧派的文人。”同上书，第491页。）此一五四以来，一直受到贬抑的传统，其实自有一套话语体系，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因此晚近已重新受到学界注目。

1703165781

1703165782 值得留意的是，活跃于此一时期的上海旧派作家，很多也同时创作弹词小说。首先以著名的天虚我生（陈蝶仙）（注：陈蝶仙，字栩园，浙江钱塘人，南社社员。生平著译近百种，并曾任《申报·自由谈》主编。）为例。天虚我生多次表明自己对弹词有很高的兴趣，而且至少出版过《潇湘影》与《自由花》两种弹词小说。《潇湘影》原名《桃花影》，影怜女史（注：顾影怜原是陈蝶仙青梅竹马的恋人。参Patrick Hanan，“The Autobiographical Romance of Chen Diexian，”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New Series，No.2（October 2000），pp.266。）评，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何春旭序。（注：民国三年（1914）在《女子世界》杂志连载。民国五年（1916）中华图书馆再版本，藏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此书共十六回，讲的是《红楼梦》诸人后代的故事。小说结尾处，顾影怜评曰：“以弹词而写哀情，此为破天荒第一部书。”（注：见《潇湘影》，第147页。）原来此书中男女主角的各种际遇，在在符合当时流行的哀情小说的程式。而《潇湘影》的写作缘起，作者本人却在《自由花·序》中才作了说明。《自由花》原来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中连载，后于1916年发行单行本。（注：同年中华图书馆再版，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藏。）天虚我生在《自序》中，详尽地描述了他与弹词小说的渊源。根据天虚我生的说法，他在幼年喜与与姊妹们共读《再生缘》、《天雨花》等弹词，但常嫌其平仄押韵不够讲究，其母激之，遂“阅十日成潇湘影弹词十六折，以献吾母”。后王钝根（1888—1950）主编“自由谈”，认为“近世说部体例，自以侦探及言情两种为最流行品，作者虽众，惜无能谱弹词者”，向天虚我生邀弹词稿，希望他“取新理想，而用旧体例，以成一种闺阁中欢迎之小说”。天虚我生遂“默体一般闺秀之心理，以及新社会种种不可思议知识”，写成《自由花》，由民国二年三月十日开始，在“自由谈”上分七十次逐日连载，并标为“爱情小说”。此书讲女校中四名女子的感情遭遇，内容颇为荒诞。而书名所谓“自由花”，字面上令人联想到晚清的革命理想，但书中女性争取的“天付与一种自由权利”，所指仅限于婚姻自主，而在追寻爱情的途中，还随时会被轻薄少年所侵犯，强夺其“自由”的权利。小说很明显的是在当时旧派小说喜谈婚姻自主的框架中写成的，而且对这种新时代产物的自由充满了反讽的情绪。

1703165783

1703165784 另外，张丹斧（生卒不详）著有《女拆白党弹词》，讲一群上海女子创立女拆白党，专事破坏拆白党的欺骗伎俩。（注：此书本名《贞女传》，又名《制雄党》。民国四年（1915）自序，民国六年（1917）上海震亚图书公司再版。见谭正璧《弹词叙录》，第54—56页。）李方滢（生卒不详）客居上海，撰《侠女花弹词》，原来于民国三年四月十九日开始在《申报·自由谈》连载，后于民国四年（1915）由上海锦章书局出版。（注：此书有民国四年（1915）自序，同年上海锦章图书局排印。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有藏。）李方滢又著有《孤鸿影》弹词，亦曾发表于《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后由上海新民印书馆排印出版，描写一男二女的苦恋故事。（注：此书有民国己未（1919）南沙姚民哀序，范澜君博题辞。）胡怀琛（寄尘）著有《罗霄女侠》弹词（民国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始在“自由谈”及“新自由谈”连载）与《血泪碑》弹词，两者皆为民国五年的作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广益书局排印合订。许瘦蝶著有《尚湖春》弹词，在《快活林》发表，有民国七年（1918）自序。（注：此书有己未（1919）莺湖唐左侬序，休宁金燕序，陈萍因、王鹗士、陆无悲、陆碎樵等题诗词七首，自题七绝四首，抄本。见谭正璧《弹词叙录》，第208页。）程瞻庐著有《明月珠》、《同心栀弹词》等数种弹词，前者于民国九年（1920）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讲清末奇女子杜宪英故事；后者由王蕴章校订，民国八年（1919）商务印书馆出版，讲康熙朝烈女吴绛雪殉节故事。（注：两书均藏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

