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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群在《青年失业与社会排斥风险——一项关于社会融合的社会政策研究》中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以我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背景下的青年失业问题为例，从国家福利制度和家庭制度等社会制度或结构的层面上研究了青年失业的社会性后果，具体分析了失业对于上海青年的社会融合产生的影响，探讨了在追求系统融合的前提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或社会政策是否促进了社会融合。研究发现，上海失业青年在获取国家福利、经济状况、消费、娱乐和时间安排、社会交往以及人生转型等方面面临社会排斥的风险。[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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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民在《福利三角中的社会排斥——对中国城市新贫穷社群的一个实证研究》一书中，在对社会排斥和福利三角理论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社会排斥和福利三角作为理论分析路径，建构研究框架，分析了中国城市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下，新贫穷社群被社会排斥的现象，提出了消除社会排斥的政策建议。[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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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平均在《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一书中，从社会排斥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并提出社会排斥与农村贫困相互作用的因果模型及农村贫困再生产机制。中国农村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福利制度和文化等五个维度上长期遭受着社会排斥，这是农村贫困成为社会发展中久治不愈的深层次原因。社会排斥及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农村贫困再生产机制，使农村贫困处于恶性的代际传递与循环之中。消除农村贫困的关键在于改革国内现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定新的社会政策，消除社会排斥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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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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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笔者发现目前社会排斥已经成为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工具，学者们对社会排斥概念和成因的认识正在逐渐深入。但以往的研究整体上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在相关的文献中，有些是欧美文献综述或者仅提出用于弱势群体研究的分析框架；有些研究，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下岗职工、城市贫困群体、城市住房制度、青年失业、中国农村的贫困、中国城市新贫穷社群和农民工等，虽然以上学者运用社会排斥理论对中国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描述，但在分析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社会排斥”概念界定不清楚，分析框架不明确，借用欧美概念时缺乏深入批判，理论的本土化程度欠缺等问题。因此，本研究将试图以城市贫困女性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排斥为理论视角，以社会关系分析法为研究框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讨制度如何制造了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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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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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社会不平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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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初形成是伴随着有关不平等问题的讨论而产生的。很早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对不平等问题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区分感兴趣。耶稣之前800年的希伯来先知（如Amous，Micah和Isaiah）就对此问题有所论述。[91]此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于不平等问题也有诸多论述。[92]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书中则系统地讨论了不平等的性质和后果。[93]到17世纪和18世纪，有关社会不平等的性质和原因的争论更加激烈。在启蒙运动时期，一批哲学家如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针对封建性的不平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7世纪哲学家如邦纳尔德（Bonald）、梅斯特（Joseph de Maietre）和圣西蒙（Saint-Simon）开始发展有关社会的系统理论，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社会学逐渐在他们的论著中产生，研究人类社会不平等成为这门学科的一个核心问题。据统计，在1987年，仅仅耶鲁大学图书馆就拥有326部以“平等”为标题的著作。[94]在这个领域，国外众多的理论家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研究大体上有两种范式，即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韦伯传统的分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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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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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同阶级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社会学传统，即把阶级斗争作为理解人类历史发展（包括社会不平等的演变）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以后的阶级分析理论家虽然在具体观点上或有不同，但都认为社会不平等既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阶级斗争的原因；关于阶级斗争的研究就是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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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之后对阶级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列宁。他的学说围绕阶级分析的两大主题——剥削和反抗进行，兼有社会学分析和革命鼓动两种品格。葛兰西是继列宁之后在社会学中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革命家。他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95]后来经法兰克福学派的阐发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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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持阶级论的社会学家，如哈贝马斯和赖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书斋里对阶级斗争进行社会学分析，革命对他们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实践。[96]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完全是社会学分析。赖特则不同，他的阶级分析虽然也走社会学路线，但更倾向于经验社会学。其工作的核心内容是论证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剥夺和压迫仍然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中间阶级”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他发展出一整套操作化的概念和命题，并用经验社会学的方法进行验证。[97]赖特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阶级分析一味做定性分析和宏大论述的面貌，使之更接近主流的经验社会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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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不平等的本质是阶级斗争，这一假设一直贯穿着阶级分析传统；阶级分析一直围绕阶级对抗的两大主题——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而展开，阶级分析学说也因此兼有社会学和革命哲学两种品格。作为社会学的阶级分析越来越接近主流的经验社会学范式，可以操作化、可以测量、可以验证。