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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张丹斧（生卒不详）著有《女拆白党弹词》，讲一群上海女子创立女拆白党，专事破坏拆白党的欺骗伎俩。（注：此书本名《贞女传》，又名《制雄党》。民国四年（1915）自序，民国六年（1917）上海震亚图书公司再版。见谭正璧《弹词叙录》，第54—56页。）李方滢（生卒不详）客居上海，撰《侠女花弹词》，原来于民国三年四月十九日开始在《申报·自由谈》连载，后于民国四年（1915）由上海锦章书局出版。（注：此书有民国四年（1915）自序，同年上海锦章图书局排印。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有藏。）李方滢又著有《孤鸿影》弹词，亦曾发表于《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后由上海新民印书馆排印出版，描写一男二女的苦恋故事。（注：此书有民国己未（1919）南沙姚民哀序，范澜君博题辞。）胡怀琛（寄尘）著有《罗霄女侠》弹词（民国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始在“自由谈”及“新自由谈”连载）与《血泪碑》弹词，两者皆为民国五年的作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广益书局排印合订。许瘦蝶著有《尚湖春》弹词，在《快活林》发表，有民国七年（1918）自序。（注：此书有己未（1919）莺湖唐左侬序，休宁金燕序，陈萍因、王鹗士、陆无悲、陆碎樵等题诗词七首，自题七绝四首，抄本。见谭正璧《弹词叙录》，第208页。）程瞻庐著有《明月珠》、《同心栀弹词》等数种弹词，前者于民国九年（1920）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讲清末奇女子杜宪英故事；后者由王蕴章校订，民国八年（1919）商务印书馆出版，讲康熙朝烈女吴绛雪殉节故事。（注：两书均藏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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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的民初弹词小说的例子中，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是旧派小说的名家。他们多半都是早期《申报·自由谈》的作者，作品也常先在报刊连载，再行出版单行本。其中像程瞻庐，在一般的认识中是著名的滑稽小说家，其实竟也与弹词小说渊源深厚。（注：范烟桥说程瞻庐“并有弹词五种，……均商务印书馆出版。……藕丝缘弹词、孝女蔡蕙弹词、哀梨记弹词、明月珠弹词、同心栀弹词。”见范烟桥《中国小说史》，第299页。程瞻庐，名文棪（约1881—1943），苏州人，见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大系（1840—1919）》小说卷七，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937页；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这批弹词小说在篇幅上多属中篇，远远不能跟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相比。至于内容，则是不折不扣的哀情、黑幕、侦探等等通俗类型的综合体，并善于玩弄悬宕技巧，以挑动读者的好奇心。在这些弹词小说中，作者不羁地使用自由、平权等等时髦的政治术语，无端地想象女学生与留学生的浪漫或罪恶生涯，恣意地玩弄历史久远的扮装游戏，又或者道貌岸然地重新述说古典烈女的德范。简单的说，除了文体不同，这些弹词小说其实与当时的旧派文言小说面貌大致雷同。同时，正如天虚我生在《自由花·序》中所透露的，弹词在苏州、上海一带深受欢迎，人人自幼浸淫于此，影响深远。这些民初文人都与弹词盛行的苏州、上海地区有渊源，在地方风气感染下，才会在写小说之余，也写弹词。再者，经由天虚我生引述“自由谈”创始者王钝根的说法，也可以发现弹词小说在旧派小说中处于微妙的地位。盖旧派小说虽然类型众多，但皆以古文写作为主流，所以才需要特意鼓励弹词小说的创作。王钝根也承袭了晚清小说理论家的看法，认为弹词小说虽是旧形式，却最适于向闺中读者传达新理念与新知识。总而言之，在民初的上海，弹词小说其实与旧派小说同时存在，都是构成洋场文学的重要部分。然而这却是文学研究者一般比较忽略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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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例子可知，弹词小说在民初上海是有市场价值的读物，而且也仍然被认为与妇女有密切关系。我们接着便可考虑其与女作家的关系。弹词曾经是清代女作家创作小说的最佳途径，那么，当新时代的女作家有了其他选择以后，弹词小说这个形式是否就完全被抛弃了呢？当然，从《玉镜台》的例子，我们已经观察到旧时女性弹词小说的传统，就像谭正璧与范烟桥所说，在民初以后已不可能延续。那么，由男性旧派文人所经营起来的弹词小说的市场价值，女作家如何看待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映清同样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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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问题出发，笔者开始搜集一些相关资料，而映清这位女性的面目也逐渐清晰起来。最引人注意的资料是，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大陆图书公司出版了《风流罪人》弹词（排印本四本），共三十二回，作者为“姜映清”，题为“时事弹词”。（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藏。）原来映清姓姜，而《玉镜台》并非她唯一的弹词作品。此书有王钝根及刘豁公序，海上漱石生题诗。而且，王钝根为《风流罪人》作的《序》透露了许多关于作者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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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友陈佐彤君之夫人姜映清女士，出身世家，少娴诗礼，雅擅文章。