1703165785

1703165786 以上所举的民初弹词小说的例子中，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是旧派小说的名家。他们多半都是早期《申报·自由谈》的作者，作品也常先在报刊连载，再行出版单行本。其中像程瞻庐，在一般的认识中是著名的滑稽小说家，其实竟也与弹词小说渊源深厚。（注：范烟桥说程瞻庐“并有弹词五种，……均商务印书馆出版。……藕丝缘弹词、孝女蔡蕙弹词、哀梨记弹词、明月珠弹词、同心栀弹词。”见范烟桥《中国小说史》，第299页。程瞻庐，名文棪（约1881—1943），苏州人，见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大系（1840—1919）》小说卷七，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937页；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这批弹词小说在篇幅上多属中篇，远远不能跟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相比。至于内容，则是不折不扣的哀情、黑幕、侦探等等通俗类型的综合体，并善于玩弄悬宕技巧，以挑动读者的好奇心。在这些弹词小说中，作者不羁地使用自由、平权等等时髦的政治术语，无端地想象女学生与留学生的浪漫或罪恶生涯，恣意地玩弄历史久远的扮装游戏，又或者道貌岸然地重新述说古典烈女的德范。简单的说，除了文体不同，这些弹词小说其实与当时的旧派文言小说面貌大致雷同。同时，正如天虚我生在《自由花·序》中所透露的，弹词在苏州、上海一带深受欢迎，人人自幼浸淫于此，影响深远。这些民初文人都与弹词盛行的苏州、上海地区有渊源，在地方风气感染下，才会在写小说之余，也写弹词。再者，经由天虚我生引述“自由谈”创始者王钝根的说法，也可以发现弹词小说在旧派小说中处于微妙的地位。盖旧派小说虽然类型众多，但皆以古文写作为主流，所以才需要特意鼓励弹词小说的创作。王钝根也承袭了晚清小说理论家的看法，认为弹词小说虽是旧形式，却最适于向闺中读者传达新理念与新知识。总而言之，在民初的上海，弹词小说其实与旧派小说同时存在，都是构成洋场文学的重要部分。然而这却是文学研究者一般比较忽略的一个侧面。

1703165787

1703165788 由以上的例子可知，弹词小说在民初上海是有市场价值的读物，而且也仍然被认为与妇女有密切关系。我们接着便可考虑其与女作家的关系。弹词曾经是清代女作家创作小说的最佳途径，那么，当新时代的女作家有了其他选择以后，弹词小说这个形式是否就完全被抛弃了呢？当然，从《玉镜台》的例子，我们已经观察到旧时女性弹词小说的传统，就像谭正璧与范烟桥所说，在民初以后已不可能延续。那么，由男性旧派文人所经营起来的弹词小说的市场价值，女作家如何看待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映清同样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

1703165789

1703165790 由这个问题出发，笔者开始搜集一些相关资料，而映清这位女性的面目也逐渐清晰起来。最引人注意的资料是，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大陆图书公司出版了《风流罪人》弹词（排印本四本），共三十二回，作者为“姜映清”，题为“时事弹词”。（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藏。）原来映清姓姜，而《玉镜台》并非她唯一的弹词作品。此书有王钝根及刘豁公序，海上漱石生题诗。而且，王钝根为《风流罪人》作的《序》透露了许多关于作者的细节：

