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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史事与回忆：晚年文选》，香港：天地公司，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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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low Tani，ed.，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Writing and Femin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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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beth Croll，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London：Routledge&Kegen Paul，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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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Gilmartin，Gail Hershatter，Lisa Rofel，Tyrene White，eds.，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and the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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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公众的形成——1930年代中国的情感与媒体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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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郁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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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艳兴 译/林郁沁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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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1986年琼·斯科特（Joan Scott）要求将“女性历史”摆脱狭隘的研究方法的呼吁，探讨性别研究不仅仅存在于家庭领域，而且存在于通常被认为由男性占据的政治、经济及其他领域。通过考察1935年到1936年轰动一时的女刺客施剑翘案，本文旨在研究性别和情感是如何促进“公众同情”这样一个新的集体身份的形成。具体来说，本文展示由这位女刺客激发的公众同情，是如何调动起一个新兴的，有潜在批判性，但是又被视为高度女性化群体情感的都市大众，以及公众同情是如何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成为一种道德、政治和司法力量的。左翼批评家和司法改革者们认为这种公众同情太过于感情用事，婆婆妈妈，并带有封建色彩，不适宜于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这种批评意见代表着精英们对公众的崛起，以及他们在大众传媒时代下的感情表述，所存在的一种普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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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郁沁（Eugenia Lean），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代史副教授。她曾就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发表著作Public Passions：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2007）。林教授目前的研究重点是通过肥皂这个现代化产物来探讨现代工业、科学和商业对民国时期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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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小姐施剑翘自为乃父施从滨复仇后，一时轰动全国，大快人心，各地戏院，均争相竞排侠女复仇记，号召力之大盛一时。（注：《福尔摩斯》，1936年11月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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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3日，施剑翘进入天津的居士林，来到她的仇敌前军阀孙传芳的身后，向他开了三枪。佛堂顿时陷入一片骚乱与恐慌之中。这位女刺客不慌不忙、满怀胜利激情地喊道：“我是为父报仇，大家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任何人，也不会逃走。”在刺杀以后的日子里，施剑翘非凡的复仇之举因令媒体格外感兴趣而成为焦点。漫长的法庭审判以及最后国民党政府的特赦持续成为头条新闻达一年多之久。这一事件是如此的轰动，以至于各大戏院竞排根据施剑翘案改编的戏剧，媒体征集受此事件激发灵感的系列小说，甚至无线电广播也播放着有关这一事件的弹词。但是，正如上面评论者所指出的，此案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其能够“打动人心”，继而激发“大众情绪”的强大影响力。本文通过考察这一轰动的案件，旨在探讨20世纪初期“公众同情”这一前所未有的政治与道德权威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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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同情”在施剑翘案中非常明显，但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构想“公众”的概念。清末的改革家们，如梁启超，就已经开始热心宣传“舆论”的观念，这一概念脱胎于西方的政治话语，并且作为一个新词从日本传入中国。梁启超和其他改革者们曾经倡导用这个词作为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的基础。（注：Joan Judge，“Publicists and Populists：Including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Late Qing New Citizen Ideal，”in Imag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eds.Joshua A.Fogel and Peter G.Zarrow，Armonk，NY：M.E.Sharpe，1997，pp.165-82.）如同“舆论”在晚清被用来构想一种新的集合体，我认为“公众同情”是一种“想象的权威”（Imagined Authority），该词借自于凯斯·贝克（Keith Baker），他在讨论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公众舆论（l’opinion publique）时创造了该词。