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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Linda Y.Yuen）与霍尔（St.Edmund Hall）考察了中国城市中妇女劳动力市场和贫困人口问题，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里，男性与女性在收入上的不平等在不断攀升。在现阶段的改革中，有许多城市工人下岗，中国城市的就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社会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回报上都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只能获得更少的社会资本与较低的劳力工资收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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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研究虽然方法不同，但都指出了现存的性别差距，分析了性别不平等与贫困存在联系，传统的性别规范和角色仍然是消除贫困的一个障碍，并将继续作为文化和社会贫困得以延续的有关决定性因素。[46]社会性别制度是导致社会性别差异的根源。[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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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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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社会学视野里的贫困研究，不难发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学者在贫困研究的各方面均处于后发展阶段。国内学者关于城市贫困的研究集中于贫困规模、贫困测量和贫困成因分析等几个方面。关于反贫困实践，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贫困研究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增强，国际组织的“反贫困”策略对性别取向的强调，以及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对“女性贫困”的重视，对我国农村发展项目的性别意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云南省小额信贷项目的性别取向。然而城市反贫困策略则完全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社会性别分析相对于我国反贫困的实践而言，仍然有一些舶来的色彩，甚至被人戏称为“洋奴买办的事业”[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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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贫困研究的视角基于“普遍性”，研究重点集中于贫困人口的总体生活形态，贫困产生的整体原因以及与之对应的反贫困策略。对特殊群体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以性别为区划的贫困研究。有学者认为：“国内贫困研究存在两个事实：一是贫困研究和实践中存在性别盲动或者完全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现象；二是长期以来，贫困人口被假定为家庭均质或者社区均质的人口群体。”[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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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研究“特殊性”视角的缺位及其造成的后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揭示，而“性别”作为一个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变量之一，对其漠视所造成的研究结果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城市贫困研究的“普遍性”视角，就社会性别而言，造成的最显著缺陷之一就是“贫困研究的性别盲视”，其直接表现，就是在操作层面上缺乏性别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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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往研究的分析对象多为贫困家庭整体，这种理论逻辑明显地暗含一个理论假定，即家庭内的贫困分布均等。事实上，对于这个理论假定的基础，支持主流贫困测量的人士并非毫不怀疑，他们承认：“如果‘家庭内资源分布均等’与社会事实不相符合，那么，实际上女性比男性更加贫穷，尽管两性在家庭中有相同的统计贫困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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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大量与贫困密切相关的数据都呈现出女性弱势的倾向。目前国内对贫困女性这一不利群体问题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还相对薄弱，缺乏有深度的研究结果。国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进行贫困研究，我国也已开始涉足，但研究或实践仍很少，对于性别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以及妇女贫困如何产生与再生都缺乏缜密的具体分析。而且研究也多集中于农村贫困妇女，对城市贫困妇女的研究鲜见。因此，笔者认为研究或实践中需要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城市贫困研究进行反思以提高减贫的效果，同时避免不平等的加剧，促进女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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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排斥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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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社会排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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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排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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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概念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最初是在研究贫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排斥所感兴趣的不是贫富的划分，而是某些群体贫困的过程和以生活不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生存状况。正如学者们公认的那样，最早明确提出和使用社会排斥概念的是法国学者拉诺尔（Ren Lenoir）。