1703165791

1703165792 余友陈佐彤君之夫人姜映清女士，出身世家，少娴诗礼，雅擅文章。……岁辛亥，余为《申报》创“自由谈”，女士即以诗词见投，间亦为小说。余深致叹赏，亟为刊布。读者无不称美。无何女士偕陈君过访，倾谈之下，相见恨晚，自是往来渐频，渐成通家之好。女士今年已四十许。陈君性耿介，不合流俗，故其文愈工，而境愈穷，女士弗以为愠。……余历任《申报》、《新申报》、《商报》及《礼拜六》、《社会之花》诸杂志编辑，女士无不以诗词小说相助。及予辍笔就商，女士亦遂不复著作。年来执教鞭于民立女子中学，贤劳倍昔。……而大陆图书公司主人以女士所著《风流罪人》弹词脍炙人口，多以《社会之花》分期排印，未窥全豹为憾，因丐女士力疾足成三十二章，始得印行单本，以餍海内读者之望。女士于小说最工弹词，求之今日著作界，几如凤毛麟角，此篇之作，弥足珍也。……（注：王钝根：《序》，第1—2页，见姜映清《风流罪人》，上海：大陆图书公司，1926年。）

1703165793

1703165794 王钝根是《申报·自由谈》的创始编辑，也主编过包括《礼拜六》在内的多种小说杂志，是民初重要的旧派小说家。我们由他的序得知映清的姓氏与年岁、丈夫的姓名，映清与钝根的渊源，以及《风流罪人》成书的经过。谭正璧在写《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中的《玉镜台》条时，显然尚未注意到《风流罪人》这个线索，这大概是因为他当时把眼光放在清末民初以前的古典作品，反而忽略了近在当代上海的文学市场。民国十五年的映清是四十许人，假设《玉镜台》是早于此时的作品，那么她当时离中年便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不过，谭正璧的猜测也并不离谱，至少，映清的丈夫的确是失意文人。姜映清与陈佐彤在现代文学史上并未享有大名，资料极少，所以笔者便依照王钝根提供的线索，直接由“自由谈”入手。“自由谈”创始以后，的确不时刊登陈佐彤的作品。起初以诗词为主，根据笔者所见，辛亥年（1911）只有一篇（注：《初游狮子林》（七月十三日）。）；但民国元年（1912）数量便激增，上半年至少有九篇，下半年则不见踪迹。民国二年初，陈佐彤的作品又开始大量出现，单以诗词而论，全年就至少刊载过二十余次。他的诗词作品，就内容而论，多为感叹国事日非，个人失意，亦不乏透露夫妻闺情者，间亦有嘲弄之作。此时，除诗词外，陈佐彤也开始刊登其他类型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与游戏文章等等（注：如民国二年九月十五日有佐彤著《沪人之血·可怜婆》一则，以半类短篇小说的形式，描述战祸中的受难者。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九日，载有“滑稽短篇”《诗丐》。又如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游戏文章”栏，有《现世大药房广告》，讥讽当世无耻行径。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有“讽刺小说”《势利鬼》。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游戏文章”《新尺牍》，讥笑新学生文字程度低落。），这当与主编王钝根个人的编辑风格有关。相对于诗词，陈佐彤在小说、杂文方面，显然以讽刺滑稽为主。这一期间，陈佐彤作品出现的频率甚高，这大约也与他跟钝根的交情不无关系。在陈佐彤成为“自由谈”的作者后不久，映清本人也加入了投稿阵营。她在“自由谈”上的初试啼声之作，是民国元年（1912）7月1日“心直口快”栏所载《感怀》诗四首。诗曰：

1703165795

1703165796 愧学比干说短长，纷争党祸碍安康。

1703165797

1703165798 蛾眉早夺英雄气，不挂香囊挂剑囊。（其一）

1703165799

1703165800 生计艰难百感真，共和误尽自由身。

1703165801

1703165802 黄金宝贵江山贱，甘作亡清第二人。（其二）

[ 上一页 ]  [ :1.70316575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