……岁辛亥，余为《申报》创“自由谈”，女士即以诗词见投，间亦为小说。余深致叹赏，亟为刊布。读者无不称美。无何女士偕陈君过访，倾谈之下，相见恨晚，自是往来渐频，渐成通家之好。女士今年已四十许。陈君性耿介，不合流俗，故其文愈工，而境愈穷，女士弗以为愠。……余历任《申报》、《新申报》、《商报》及《礼拜六》、《社会之花》诸杂志编辑，女士无不以诗词小说相助。及予辍笔就商，女士亦遂不复著作。年来执教鞭于民立女子中学，贤劳倍昔。……而大陆图书公司主人以女士所著《风流罪人》弹词脍炙人口，多以《社会之花》分期排印，未窥全豹为憾，因丐女士力疾足成三十二章，始得印行单本，以餍海内读者之望。女士于小说最工弹词，求之今日著作界，几如凤毛麟角，此篇之作，弥足珍也。……（注：王钝根：《序》，第1—2页，见姜映清《风流罪人》，上海：大陆图书公司，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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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钝根是《申报·自由谈》的创始编辑，也主编过包括《礼拜六》在内的多种小说杂志，是民初重要的旧派小说家。我们由他的序得知映清的姓氏与年岁、丈夫的姓名，映清与钝根的渊源，以及《风流罪人》成书的经过。谭正璧在写《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中的《玉镜台》条时，显然尚未注意到《风流罪人》这个线索，这大概是因为他当时把眼光放在清末民初以前的古典作品，反而忽略了近在当代上海的文学市场。民国十五年的映清是四十许人，假设《玉镜台》是早于此时的作品，那么她当时离中年便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不过，谭正璧的猜测也并不离谱，至少，映清的丈夫的确是失意文人。姜映清与陈佐彤在现代文学史上并未享有大名，资料极少，所以笔者便依照王钝根提供的线索，直接由“自由谈”入手。“自由谈”创始以后，的确不时刊登陈佐彤的作品。起初以诗词为主，根据笔者所见，辛亥年（1911）只有一篇（注：《初游狮子林》（七月十三日）。）；但民国元年（1912）数量便激增，上半年至少有九篇，下半年则不见踪迹。民国二年初，陈佐彤的作品又开始大量出现，单以诗词而论，全年就至少刊载过二十余次。他的诗词作品，就内容而论，多为感叹国事日非，个人失意，亦不乏透露夫妻闺情者，间亦有嘲弄之作。此时，除诗词外，陈佐彤也开始刊登其他类型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与游戏文章等等（注：如民国二年九月十五日有佐彤著《沪人之血·可怜婆》一则，以半类短篇小说的形式，描述战祸中的受难者。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九日，载有“滑稽短篇”《诗丐》。又如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游戏文章”栏，有《现世大药房广告》，讥讽当世无耻行径。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有“讽刺小说”《势利鬼》。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游戏文章”《新尺牍》，讥笑新学生文字程度低落。），这当与主编王钝根个人的编辑风格有关。相对于诗词，陈佐彤在小说、杂文方面，显然以讽刺滑稽为主。这一期间，陈佐彤作品出现的频率甚高，这大约也与他跟钝根的交情不无关系。在陈佐彤成为“自由谈”的作者后不久，映清本人也加入了投稿阵营。她在“自由谈”上的初试啼声之作，是民国元年（1912）7月1日“心直口快”栏所载《感怀》诗四首。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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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学比干说短长，纷争党祸碍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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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眉早夺英雄气，不挂香囊挂剑囊。（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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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艰难百感真，共和误尽自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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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宝贵江山贱，甘作亡清第二人。（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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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黑漆引愁长，欲灭牢骚借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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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发苍髯谁解脱，要赢膏血实贫囊。（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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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梦原来未必真，茫茫花月镜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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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他暮鼓晨钟闹，难醒红羊劫里人。