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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贫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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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女性贫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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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城市贫困的研究中，性别主题是国外学者关注的话题之一。学者们的相关研究认为城市化历程本身就受到性别角色与关系的影响。男性与女性在获取收入、资源与服务的途径方面有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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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迪娄恩（Wapula Raditloaneng）与姆连伽（Derek Mulenga）认为把贫困视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实际上，贫困也有非经济的一面：包括不充分的教育与文盲、不良的健康状态，市民参与的缺乏。贫困城市妇女现金收入的缺乏使他们无法为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们提出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研究时，应该看到其性别基础与教育方面的问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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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腾（E.Wratten）认为城市贫困有性别倾向性，女性更容易遭受到贫困的冲击，社会上的性别偏见影响了女性获取成功的能力与脱离贫困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女性的权利经常被忽略，女性在雇佣机会、获取住房与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受到性别歧视，因而她们更容易成为城市贫困的受害者。[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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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在对贫困老年妇女的研究中指出对贫困的主观体验与对贫困的客观定义有着很大的不一致。妇女们从根本上并不把贫困视为一个财政问题，而是经常被移换到情感、亲属或精神缺乏上面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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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者们尝试在地方背景中去深入探讨贫困的内涵，了解结构力量与不平等在产生这些背景中所起的作用。阿代尔（Vivyan.C.Adair）继承并发展福柯（M.Fucault）的理论，主张将“当代贫困作为以贫困妇女与儿童躯体为对象的道德病理学时，还要注意到这些不仅仅是规训的隐喻与标志。贫困妇女与儿童是被标记、被毁伤、被迫在将受害者烙上声名狼藉的标签的公共展览中负担与传输符号。在研究贫困时，应该将权力体系、贫困的物质状况与对贫困的躯体体验结合起来。权力体系通过复制社会与躯体标志来生产并展示贫困。福柯的理论——躯体是有标记的，通过话语作为历史特定权力关系的产物——对女性主义者是有帮助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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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贫困现象中女性的弱势地位，许多人类学者也日益从女性主义角度去反思贫困问题，提出相应的贫困解决措施。学者的研究显示：在美国，随着收入不平等在持续增长，后工业时代的阶层结构之间的性别、种族与人种分界线更为明显化。在这一时期，“贫困的新民族志”兴起，重点探讨贫困与阶层之间关系：福利改革、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变，家庭生存策略与低工资劳力市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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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Dana-Ain Davis）认为应该在社会变革这一社会情境中讨论“不公平”的主题，在为社会公平服务时，人类学者需要在社会变革中研究贫困问题以及给女性“增权”的问题。同时，在对贫困的研究中，对过程的研究与对结果的研究同样重要，进而提出在女性主义研究理论基础上应该重视对社会变革的研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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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安吉（Suzanne.M.Bianchi）指出，20世纪70年代，女性贫困处于增长趋势，到了80年代前期，工作年龄妇女遭遇贫困风险的趋势有所下降。导致这种趋势的因素：第一，妇女的雇用率增加而性别工资差距的下降提高了妇女的生活水平高于贫困线的可能性。第二，80年代早期，专为男性而设的制造业职业的下降，增加了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坠入贫困境地的可能性；以上两个因素的结合阻碍了贫困的女性化趋势在工作年龄人口的发展。第三，非婚群体的增加，提高了单亲父母的比例，这一趋势把贫困浓缩于母亲—孩子家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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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经常用女性化（Feminiz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底层阶层（underclass）、亚文化（subculture）这几个概念来分析贫困问题。[33]奥贝达（Randy Albelda）在检验贫困测量问题以及美国男女之间的贫困率时，指出女性的贫困率比男性要高，单亲母亲的贫困率更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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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卡姆比（Karen Seccombe）关注经济贫困者的个人体验，探讨福利改革对贫困者的实际影响。他考察妇女从福利中得到了什么，她们又是怎样保持在福利体系中的。他的研究主要运用了贫困的文化理论——把贫困与一系列相关的非主流价值与社会组织、对于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公平待遇与制度歧视的社会结构解释联系起来理解。[35]储恩（Dorothy E.Chunn）与伽维干（Shelley A.M.Gavigan）等解构福利制度，指出贫困的犯罪化在不断地增加，探讨了规范、控制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她们从女性主义角度去反思道德规范，批评所谓的道德规范观点，对福利与福利制度进行概念化，揭示了“福利欺骗”的实质，即对妇女权益的漠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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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女性贫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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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贫困研究的历史，女性贫困论题的导入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系统强有力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是持续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伴生现象，由于其所依附的“进步”、“现代化”、“发展”、“赋权”这样一些理念的普适性，女性主义的研究思维（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悄无声息地在应用领域和全世界的众多发展规划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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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玲对女性贫困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她认为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就一般而言，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女性较之男性更为贫困，并更处于贫困化中。