1974年拉诺尔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它最初是被用来解释当时占人口的1／10、没有受到社会保障的保护、同时又被贴上“社会问题”标签的不同类型的受排斥者（the excluded）的一种理论视角和政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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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经济的辉煌时期渐已过去，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前人们认为是将要消失的问题——贫困。这种新出现的贫困主要不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而是由工业重建，即大规模的经济变迁引起的。[51]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法国，由于技术变革和经济重构而导致的长期失业及新贫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民主党政府用“排斥”概念来指称这些现象。这个概念与法国的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法国主张共和主义与社会团结的理念，认为个人和社会整体之间存在着道德联系，也就是彼此之间具有义务：社会有帮助个人的责任，个人有从属于社会、为社会劳动的义务。法国80年代以后的“社会排斥”概念主要用来指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断裂或个人脱离于整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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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概念自提出后，其含义就不断地得到更新和扩展。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了经济全球化的重建过程，结构性失业的增长引发了日益严重的“新贫困”，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团结削弱和社会分化的危机来势凶猛。理论界对这种社会现实迅即作出了回应，赋予社会排斥新的含义。社会排斥成为描述和分析在个人和群体以及更大的社会之间建立团结上所存在的障碍与困难的一个新方法，它是指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诸纽带削弱或断裂的一系列过程。[52]此时的社会排斥已不同于传统的贫穷，它包含了由于日益增长的长期失业而造成的进步中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中断这样一个社会解体的过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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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开始，社会排斥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焦点。1989年“社会排斥”概念被写进了欧盟社会宪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的序言。1994年欧洲委员会发表了白皮书《欧洲社会政策：联盟的前进方向》，书中确定了欧盟社会政策的中心是避免社会排斥，奠定了社会排斥作为欧盟社会政策重点的地位。[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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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在欧洲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与马歇尔学派鲁姆等人的观点相结合，衍生出新的定义：社会排斥是社会权利的未能实现。根据马歇尔学派的观点，“每个公民有权享受某种最低的生活标准，有权参加社会的和职业的主要建制；社会排斥问题可以从这些社会权利的否定和未实现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经济维度不是贫困的唯一因素，各项社会权利的未能兑现才是贫困的首要原因。“公民只要不能够取得他们的社会权利，往往便陷入普遍而持续的不利状态，连其社会的和职业的参与机会也在减少。”社会排斥是人的基本权利遭到否定的结果，是对民主社会的诸项原则和民主社会本身的严重破坏，是对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诸项权利的否定，也是对公民身份的否定。[55]康明斯（Commins）认为现代社会的四种制度保证了公民资格的实现，即确保公民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完整身份：提升公民政治融合的民主和法律制度，提升经济融合的劳动力市场，提升社会（服务）融合的家庭和社群系统。他指出：“一个人对社会的归属感建立在这四个制度上。公民政治融合意味着成为民主制度中的一个平等公民。经济融合意味着拥有工作，能够自食其力。社会（服务）融合意味着可以获得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的帮助。人际融合意味着当需要时家庭、朋友、邻里和社会网络可以提供照顾、友情及伦理支持。”因此，社会排斥也指以上确保公民资格充分实现的社会制度的崩溃和失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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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社会排斥作出的定义，可谓见仁见智。英国学术界所用的社会排斥主要是从社会参与层面进行界定，认为社会排斥指个人未能充分参与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博查德、理查德森和格兰德等学者的观点。博查德等人把一些社会居民不能以该社会公民身份参与该社会市民能参与的，诸如消费活动、储蓄活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等正常活动的情形定义为社会排斥。[57]理查德森和格兰德等学者强调，居住在某社会地理上的居民，如果因为无力控制的因素阻止，不能参加作为该社会的公民可以参加而且愿意参加的正常活动，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就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社会排斥。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希望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而被他们不能控制的社会因素阻止了，从而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实现，这种社会问题与表现就是社会排斥。强调“参与性”是这类定义的显著特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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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在欧盟之外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曼纽尔·卡斯特把社会排斥定义为：“社会排斥是由社会制度和价值架构的社会标准中，某些个人及团体被有系统地排除于能使他们自主的地位之外”，“社会排斥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状态”。[59]戴维·波普诺在考察民族、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时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主导群体（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种歧视与偏见，主导群体以此来阻止对少数民族的接受或使接受程度最小化。当“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时，就发生了社会排斥。这种排斥“反映了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60]他总结了国际社会历史上在民族问题上所存在的几种社会排斥形式，如消灭与种族灭绝、驱逐、政治区划和隔离等。他还指出，虽然随着社会进步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些社会排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要彻底消除仍然是个问题。