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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排斥概念，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些不同中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强调社会排斥涉及关系性问题。社会排斥概念的独特之处是其主要聚焦于社会关系议题，即不足够的社会参与、缺乏社会整合和缺乏权力。[67]也就是说，在劣势社群边缘化社会状况和不利社会地位的分析中，研究者不仅应关注劣势本身，还要关注导致劣势的社会关系根源。[68]社会排斥概念对劣势社群的分析应由静态分析转变为动态分析和过程分析，由个人或家庭的劣势转变为关注对地方劣势社区的研究，由聚焦于分配关系转变为侧重于社会关系。[69]总而言之，社会排斥概念的优越之处是，它强调社会关系因素在贫困研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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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社会排斥概念是对已有的社会剥夺、边缘化、歧视等概念的丰富和深化，社会排斥取向具有多面向和相对性，关注剥夺的多元性；社会排斥取向把焦点放在过程上，强调其动态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重点揭示社会排斥的机制和过程，使人们有可能把剥夺当作一种动态致贫因子的结果来分析；社会排斥强调排斥过程中的被动者和施动者，强调其能动性；社会排斥具有累积的特点，强调社会排斥多维度之间的关联性和累积性，这为理解造成穷人被持续剥夺的累积因素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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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排斥已经越来越被弱势群体研究、贫困研究、社会政策研究等方面所重视，已经成为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含义也不断更新和多样化。不同的学者在论及“社会排斥”时，已不再认为贫穷的困境是个人问题；相反，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宏观历史的交错，以及社会变迁给个人的生活境况及地位带来的变化。“社会排斥”不单是指贫困，而更广义地泛指除了物质上的匮乏外，弱势社群如何透过不同的过程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进而被边缘化。这些过程包括获取与就业有关的资源及参与社区及文化活动。由此可见，社会排斥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贫困和不平等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较好的新的理论视角，它不仅仅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解释更为深入，而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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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排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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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欧盟以社会排斥为理论视角，以福利三角为分析框架，发表了13个成员国范围内关于人类尊严和生活质量的调查报告。[70]杜非等在对欧盟成员国社会排斥的研究中，先将阿布用汉森（Abrahamson）福利三角中提供权力的国家、提供财源的市场和提供团结的市民社会演变为提供保障和被动性的国家、提供机会和风险的市场、提供团结和分离的市民社会，由此组成一个分析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福利三角组合，在这个包含国家、市场和社会多种制度安排结构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欧盟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存在的失业和边缘融合；由于社会保护政策问题而产生的排斥；教育排斥的危机；住房方面的排斥和政策，等等，并且指出欧盟成员国遭遇的社会排斥问题是多种结构性因素互动的结果。[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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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社会排斥是社会排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近年来，随着社会排斥研究的流行和深入，一些国外学者开始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对社会排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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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萨默维尔（Peter Somerville）分析了社会排斥产生的结构性因素，阐明女性遭遇排斥的模式。他认为社会排斥的源泉存在于下等阶层本身的态度和行为中，来源于特定不利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传统性别角色与劳动力市场和国家以及社会孤立、种族主义都是社会排斥产生的结构性因素，而劳动力市场和国家对产生社会排斥起最重要的作用。他在提出结构—文化途径理论、排斥层次理论和社会排斥模式后，指出可以从劳动过程、社会再生产层次解释对女性的社会排斥的产生。男性与女性分别从事的有报酬的商品生产和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两种不同的劳动过程，是妇女遭受排斥的重要原因。他还提出社会排斥模式的形成源于社会排斥产生于不同的层面，最重要的是“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法律政治过程、核心意识形态。第一层面，即资本—家务劳动的划分形成基于阶级、性别和技能的社会分层和排斥，尤其是双重劳动力市场过程决定了社会排斥的对象是无技能者、高龄者、女性；第二层面，是由第一层面造成的社会分割和排斥又通过劳动过程外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政治、教育和福利制度所保存和再生；第三层面，进一步的排斥在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产生。在现实生活中三个层面的排斥是相互交织和重叠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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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娜·卡比尔（Naila Kabeer）认为社会排斥概念包含了这样的意义，一是问题人群，如乞丐、长期失业人口、削减下来的女性等；二是问题状况，如贫穷、失业、家庭分裂等；三是问题过程，如排斥发生在政治、社会、经济过程中。她在探讨社会排斥和资源再分配问题时，认为性别可被看作是具有经济、政治特征的，在分配工作、财富和社会的其他资源时，这是一个关键的原则，它影响劳动力市场。男人被分配给高收入和正规工作以及管理职位，而女人被分配给低收入和临时工作，经常是各种形式的自我雇佣工作，而且与性别有关的排斥可能在市场或法律制度内加深对性别的歧视。卡比尔在分析社会排斥与制度规则的关系时提出，性别本身并不意味着排斥。但是性别可以区分并恶化其他形式的伤害，因而也做了排斥的牺牲品。她还指出，在先进的工业环境下，妇女首先被赋予照顾男人、家庭和孩子的责任，但妇女并非远离带薪的工作岗位，而是在工资和地位上享受的待遇并不平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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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尔社会排斥理论模型的特征是：第一，相互关联的视角。以整合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将其纳入社会系统中考察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排斥现象如何得以产生；第二，动态的视角。集中于不同的制度水平的排斥过程，特别关注中观的制度层面（国家、市场、社区/市民社会、亲缘）；第三，多维的视角。社会排斥是一个多方位的过程。根据这些特征，她提出不同的分析工具：第一，相互关联的分析：谁排斥？谁被排斥？第二，排斥的动力分析：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社会排斥发生在不同的制度水平。当制度机制系统化地拒绝对某些群体提供资源和认可，使她们不能完全参与社会生活时，就会导致社会排斥。当在不同的制度领域中的不平等参与原则相互加强时，会导致无限制的社会排斥。制度分析是社会排斥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研究授予与剥夺权利的过程，关注产生排斥的不同层面上的社会制度角色。[74]制度排斥模型一方面体现了在制度不同层面上的表现；另一方面是阐明了制度运行的渠道，包括规则、资源、运作、授权、结果等，其中制度的运作对排斥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封闭、调动制度偏见和失控的制度运作。社会封闭指在规定的范围内，通过限制使用资源和享受机会，以社会群体活动形式寻求最大的回报；调动制度偏见指系统、连续地运作“游戏规则”以有利于某些个人或群体，而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失控的制度运作是指全部制度范畴内的各种规则和其实践运作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运作常常破坏规则，而按自身的规则来运行。