仅仅强调贫困的地区性差异，仅仅注重区域性的扶贫，无疑将女性的贫困和贫困化隐匿了，两性间的贫富差距在“暗箱操作”中进一步扩大；研究指出农村妇女的地权无保障更易使妇女陷入贫困。在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中，首先，社会资源的配置往往是以家庭/户而不是个人/个体为单位；其次，从“户平等”的逻辑出发，家庭根据家庭整体而不是家庭成员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制定家庭策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定位家庭成员的价值，确立家庭成员的作用。“户平等”的表象之下难免蕴含着家庭内部包括性别、年龄、代际等在内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建构是以家庭利益为原则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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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强调在对乡村性别问题的经验研究中需要从个人、农户和村社的层面，观察妇女与男子相比所实际享有的财产权，考察他们对农户生产和社区政治活动的参与，对家庭内部资源配置决策的参与，对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参与，以及对技术培训和推广活动的参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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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秀等在经济波动中农户劳动力供给行为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机会显著低于男性[39]；赵耀辉指出教育在农村女性就业中的作用[40]；李实分析了农村女性的劳动力流动问题[41]；李小云和林志斌在分析性别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性别在农村发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42]；金一虹的研究揭示出在苏南农村，从表面看，当进工厂仍属稀缺资源时，社区的配置原则是按户分配名额，家庭内的配置原则是“先长后幼”。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实际的运作是先男后女、先长后幼、先内后外。最核心的是与父系亲缘的疏密程度[43]；汪雁和慈勤英以一个街道贫困家庭的社会调查为例对城市贫困主流测量方法理论假定进行了社会性别分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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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Linda Y.Yuen）与霍尔（St.Edmund Hall）考察了中国城市中妇女劳动力市场和贫困人口问题，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里，男性与女性在收入上的不平等在不断攀升。在现阶段的改革中，有许多城市工人下岗，中国城市的就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社会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回报上都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只能获得更少的社会资本与较低的劳力工资收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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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研究虽然方法不同，但都指出了现存的性别差距，分析了性别不平等与贫困存在联系，传统的性别规范和角色仍然是消除贫困的一个障碍，并将继续作为文化和社会贫困得以延续的有关决定性因素。[46]社会性别制度是导致社会性别差异的根源。[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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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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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社会学视野里的贫困研究，不难发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学者在贫困研究的各方面均处于后发展阶段。国内学者关于城市贫困的研究集中于贫困规模、贫困测量和贫困成因分析等几个方面。关于反贫困实践，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贫困研究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增强，国际组织的“反贫困”策略对性别取向的强调，以及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对“女性贫困”的重视，对我国农村发展项目的性别意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云南省小额信贷项目的性别取向。然而城市反贫困策略则完全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社会性别分析相对于我国反贫困的实践而言，仍然有一些舶来的色彩，甚至被人戏称为“洋奴买办的事业”[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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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贫困研究的视角基于“普遍性”，研究重点集中于贫困人口的总体生活形态，贫困产生的整体原因以及与之对应的反贫困策略。对特殊群体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以性别为区划的贫困研究。有学者认为：“国内贫困研究存在两个事实：一是贫困研究和实践中存在性别盲动或者完全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现象；二是长期以来，贫困人口被假定为家庭均质或者社区均质的人口群体。”[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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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研究“特殊性”视角的缺位及其造成的后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揭示，而“性别”作为一个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变量之一，对其漠视所造成的研究结果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城市贫困研究的“普遍性”视角，就社会性别而言，造成的最显著缺陷之一就是“贫困研究的性别盲视”，其直接表现，就是在操作层面上缺乏性别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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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往研究的分析对象多为贫困家庭整体，这种理论逻辑明显地暗含一个理论假定，即家庭内的贫困分布均等。事实上，对于这个理论假定的基础，支持主流贫困测量的人士并非毫不怀疑，他们承认：“如果‘家庭内资源分布均等’与社会事实不相符合，那么，实际上女性比男性更加贫穷，尽管两性在家庭中有相同的统计贫困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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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大量与贫困密切相关的数据都呈现出女性弱势的倾向。目前国内对贫困女性这一不利群体问题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还相对薄弱，缺乏有深度的研究结果。国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进行贫困研究，我国也已开始涉足，但研究或实践仍很少，对于性别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以及妇女贫困如何产生与再生都缺乏缜密的具体分析。而且研究也多集中于农村贫困妇女，对城市贫困妇女的研究鲜见。因此，笔者认为研究或实践中需要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城市贫困研究进行反思以提高减贫的效果，同时避免不平等的加剧，促进女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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