此时波普诺所使用的社会排斥概念并不是原初意义上的含义，他只不过把社会排斥用于研究民族、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发展和拓宽了社会排斥的意义与应用范围。他所总结的几种社会排斥形式是针对民族问题上的最特殊、最为严重和残酷的社会排斥。如今，这类社会排斥已经极大地得到改善，只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要彻底消除还有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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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作为一种分析以贫困为表征的社会弱势群体及其问题的范式和架构，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应用？能否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平等、权利、剥夺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一分析视角能否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不平等、就业和社会整合等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对把社会排斥概念应用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持怀疑态度，是以往相关文献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将欧洲的“社会排斥”话语投射或者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放到一个更广泛的架构中，提供一个一般性架构的方式，亦即在一系列国家背景之下的方式来形成，是一种产生全球性分析和政策洞见的好方式。罗杰斯认为社会排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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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推动下，在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展了社会排斥的研究。凯雅格和蒂贝琼卡在对坦桑尼亚的贫穷和社会排斥的研究中指出，社会排斥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启发性的工具，不是把社会弱势者的不同方面看作是没有联系的现象，而是最终把它们和社会发挥功能的方式联系起来，因而使得内在关系在它们之间确立起来。森（Sen）在对亚洲社会排斥现象的研究中指出，社会排斥的理念近来被用于描述在亚洲特别重要的、多种多样的“排斥”现象。[62]有许多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排斥不同于发达国家。德汉和奈亚克指出，在南亚最迫切的问题是穷人没有最基本的保障，并非如发达国家的穷人那样排斥于社会权利。[63]由此可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排斥的基本形式是不同的。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社会排斥的因素也是不同的。欧美的文献主要强调劳动力市场排斥。[64]辛格（Singer）指出，在巴西，被社会排斥者主要是那些排斥于正规经济而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人，他们因收入低，住不起像样的房子，只能在街头摊贩等非正规消费市场购买物品，没有正规的医疗保障。[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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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以上“社会排斥”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可以看出，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国家，社会排斥的概念不同。有学者认为虽然人们逐渐广泛使用社会排斥词汇，但仍然不清楚它的准确含义。实际上，这个词汇之所以得到传播，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准确的定义，从而意味着它与所有人的所有事都是有关的。学者们实际上达成了一点共识，即我们不可能用单一和特别的标准来界定“被排斥”的状态。他们的讨论似乎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相对性；第二个要素是能动性；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动态性。[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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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排斥概念，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些不同中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强调社会排斥涉及关系性问题。社会排斥概念的独特之处是其主要聚焦于社会关系议题，即不足够的社会参与、缺乏社会整合和缺乏权力。[67]也就是说，在劣势社群边缘化社会状况和不利社会地位的分析中，研究者不仅应关注劣势本身，还要关注导致劣势的社会关系根源。[68]社会排斥概念对劣势社群的分析应由静态分析转变为动态分析和过程分析，由个人或家庭的劣势转变为关注对地方劣势社区的研究，由聚焦于分配关系转变为侧重于社会关系。[69]总而言之，社会排斥概念的优越之处是，它强调社会关系因素在贫困研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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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社会排斥概念是对已有的社会剥夺、边缘化、歧视等概念的丰富和深化，社会排斥取向具有多面向和相对性，关注剥夺的多元性；社会排斥取向把焦点放在过程上，强调其动态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重点揭示社会排斥的机制和过程，使人们有可能把剥夺当作一种动态致贫因子的结果来分析；社会排斥强调排斥过程中的被动者和施动者，强调其能动性；社会排斥具有累积的特点，强调社会排斥多维度之间的关联性和累积性，这为理解造成穷人被持续剥夺的累积因素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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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排斥已经越来越被弱势群体研究、贫困研究、社会政策研究等方面所重视，已经成为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含义也不断更新和多样化。不同的学者在论及“社会排斥”时，已不再认为贫穷的困境是个人问题；相反，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宏观历史的交错，以及社会变迁给个人的生活境况及地位带来的变化。“社会排斥”不单是指贫困，而更广义地泛指除了物质上的匮乏外，弱势社群如何透过不同的过程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进而被边缘化。这些过程包括获取与就业有关的资源及参与社区及文化活动。由此可见，社会排斥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贫困和不平等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较好的新的理论视角，它不仅仅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解释更为深入，而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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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排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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