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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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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伦理是研究进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23]一项研究的进行和最后对研究结果的呈现与研究者本身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这不仅体现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体现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上。倾听女性的声音,研究女性的著作,从女性经验中学习,解释女性的生活,这是女性主义者试图重建知识体系和社会现实的主要方式。[24]为此,定性研究在女性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女性的生活故事,在就业场所和家庭之间的角色冲突,女性的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经验,都是女性的私人生活领域,同时又是许多人关注的公共知识议题。作为一名研究者我们总是想把行为人从“社会壁橱”(social closet)中曝光。[25]因此,在有关女性的定性研究中,研究者面临这样一种两难处境,如何处理公共知识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26]总之,研究者在实地研究中要涉及众多的研究伦理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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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研究者使得我们有机会进入别人的生活,倾听别人的故事,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27]但我们真的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利吗?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要坚持:被研究者第一,研究第二,研究者第三的原则。[28]想要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看法,有些时候可能会比了解所谓的“名人”更加困难,因为她们不喜欢或不愿意与别人一起分享她们的经历。当每一次访谈结束时,笔者都有一种在生命中开启一扇窗的感觉,她们将笔者带入了一个未知也未曾想过的世界。访谈中的经验是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中都无法学到的,所提的问题,可能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答案,因此每一次访谈都需要调整访谈提纲。而实际上,为了达到交谈双方良好的情感交流,笔者大都放弃了问答式的访谈,而是采用和被访者聊天的形式。因为按照访谈提纲采用问答式的访谈,不利于发现问题,不利于问题的深入挖掘,也不利于找到问题的答案。而只有在那种看似聊天的氛围中,被访者才能放松她们的心情,在不知不觉中谈出她们真实的想法,你才能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当然这需要研究者认真倾听,及时的引导。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笔者越来越感觉到这种研究的魅力。笔者不断地聆听着、思索着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生动故事,感受着被访者的真诚、信任与理解。虽然笔者不能给予她们什么回报,但她们依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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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地研究和资料收集的过程中,笔者主要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选择访谈对象的时候,遵循自愿参加的原则。在向访谈对象讲明本研究的目的、性质和意义时,遵守和执行告知(informed consent)、不欺骗研究对象的原则。其次,在访谈之前、之中和之后,始终注重隐私权的问题,以确保不伤害访谈对象和泄露个人资料。最后,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予以当场即时录音。在录音资料整理、转录、使用、分析和保存的过程中,遵守有关匿名和保密的原则。[29]以确保城市贫困女性非常个人化的情感和观念等隐私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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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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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效度是指测量准确地反映了它要测量概念的真实意义。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双方的互动,进而影响研究资料的效度。研究者将被访者视为她们认知世界的积极建构者,以便在访者和被访者之间建立一种互为主体的状况,以便加深相互理解,提高测量内容效度。[30]研究者将访谈过程视为访者和被访者之间互动的过程。[31]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自觉不但对建立和维持一个积极的研究关系具有正面的作用,而且对增加资料的效度意义重大。在研究中,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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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局外人”与“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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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对象来说,笔者是一个“局外人”,从外在的身份来看,有稳定和受人尊敬的工作,与研究对象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不同的。所以无论研究动机是什么,开始时研究对象都会认为我们是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人,我们能否理解她们的思想、情感和看问题的角度是令人怀疑的,所以她们的诉说有可能是说给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听的,在访谈前,笔者就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作为局外人遇到的困难,也是影响资料效度的一个因素。所以在与研究对象接触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研究对象建立真诚信任的关系。当我们清楚地解释了身份和研究目的后,引发了她们对研究的兴趣,因为研究是关于她们日常生活的切身经历、经验和体会。同时笔者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放下任何先入为主的“文化前设”[32],拜她们为师,了解她们的生活,细心倾听和体会她们谈话的意义,站在她们的角度看问题。此外,在笔者的成长经历中,曾经接触过生活困难的人,这使笔者能够较深刻地体会她们的情感和语言的意义,包括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含义。同时与研究对象的年龄相仿,共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迁。这种共同的生活经历使笔者与她们有着共同的语言,能够互相认同和理解,因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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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笔者也意识到这种局内人身份有可能给研究带来潜在的效度威胁,要防止过度认同和诠释的问题,从而尽量增加研究的效度。在进行试调查时,由于对研究对象的谈话产生了强烈共鸣,在回应时不自觉的过度认同和诠释,急于表达自己的同感,出现了和研究对象抢话说的情况,没能给研究对象留下充分思考的空间,妨碍了研究对象的充分表达。对试调查的检讨使笔者及时意识和反省到了这一点。在正式调查时,注意从研究对象的谈话出发,避免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对研究对象叙述的敏感,更多的时间是用来仔细地倾听那些被自己忽略的谈话背后的真正含义。同时时刻提醒自己既要做局内人,又要跳出局内人的束缚,从局外人的角度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努力地领会和贴近她们的思想,以材料而不是自己的直觉引导发现那些隐含着分析潜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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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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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意识到与研究对象建立真诚、信任的关系是研究对象可以敞开心扉的首要前提。由于是在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进入社区的,这种背景本身就带有权力的意味。研究对象是否是因为要申请和领取低保金需要得到街道和社区的批准而同意参加这项研究呢?为了取得她们的接纳和信任,笔者首先澄清了自己的身份,告知了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以及她们的参与对笔者研究的重要性,从而预防和消除了研究者官方色彩可能产生的研究对象自觉或不自觉对问题的掩饰和回避,随着访谈的进行和双方的互动,笔者与她们建立了信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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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访谈过程、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过程中,笔者不断地从多种角度进行比较,反复阅读访谈资料,不断提高对访谈资料理解及其分类的准确性,以确保访谈资料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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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妙清:《性别学与妇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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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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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何艳玲:《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乐街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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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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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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