在方法论方面，除赖特外，阶级分析范式主要是定性分析甚至哲学思辨，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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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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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是以研究社会权力、社会资源及生活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和获得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不平等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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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层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源头之一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被尊为分层研究传统的鼻祖。韦伯认为，阶级、地位团体和政党都只是权力的不同表现形式，他的权力定义强调：“我们把权力理解为一个人或许多人在共同行动（communal action）过程中即使遭到参与该行动的另外一些人的反抗，仍能实现其意志的可能性。”[98]从个体的行为出发去谈权力，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所有形态的权力差异都是由个体原因而不是由社会结构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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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理论中隐含的这个逻辑后来在戴维斯和莫尔那里得到了最明确和清晰的阐述。1945年，戴维斯和莫尔（Davis & Moore）在《分层的若干原理》一文中指出，“任何社会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把个体摆置到社会结构中去，并把他们激发起来”。“因此，不可避免地，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提供某种报酬作为诱因，其次必须提供某种途径把这些报酬有差别地分配给不同的位置。”“社会不平等就是社会为了保证最重要的位置符合良心地被那些最胜任的人填充，而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起来的设置。”在这里，“社会”被视为是一个自由而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经由“社会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位置、报酬和劳动力完美地匹配到一起。[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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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戴维斯和莫尔所阐述的原理操作化从而推动分层研究在经验社会学研究中获得极大发展的是布劳和邓肯。他们在《美国的职业结构》[100]一书中创建了“布劳—邓肯模型”。这个模型所提供的理论辩题、方法原则乃至一些具体的测量技术，至今仍被分层研究奉为经典，构成今天常见的那种分层研究的基础和逻辑起点，为社会分层成为当前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流范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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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分层研究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尽管研究论题越来越多样化，但绝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格仑斯基对此所作的总结是：当代分层研究的任务就是描述不平等的基本轮廓和分布，并解释为什么在推崇现代平等主义和反分层价值的同时不平等现象仍然持续存在[101]。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价值舆论和社会政策都在致力于消除社会经济不平等，但是，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仍然随处可见。当代的分层研究者们试图采用实证资料和统计分析技术，弄清楚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平等以及不平等严重到何种程度，并探寻导致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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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今社会分层研究者们还对不平等的观察维度进行了考察。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声望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格仑斯基[102]、克尔博[103]、罗斯曼[104]等人归纳出七种作为社会分层基础并被不平等分配的重要资源种类：（1）经济资源：拥有土地、农场、工厂、企业、专业性事务所、流动资产、劳动力，等等；（2）政治资源：拥有家庭权威（如家长、族长）、工作场所权威（如经理、管理人员）、政党和社会权威（如立法者）、克里斯马（charismatic）领袖权威等；（3）文化资源：拥有高学历和具有高消费行为、良好的行为举止、有品位的生活方式；（4）社会资源：拥有高层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及进入各类协会、俱乐部和工会的资格等；（5）声望资源：拥有良好的声誉和名望、受人尊敬以及种族的纯洁度和宗教信仰的虔诚度等；（6）公民资源：享有财产权、契约权、公民权、选举权或各种国民福利以及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7）人力资源：拥有专业技术、专门技能、学历文凭、资格证书以及工作方面的资历和在职培训经历等。上述这七种资源（有价物品、资产等）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构成了现代社会分层系统的基础。随着研究者对于不平等分配资源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注意到了在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公民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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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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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包括苏东、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种激烈的变革当中，转型前后的对比，转型过程中微妙的差异，以一种更为强烈的方式，将本身的逻辑再现出来，使人们得以重新考察这当中复杂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对转型与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复杂和多变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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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的初期，市场转型理论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撒列尼和倪志伟就分别发现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在《社会主义企业家：匈牙利农村资产阶级形成受挫》一书中，撒列尼指出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其先辈就从事农业商品经营，因而保存着商品经济惯习的人在市场经济重新实行后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这些人原来大多是处于比较低的社会地位的，相反，干部们并不太愿意从事市场取向的私营化的农业生产。而倪志伟通过于1985年在厦门农村所进行的抽样调查，也得出了一系列可以证明改革“平等化效应”的命题。如他发现在改革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的人数在减少；穷人成为市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倪志伟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农村的市场化涉及穷人的广泛参与，市场化的成果是由穷人和企业家共同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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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理论对于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的解释主要基于两点：其一是再分配经济之外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次级经济的发展。其二是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两种因素相结合，使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从而使得贫困阶层的收入不仅未在市场改革中下降，反而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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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支持市场转型理论这种乐观看法的事实存在是非常短暂的。所以从“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的命题一提出，就招来无数的批评和质疑。同时在其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经验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后来撒列尼本人也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干部适应市场制度的能力。倪志伟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承认“干部们已经学会热爱市场”，并在市场中获得好处。现在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与市场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正在出现。中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变为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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