[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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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者从社会性别分析的角度对社会排斥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卡比尔有关制度排斥的研究对本研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启示。社会性别视角的运用，为社会排斥理论分析贫困女性的边缘化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但这些研究更多地把女性看作被动的个体，缺乏自下而上的视角。因此，本研究尝试从贫困女性的自我叙述中发现其在国家、市场、社区及家庭制度运作过程中遭受的社会排斥，进而研究制度如何制造了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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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社会排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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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社会排斥概念的理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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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内学者关信平首次正式提及西方“社会排斥”概念。2002年后，唐钧、李斌、石彤等学者各自在自己的研究中借鉴、运用了西方的“社会排斥”概念。唐钧等提出将消除社会排斥作为我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或重点。[76]此后，运用社会排斥概念开展对我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进入了高峰期。我国学者对社会排斥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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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通过作家毕淑敏介绍的一个游戏来生动地描述了社会排斥的形成过程。他认为：“社会排斥常常是游戏规则的缺陷造成的。而社会政策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找出规则的不完善之处，修订游戏规则，使之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趋于更合理、更公平……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双刃剑，在它使一部分人成为‘赢者’时，另一部分人就会成为‘输者’。”[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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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积累和传递。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国家政策、现存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制造了社会排斥，而社会流动率则反映了社会排斥的程度。[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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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彤指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的特点，并表现为被排斥者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诸方面的长期匮乏。[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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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把社会排斥看作是社会脆弱群体因为自身生理心理因素、社会政策及制度安排等原因而被推至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的机制和过程。社会排斥既是一种社会机制，又是排斥与被排斥的动态过程，是造成脆弱群体社会支持丧失的根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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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群、魏雁滨则把社会排斥定义为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集团等的作用，而被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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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念，既有从社会排斥的表象上来进行界定，也有从发生原因方面进行界定。对社会排斥的生成原因所持主要观点有社会结构生成论和社会政策生成论两种。李斌、石彤、曾群等人的定义体现和代表的是社会排斥的社会结构生成观；以唐钧为代表的学者所持的观点是社会政策生成观。上述概念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社会排斥进行了界定，但因其成因复杂，表现多样，因而很难有一个能涵盖全部的精确定义。而且目前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急剧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排斥现象及排斥方式也层出不穷，相应地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处于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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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排斥的表现维度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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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就社会排斥的维度和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五个维度和十个维度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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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伟良、邵家臻认为社会排斥表现在消费、生产、政治参与、社会互动与文化建立五个方面。[82]曾群、魏雁滨根据“排斥于何处”，将个人层面的社会排斥分为五个维度，即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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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强对各种观点进行了综合，认为社会排斥涉及的面向或维度有十个，它们分别是经济面向、社会面向、政治面向、文化面向、关系面向、制度面向、空间面向、个人面向、群体面向和邻里面向等10个。[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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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排斥具有多义性或者说歧义性，学者们在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归纳出了社会排斥的一些共同因素或特点。陈树强认为社会排斥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社会排斥具有多面向、多学科性特点；第二，社会排斥把焦点放在过程上；第三，社会排斥关注社会行动者和代理人，一方面存在着接纳和排斥过程，另一方面存在着接纳和排斥两种社会行动者；第四，具有多层面影响。景晓芬认为社会排斥具有层次性、综合性、连锁性或累积性、过程性、传承性等特点。[84]石彤指出我国社会排斥具有系统性、选择性、非基本制度与非阶级性等特点。[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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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社会排斥是一种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也是一种过程与机制。社会排斥的对象可能是某些群体，也可能是某些地区；可能存在于一国或一个地区之内，也可能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人们可以从个人、群体、机构、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等多个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社会排斥。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社会排斥，它都具有动态性、系统性、多层次性、综合性、累积性和代际传递性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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