（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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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诗皆表达作者对共和时局的不满，以及对个人境遇的感伤，而两者皆与其夫婿的观察与体会类似。民国二年开始，映清出现在“自由谈”上的作品增多，全年刊登了十次左右，有时同日刊登一篇以上。其中的诗词之作，多相思闺怨等情调，如民国二年九月五日，“自由谈”就登了映清的《佐彤外史乱后返家集唐三章夜凉多暇亦检唐人诗摭拾率赓二绝》一首、《秋江送别集唐》二首、以及《闺怨》四首。这几篇作品全都是表达对丈夫远游的思念之情。此时的姜映清已确立了“自由谈”作者的身份。民国二年初，钝根将“自由谈”投稿者之姓名与肖像逐日刊登，以使作者互相识面。五月二十一日，“自由谈”便刊登了征求作者小影的广告，而佐彤与姜映清皆列名其中。（注：其时，共同列名的女作者还有瘦红、碧梧、绿窗、倚桐、云珠、秋娘、兰贞、芝卿、庭珍、锦云、艺侠、漱馨、清芬、海珊、半梅、侍仙内史、卢善珍、魏锄月、施畹芳、张曼君等人。在此征求广告之前，有名“双璧”的女作者，于五月七日刊登小照，引起众多赏鉴，题照和次韵者甚多。）六月二十九日，佐彤小照登上了“自由谈”，下注：“陈德桓，字彤佐（按：应为佐彤之误），别号铭彝，一字恂恂，又字亚东恨物”。接着，六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便刊登了“映青女士”小照，注曰“姜涟，字映清，别号象乾，东鲁人，适陈佐彤”。连续两天的小照刊登，清楚说明他们与“自由谈”的渊源，也向《申报》诸读者公布两人是夫妻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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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特别的是，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陈姜映清在“自由谈”之“文字姻缘”栏中，刊载了七言诗一首。她在诗作的说明中，明白表示此诗乃为张姓女友之夫弃妻另娶，不平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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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城顾某，弃妻重娶，绝少顾忌。清与张氏谊属世交，目击此种野蛮之事，发现于自号文明之显者家，窃为张女士深抱不平，而尤为共和前途三叹息焉。爰成七律章以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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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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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公道两何存，薄倖如斯海内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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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物自然甘坐妾，多妻无奈竟忘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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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缘未断情先断，声势虽赢理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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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逐寒蝉非亦是，为他人作不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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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映清为友打抱不平，遂以报纸公器，严词批判，称之为野蛮行为，这么激烈的举动，透露出她的个性应该是相当强烈的。尤其有趣的是，映清还认为中国社会有此薄幸之徒，可见离文明之境尚远，而国家前途更堪忧虑。私人感情与家庭伦理，在她的认知里，是应该放大到国家社会命运的层次来考虑的。这一个特点在她后来的长篇著作《风流罪人》中，也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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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自由谈”还透露了陈氏夫妇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不幸事件，这个记录也间接有助界定《玉镜台》的写作时间。民国二年三月三日，佐彤在“自由谈”刊登《悼亡女山圭作》七律二首，诗中说明其幼女感染天花，又被庸医殷受田误投凉药，因而致死。民国二年十月十日，陈姜映清又有《感言》诗一首，同样提到女儿病亡的事情。映清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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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光如剪复如梭，半世真同一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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