（注：Keith Michael Baker，“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in 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eds.Jack Censer and Jeremy Popki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7，pp.204-46.）此外，作为一种“想象的权威”，1930年代的公众同情如同晚清的舆论，被视为充当了一种功能，用来监督人浮于事的官场。尽管存在相似之处，这两种概念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较早时期的“舆论”思想蕴含理性与进步，因而出现在新改良主义报刊的篇章里。晚清知识分子宣传这一概念，并且力倡其可行性。他们认为大众舆论可以充当清政府权力衰弱之后的矫枉之法。相形之下，后者“公众同情”这一概念，明显是建立在大众的情感之上，通过媒体炒作而形成。更何况，不同于晚清知识分子对“舆论”的极力宣传，20世纪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对公众的崛起存有疑虑，他们激动地哀叹大众情绪其实是婆婆妈妈、感情用事的，还常常陷入迷信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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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奇观和情感在构建“公众”这一观念中的重要性令我们反思近代中国史领域针对批判性的城市公众的研究。早期有关这一问题的论争局限在或者支持或者反对中国存在类似于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的情况的可能性。（注：早期的论争可以参见《近代中国》（第19卷第2期）1993年专号。在本期的诸位作者中，罗威廉（William Rowe）和兰金（Mary Rankin）主张中国存在公共空间；黄宗智（Phillip Huang）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认为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公共空间。）最近学者们已经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实质上的公共空间这一非常目的论的命题，转向了更为理智的对“公众”观念在明清与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构形的探究。他们最终关注的是如何理解新兴的城市机构（如劳工群体、市民组织、自主的法律职业）以及愈演愈烈的国家集权，是如何独特地影响着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注：参见如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Michael Tsin，Nation，Governance，and Modernity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Xu Xiaoqun，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1912-1937，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而且，这些研究考察的不仅仅是一个公众群体形成制度上的可能性，还有标准化的可能性。（注：从文化或话语的角度研究此问题的学者包括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147-176。）结果，他们开始把城市公众描绘成一个更为千变万化、摇摆不定的范畴，在其中人人参与政治成为实际可能，统治政权与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可以流畅地沟通，这种互动有时在本质上是对抗性的，有时又互有交叠，使得社会群体与国家一起迈向同一目标。笔者对“公众同情”的考察建立在最近这一新的趋势之上，认识到了“公众”观念的流动性，及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不断变化的意义。本文亦认为，“公众”并非只能源于现代理性的典范，其也有可能根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对“情”的道德真实性的认可。同样地，笔者以为公共空间并非只能出现在咖啡馆和沙龙里批判性的讨论之中，也有可能通过媒体炒作的影响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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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有意对公众群体、其本质、以及与现代性的关系做全面的学术的重新审视。举例而言，19世纪巴黎的一位学者范妮莎·舒瓦兹（Vanessa Schwartz），阐述了新形式的大众媒体及其文化实践之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把日常生活变成不寻常的“奇观”，还在于它们把个体观众聚合起来，成为一个新兴的都市群体。他们乐在其中，消费着眼前呈现的奇观景象。（注：Vanessa Schwartz，Spectacular Realities：Early Mass Culture in Fin-de-Siècle Pari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舒瓦兹在她的著作中尤其关注观看行为和视觉消费，通过观看这些“奇观”所表现的现实揣摩人们对于都市现代性的体验。与舒瓦兹不同的是，本文关注的是新兴都市人群情绪化的、被感觉支配的参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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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的复仇之举由于繁荣的商业大众媒体而成为轰动的事件。这一复仇之举因其美德与勇气的彰显而被称颂为非凡行动。但同时又被理解为一个日常的普通事件，因为施出于孝道的动机是所有人熟悉又容易理解的。当复仇事件通过现代新形式的大众传媒广泛传播时，它不仅仅成为了不寻常的“奇观”，而且作为一个轰动事件而被炒作，继而吸引了一大批城市消费者，他们不约而同饱含激情地关注这位正义刺客的命运。由是，本研究旨在论证19世纪和20世纪的消费社会与大众媒体的出现及其在产生新兴的城市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为欧洲所特有，其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也引出了有关情感因素在公众中的影响的问题。在定义以大众媒体为中介的公众时，“观看”的行为的确非常重要，但“感觉”与“同情”亦是如此。作为不寻常的奇观，或者更贴切地说，炒作，施的复仇这一日常事件吸引了公众广泛的情感参与，遂而产生了意义重大的道德与政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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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述“公众”这一历史特定概念是如何出现于施剑翘案件中的，我首先论证女刺客的自我能动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施剑翘既是一位机智的宣传家和聪慧的表演者。她积极地谋求大众媒体的关注，并且最大程度地拨动公众的情绪之弦。尤为重要的是，为了迎合城市观众的想象、正义感和情绪，施剑翘极有策略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英勇的侠女。侠女是一种长期存在的道德英雄主义的女性化身，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传奇。