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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前，城市中实行的是单位体制。“单位”是国家统治序列中的重要环节，有效地实施了国家意志、法规以及政策。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它在保障全民公平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在就业等方面享受了公平待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城市社会成员的就业仍然体现了计划经济的特点，国家将社会成员的就业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之中，统分统配是国家安排就业的原则。其中制度安排之一就是国家将就业指标分配给单位，单位替自己职工的子女解决就业问题。从被访女性的经历来看，当时的就业安排主要有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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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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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是指企业职工的子女参加由其父母工作企业组织的考试，然后到父母单位工作。SSH、WXH、WLR、WJ、YYH等都是父亲单位招工考入下岗前的单位的。S女士1975年下乡，1980年返城，当时父亲的单位面对本企业职工子女招工。W女士说：“那时不是国营带集体吗。我爸在那个国营，那时不都是考试招家属，不是属于接班，子女那时毕业，就是考试进去的。”WJ说：“那年是考试招工，在社会上招工吗，然后说你们林业系统有，我爸是林业系统的，我就去那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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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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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不同于招考，是国家把就业指标分配给企业，职工必须在退休后才能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到自己工作的企业就业。在被访女性中，LGH、CXL、YYH、ZSM、LSC、LYJ和SB等都是中学毕业或下乡返城后以接班的形式进入下岗前单位的。LGH说：“我75年下乡，79年返城，母亲退休，我接班去的。”但接班这种形式只限于企业的工人，企业的干部没有这个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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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女士说：“当时我初中毕业后没有工作，父亲为了我能接班，将干部转成工人了，我这才进了这个企业。当时以为这下可好了，可以一生有依靠了，国营的‘铁饭碗’，谁会想到……我父亲本来退下来之后应该享受离休的待遇，就是因为我接班，现在也享受不了了，而我现在又处于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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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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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是指国家把就业指标分配给企业，企业将就业作为一种福利分配给自己的职工。当企业职工的子女达到一定年龄后，不用参加其父母单位组织的考试，也不用父母退休，直接分配到父母单位工作。LGQ、LZ、NJH、JM、SSJ、HJX、CLJ等都是由于父亲在某国企工作，而被直接分配到这一企业或企业下属的大集体工作的。LGQ说：“家长在哪儿，孩子就在哪儿，家属分配，孩子够岁数就行，就可以直接进父母单位。”LZ在谈到自己的工作单位时说：“这个单位吧，是我父母的单位，不就是为了解决子女的就业，就成立了这么个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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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这种形式中，还包括下乡的青年。WYX说：“下乡回来，国家给解决大集体，我不是接班，接班咱哪有份，就一个班这么多孩子。国家建各个服务公司不都是为这些返程青年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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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前的计划经济下，就业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个人就业和单位福利相结合；其二是就业的代际传递被制度化；其三是没有公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绝大部分被访女性没有通过公开的劳动力市场竞争而是通过父母的关系到国营或集体企业就业，成为企业终身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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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学校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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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单位替自己的职工子女安排工作以外，学校毕业的学生，是由学校统一分配工作，也不是自己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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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的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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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企业为了招工的方便，都办了技校，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分到企业。LY和SBQ就属于这种情况。L女士说：“我是考技校啊。就是考他们厂子的一个技校，然后学完了就上他们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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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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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学生和有专门技术的中专毕业生全部是通过国家统一分配就业。LXY就是技校毕业后分配到某国有罐头厂工作的。HJR下岗前干的两份工作也都是由学校直接分配的。H女士说：“我是轻工技校毕业分配的，刚开始分配到某缝纫机厂，没干两年，黄了。又把我分配到了铅笔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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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就业制度安排的介入在学校毕业生的工作安排上体现出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的就业是在计划安排下实现的，个人的就业在上学时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制度安排。个人的素质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几乎被忽略，无论有没有技术，也不分性别，都不需要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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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正顺社区被访女性刚刚参加工作时，国家取代了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的就业制度安排通过单位、学校等组织形式将女性整合到了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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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转型后的就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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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城市中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在缩小，市场机制开始在经济生活中日趋扮演重要的角色。[4]我国政府[5]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制度转为市场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市场机制作用日益增大，市场的作用在逐渐地部分替代了国家计划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公有制经济成分和私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在市场中发挥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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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型，我国的就业制度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家改变了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转变为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的就业政策原则是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解就业、国家促进就业三方结合，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新就业机制。就业政策与职业福利体系改革使一部分人收入增多，一部分人收入下降并成为低收入群体，就业者之间出现社会分层现象。[7]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就业模式发生变化，出现了结构性不平等问题。[8]社会结构因素是理解贫穷问题产生原因的途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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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女性正是伴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而出现的特殊被动性的贫困群体。新兴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成为社会排斥的机制之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在低工资、高就业的体制中培养出对工作单位的依赖性，缺少面对市场经济，及时进行调整的心态和能力。当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后，市场中的企业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劳动力，并且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将企业中原有的隐性失业者剥离出去。这一制度规则的改变对女性的冲击要远远大于男性。一方面大批的女性下岗失业；另一方面加剧了下岗失业女性在就业和再就业中遭遇的不平等。女性遭遇的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观念问题，而是关系到女性的社会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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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岗与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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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转型与就业制度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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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转型，在我国城市社会中不仅组织以及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此同时，社会结构面临着进一步分化和整合。“结构分化是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要素产生新差异的过程，它有两种基本形式，其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结构要素类别增多；其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10]新的结构性要素很难具有原有单位体制的保障功能，原有单位组织也进一步注重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传统就业模式受到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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