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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将修短描新样姊 姊啦为甚你凤目盈盈来看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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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作品，果然甚得弹词婉转细腻的精髓。可以想见，已抱孙的姜映清，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时，如何忆起自己当年写长篇弹词小说的心情，而那时的评弹演员演唱这些开篇时，又打动了多少听众的心。在弹词事业的最后阶段，姜映清之所以仍然如此投入，其实是因为在心理上受到收音机前听众的驱动。闺情、革命与市场这些驱动创作的因素，彼此之间或有冲突、或有补充，在清末民初时期，汇集在通俗取向的女作家身上。姜映清由女学生蜕变为职业女教师兼女作家，并且打入通俗文学的出版市场，最后还参与城市大众娱乐的生产，这个图像，不但在女性弹词小说史上具有象征意涵，更有助吾人厘清女作家在民初通俗文坛的位置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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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罗久蓉等主编：《无声之声（Ⅲ）：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600—1950）》，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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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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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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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真：《文苑·多罗·华鬘——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的观念与实践》，《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2期，第169—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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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发行，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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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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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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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革命与恋爱——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情爱问题的抉择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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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上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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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动剧烈，恋爱、婚嫁、感情世界，原属私领域的部分，也受到很大的冲击。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足跨传统与现代，处处显现矛盾现象。虽说自由恋爱已是当时多数人的共识，但从观念的提倡到行动的落实，从大人物到小民都难逃羁牵，陷入困境，加上公权力的介入，私人问题更成公众复杂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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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两性情爱故事繁多，议论纷纭，本文只想讨论两个问题：一是20年代知识分子把“恋爱”作为个人应有的私权时，如何看待“恋爱”？这个问题可由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中的讨论加以呈现；二是当“恋爱”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变成或涉及公事（政治）时，两性间的恋爱本质起什么变化？又该如何安排？结果如何？这个问题就该可以靠“恋爱与革命”的讨论中，加以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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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SOAS，日本庆应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曾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政治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现任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员。著有《革命之再起》、《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等专书，及近代史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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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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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婚姻革命”。相对于传统，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俗，破除非人道的婚姻制度，建立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两性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反对以家族门第相当、八字相合为择偶条件，进而建立男女结合的新道德观。男女社交公开和恋爱自由，便成为婚姻革命的前提。“恋爱神圣”不只成为五四时期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实际上也被许多人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体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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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是有过纯任自然而又感情奔放的时代，但后来“礼教”严格地约制了“情欲”，“男女失其平权，恋爱失其均势”（注：世衡：《恋爱革命论》，收入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4册，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年，第74页。），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制度缺陷和传统婚姻命定论的社会偏见，只有等待社会改造时代的来临才能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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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自由恋爱”在20年代的中国，已是多数新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从观念的提倡到行动的落实，却也不是想象中的简单和容易。张竞生借着谭（熙鸿）、陈（淑君）婚姻事件挑起“爱情定则”的讨论，说理头头是道，自己却陷入言行不一的婚变风波之中；胡适“无情人终成眷属”，而其“私情”成为当代历史“热点”；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故事，则成为新人类不可思议的“人间四月天”。至于外表古典、内心浪漫的吴宓，在《日记》中所透露的一厢情愿式的真情告白，实表达了五四相当浪漫的一面。其实20年代的中国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知识分子难逃民族、国家危机下的“公义”和大是大非重担，其结果是“革命”一旦成为正义的化身，私人感情也必须受到渗透和约束。“革命”与“恋爱”本属不相干的课题，不幸，中国人从这时候起，因“革命”挂帅，“政治暴力”入侵了私人的生活领域，“恋爱”因此饱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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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920年代胡适、徐志摩、吴宓的情爱史事，近年来已被坊间、学界列为民初名人爱情故事，一再探究，此处不再赘述。（注：胡适与韦莲司（Edith C.Williams）的交往，胡适与曹佩声（诚英）的婚外情，胡适与莎菲（陈衡哲）柏拉图式的恋情，在文献足征下，已有多种著述讨论其事。参见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沈寂：《时代碣鉴：胡适的白话文、政论、婚恋》（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沈卫威：《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有关徐志摩与三个女人的故事，1999年在台北公共电视台播出《人间四月天》时，炒到高峰；吴宓（雨僧）与毛彦文扑朔迷离的恋情，则因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整理出版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引发学者研究的兴趣；同时毛彦文在台北自费出版《往事》（1989）对吴的交往轻描淡写，更令学者对他们的感情世界有诸多揣测和联想。）同一时代的两性情爱故事，更难细数，本文只想掌握现有的材料，讨论两个问题：一是20年代知识分子把“恋爱”作为个人应有的私权时，如何看待“恋爱”？这个问题可由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中的讨论加以呈现；二是当“恋爱”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变成或涉及公事（政治）时，两性间的恋爱本质起什么变化？又该如何安排？结果如何？这个问题应该可以靠“革命与恋爱”的讨论，加以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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