可见在施剑翘那个年代的都市白话文学中侠女依然大为流行。施剑翘不仅是一个武侠小说的阅读者，还是一个此类故事的讲叙者，她采用了武侠小说的套路来讲述她的复仇故事。结果是，她有效地迎合了阅读这类传奇小说的读者的同情心。反之，媒体对施剑翘不断的称颂以及对这一胜利的复仇行动的排演——把施剑翘的行动美化成超越国民党统治的侠义女英雄——逐渐赢得了显著的政治意义。在消费那些根据施剑翘案改编的不同版本的故事中所产生的公众同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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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施剑翘：女侠与媒体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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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这位孤胆女刺客在吸引城市民众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功，必须归结于她擅于与中国的新兴大众媒体打交道。实际上，至20世纪30年代，现代模式的大众传媒在中国的都市空间里百花争艳。尽管对新兴媒体的确切影响很难做出评估，但是自从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那一刻起，其指数增长是毫无疑问的。根据林培瑞（Perry Link）的研究，上海媒体产业从世纪之初到30年代早期大致扩大了6倍。同期，城市人口的识字率至少增长了2倍。（注：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10.）这样的增长意味着对一些流行报纸来说，至30年代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份之多。（注：更为清晰的描述可以参见Frederic Wakeman，Jr.，Policing Shangh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238-239。魏斐德指出，根据1935年《上海市年鉴》，1934年的新闻报纸如《申报》的发行量是150000份（40%在上海销售，60%在外地），《新闻报》与《申报》具有同样的发行量和销售量，《时报》是94000份（47%在上海，53%在外地）。）然而，这一数字不能够说明报纸影响的全部范围。人们经常是通过共享报纸、阅读那些张贴于公告牌上的报纸，或者仅仅通过口口相传来获取新闻。更何况，无线电广播的引进已经使得新闻在少数有文化的都市群体之外传播成为可能。都市读者能够接触到的媒体的多样性也大为增长。他们能够从各种渠道获得新闻，包括商业日报、每周画报、期刊杂志，还有小报，这些小报往往因其短暂的寿命和强劲爆料而著称，在英语中称为“蚊子报”（mosquito press）。一些流行事件甚至充当了大众娱乐的食粮。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剧作家及广播节目秀的编者毫不犹豫地从“现实”中汲取资源以娱乐都市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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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施剑翘看上去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都市大众媒体的本质与影响力，并且惊心策划她的复仇之举，让它最大限度地迎合当下那些极度渴望大事件的媒体及其都市消费者。施剑翘从一系列的社会与文化资源中备受启发，她建构了一个情感上富有有说服力、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孝义复仇的故事。她构思自己的故事的方式非常贴近于当时十分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里的虚构情境，从而为她的行为铺垫了大家都熟悉的道德背景。林培瑞在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开拓性研究中，试图为这一文学类型正名，尽管五四叙事谴责这一文学形式缺乏意义，林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主要的故事形式是描写儒家家庭悲喜剧和因果报应，还有恋爱和侠客的故事以及一些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帮助了城市居民应付现代都市生活的变迁。（注：把施剑翘赞扬成侠女的观众大致位于同一阶层。但并不限于林所指的“中层”（比如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读者）。林培瑞所指的“中层”是社会中的一个非知识分子阶层，称他们为“小资”（Petit-bourgeoisie），他们所具有的教育水平、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以及休闲时光使其能够对通俗娱乐进行相当规模的消费。也必须指出的是，“中层”蕴含有精英观点之嫌，此点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林培瑞的初始动机是要反击五四叙事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贬低。）施剑翘的真实传奇与这些儒家悲喜剧和因果报应的复仇行动的故事有着如此的相似之处。在施剑翘的叙述中，人物特征的塑造——女刺客，掠夺成性的军阀，值得尊敬的父亲，和悲痛忧伤的母亲——与这些虚构的故事原型一一相对，唤起了自然而然的道德联想。孝道、英雄激情和因果报应等主题作为鸳鸯蝴蝶派小说主角的可靠动机经常出现。施剑翘在暗杀现场满怀胜利之情地发表宣言“我是为父报仇”，可能直接受启发于诸类都市小说，极其有说服力地为她的刺杀行动提供了道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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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女成功地博得了如此多的同情，其关键之处也许是她赋予自己动机的性别化特征。大规模的军阀杀戮以及普遍的政治暴力在20世纪之初司空见惯。国民党自身就依靠非正式的军事组织对敌人进行政治暗杀。况且，为孝复仇的案例亦并非前所未有。一件几乎同样的为孝复仇的案件发生在仅仅3年之前，其时郑继成“为叔报仇”，行刺了退休军阀张宗昌。（注：有关这一早期的案件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Eugenia Lean，Public Passions：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144-173。当时的评论者没有忽视两案的相似之处。有些评论者认为应该“援郑继成杀张宗昌之先例”。比如，参见《扬州妇女会营救施剑翘》，《申报》，1935年12月2日，第9版。）然而，没有哪一个案件在激起媒体热情和公众关注上能与施剑翘案相提并论。譬如，与施剑翘的复仇行动相比，三年前的郑继成刺杀案没有被广泛地改编成小说、广播剧和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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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施剑翘案能够引起轰动，其原因很大部分在于其性别。尤其是，施剑翘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英勇的女侠客，能够博取相当大的同情，借助于这一角色泰然处之地编织着复杂的社会性别政治网络。总的来说，传统意义上的侠客在此时得到了文化复兴。长篇小说、报刊连载、广播剧、戏剧以及电影都是以法外英雄与豪情侠客为题材，他们自我标榜为正义的战士。这些形象受到了一种个人英雄侠义感的鼓舞，再加上他们拥有一身武艺，他们为了维护道德真理，经常是超越现有法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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