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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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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基本上可以归入三大范畴：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它们概括了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延续最长的不平等。[105]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于制度与不平等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阶级和性别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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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阶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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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进入了一个对传统理论进行挑战和批判的时代，人们对所谓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结构重新进行反思，对社会不平等研究中长期仅重视个人特征、忽视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等宏观变量的理论传统进行了批判，提出在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应将那些宏观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纳入分析和研究框架之中。学者们更多从经济社会结构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影响不平等的各种因素，着重探讨了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结构主义等代表了这种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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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E.O.赖特等基于马克思的关系论视角认为，阶级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而是一种控制资本、决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他们根据社会关系以及权力重新定义了阶级，分析了美国的阶级分布、阶级和职业流动模式、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阶级结构和劳动分工、收入不平等、阶级定位及阶级意识等问题。[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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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主义，即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强调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作用，强调影响社会不平等的那些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他们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主要包括分割的经济部门和产业部门、内部劳动力市场、受分割劳动力市场制约的职业经历及其相关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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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建立在客观普遍的社会结构因素，构成了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外在于个人，决定了个人对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但一些学者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结构主义还尚未对个人获得一个有声望职业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有助于决定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结构性因素进行足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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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的概念引进社会学对市场等经济现象的研究，社会网络开始被看作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社会网络成为研究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新视角。这一视角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个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以及人们身处在什么网络中，而不是重视类别；重视人际间的联系性和资源的潜入性，不看人的归属感；重视个人能够通过人际网络摄取多少资源，而不是人们现实占有多少资源；它重视我们在网络中的位置或者网络所能使用的资源，而不重视人们的阶级地位。这一视角是通过人们的行为研究人们的社会地位。林南等具体分析了人们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获得一个所期望的职业的作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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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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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的提利（Charles Tilly）在其制度理论中提出从结构的角度考察不平等现象。他提出了两种互相联系的不平等形式：其一是基于人口统计和社会差异基础上的绝对不平等，如不同性别、种族、宗教等造成的不平等；其二是生活际遇和生活福利的不平等。他认为，造成以及维持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体制的含义很广，包括公司、社区、家庭等），减少生活际遇和生活福利不平等的唯一出路是组织体制的彻底变革，而不是通过个体态度的缓慢改变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他指出造成和维持不平等的四种途径。第一是剥削。有权势的人互相勾结，通过控制资源，以折扣劳动报酬的方式获利。第二是机会囤积。所属同一种类的网络成员，掌握了支持其网络活动的手段和方法，并靠此方法使网络权利得到巩固和加强。第三是仿效。将已经确立的体制模式复制或移植到一个新的环境，该过程强化了不平等。第四是适应。适应的过程使得由仿效引进的不平等制度化，通过发展和编纂基于目前体制上的规章制度，更加剧了两极之间的距离，使得不平等持续地再生和维持。该理论提出体制造成制度化的不平等并使之强化，消除两性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在于体制的变革。这一点对本研究颇具启发意义。[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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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小梅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探讨了女性老年群体在获得公共养老保障资源方面所遭遇不公平待遇的社会制度因素，揭示了女性老年人的困境与她们人生经历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关系。认为社会干预是促进性别平等的手段。公平的社会政策不但要纠正对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偏见，还应该弥补社会制度偏见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社会保障应该成为这样一个补偿机制。[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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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驎分析了城市老年人收入的性别差异，指出家庭劳动领域男女平等法律保障的缺失以及男女不平等的退休制度是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改革现行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既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前提，也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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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险峰以民法对性别问题的处理的历史进程为线索，指出现代社会随着男女平等人权运动的发展，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需要民法在财产法与人身法领域作出制度性的调适与安排，以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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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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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阶级分析是中国学者理解所有时代和形式的不平等的唯一方法。但在近20年的时间里，社会分层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近年来，一些学者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形势日趋紧张，中国社会不平等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主张重新引入阶级分析的视角，认为只有重新引入阶级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社会不平等结构和形成过程中的冲突性的一面，才能对中国社会不平等作出足够完整和深刻的研究。甚至明确主张“回到马克思”[112]。“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113]。目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同时蕴含着市场化和现代化两个过程，前者是一个权力转移过程，后者是一个结构演化过程。[114]权力转移过程更需要阶级分析的视角，而结构演化过程更需要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这也正是今后研究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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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社会不平等迅速扩大的现实，我们有理由思考，在一个社会中共存的再分配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一定就是相反的吗？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特定的情境当中，再分配的权力与市场机制共同造就和推动了社会不平等，这样也许我们就会找到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不断严重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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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正是带着这样的意图，引入了社会性别的视角，试图探讨制度制造社会不平等的过程和机制，仍坚持社会分层研究这一主导范式，但力图尝试将阶级分析的视角融合其中，以期拓展研究视野，对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形成作出更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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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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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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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涉及一些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它们是把握制度和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基础。概念不仅是构筑理论大厦的基石，还是引导我们思索的工具。对概念的系统梳理，可以帮助我们选取更为有效的分析视角，避免理论逻辑的混乱和命题构建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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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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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现象，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以及一切组织形式中的制度形式。不同的学者对制度有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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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领域，制度被认为是人的行为模式。伊恩·罗伯逊认为，制度是稳定的组合在一起的一套价值标准、规范、地位、角色和群体，它是围绕着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而形成的，它提供了一种固定的思想和行动范型，提出了解决反复出现的问题和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方法。[115]马克斯·韦伯认为，制度应是任何一定圈子里的行为准则。[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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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的界定，在各学科中具体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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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制度是一种“规则”。诺斯是这一定义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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