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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优惠证写的倒挺好，可到用的时候，说我这个饭店是联体的房子，不够米数，不给办正式的卫生许可证。环保过不去，这是第一关。我们愿意办，等以后人来检查，也不为难，也不用多说那些话了。但人不给你办，还一样照交钱。你没有正式的卫生许可证，就办不了正式的工商照。工商来了只能办临时证，没有工商你就没有税务照。一环一环的，环保过不去，就没有优惠，手里的优惠证等于白费。有，根本没用。你说跟谁讲理去。个人所得税、工商管理税都得交。你说我们想办个大一点儿的店面，那也得有本钱啊。凡是有点权的，都来找你要钱，而且也没有什么章法可言，甚至收完钱，连个票据也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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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那些不给票据的钱到哪里去了。但是如果不给，如果怠慢了这些有权力的人，那今后的生意就会遇到麻烦了。政府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经营活动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政策在实际的执行中，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景。对于每个故事的制度背景，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不完善的地方，但任何制度都是要人来执行和操作的。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立意很好的制度一到实际的运作中就走样变形，甚至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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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转型前，国有、集体企业执行国家计划将城市女性通过行政性分配方式整合到了社会中。但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型，这种社会保护性色彩浓厚的就业方式被竞争性市场所取代。城市的经济改革使企业从不讲经济效益转变为在市场中讲求经济效益，企业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职工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就业终身制被改革，企业可以解聘员工，或者在企业内部让职工下岗。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影响了社会的就业、失业、低收入比例，变化了的就业制度排斥了城市贫困女性。使妇女在就业机会、工资收入、职业地位、就业稳定性和职业福利待遇上处于劣势，部分女工被边缘化。[36]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被访的城市贫困女性大都经历了从稳定、有保障的工作被社会排斥到没有工作或不稳定无保障工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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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工作的城市贫困女性从依赖国家就业到被迫去劳动力市场自谋工作。经济制度转型后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政府对这个市场的介入表现为原单位安排就业、再就业中心安排就业、劳动力市场就业等形式。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贫困女性的再就业是通过人际关系实现的。她们的求职经历说明，她们在求职的过程中被相对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排斥了。由于贫困女性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受到排斥，或者被排斥到就业队伍之外，或者虽然就业却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薪资水平，处于非正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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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使得原有体制之外出现一个灰色空间，非正规就业就在此空间产生并发展起来。现在，我国城市劳动人口中超过40%的人是非正规就业。[37]以个体私营和自我雇用的家庭部门就业，以非正式用工、临时工、小时工的灵活性就业形式，和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障、缺乏劳动管理和劳动监察的非规范化就业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劳动力分工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使女性集中于某些特定的行业和职业，形成所谓“女性行业”、“女性岗位”，如家庭雇用的家政服务和护理服务，几乎90%都是女性。这种看似符合生理特征的分工，往往把女性推向就业市场中层次更低、更边缘化的位置，使女性在获得公共资源方面处于更加弱势的处境。而且各种非正规就业往往缺乏规范化的就业管理，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保护水平低，从中就业的贫困女性基本被排除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医疗保险等社会保护体系外，由于女性有更大的概率参与非正规就业，意味着女性更容易进入缺乏社会保护的低端市场。城市贫困女性由于基本生存需要都难以满足，缺少对自身权益维护的诉求，使她们面临着更加不利的发展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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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访的贫困女性都有过在劳动力市场中受雇或自雇的再就业经历。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即配置劳动力资源。但是劳动力的市场交换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充满着各种社会因素，即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定。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并初步发挥出对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它仍处于发育的初级形态，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权力的介入，使本来保护城市贫困女性的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规则和实践运作之间的巨大鸿沟，即失控的制度运作。这使城市贫困女性在就业中遭遇到了就业机会、性别、收入、资源占有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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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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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家庭：分工制度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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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存在的。人类社会是由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的存在方式而决定的。我们将这种处于社会最基本地位的家庭的存在方式称之为家庭制度（Family Institution）。[38]与西方价值观不同，中国社会注重其成员本身的自立自足，家庭为其成员提供了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在社会制度中，家庭是最自然的制度安排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为取得资源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社会里，它是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人们接触并且反作用于社会规范、价值观念、权力和特权的主要场所，它和国家、市场、社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满足家庭成员需要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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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1959，原版1884）指出，家庭是社会不平等的最终根源，因为家庭扮演协助权力、财富以及特权移转的角色。冲突理论学者认为家庭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39]本研究从家庭分工制度的角度，探讨城市贫困女性在被市场就业制度所排斥的前提下，家庭分工制度是加强了还是减少了她们所遭遇到的社会排斥和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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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转型前的家庭分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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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政府的政策特别强调妇女解放，否定家庭保障和家务劳动的作用，鼓励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劳动，目的是逐步实现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批家庭妇女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就业。国家强调妇女解放，吸引广大妇女参加社会性生产劳动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条件。从理论上说，妇女走出家庭为家务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我国长时期实施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战略，家庭收入还是难以支撑家务劳动社会化所需费用。人们还不得不靠自己费时费力的家务劳动来省钱过日子。这一时期，虽然已出现电冰箱、洗衣机，但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很少。家务劳动挤占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在城市中，职工们把星期日称为是“家务劳动日”。这一天，用来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男职工长达六七个小时，女职工则要长达八九个小时。家务劳动增加和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作领域直接相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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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制度转型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单位全面保障的形式。为鼓励妇女就业，各单位、街道还普遍建立了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为上班的母亲们提供方便。[41]有的单位、企业还办了自己的小学甚至中学。所以尽管在下岗失业前，女性的家务劳动的负担仍然比较重，但是家庭成员的照顾，特别是孩子的抚养照顾、教育问题相对来说负担比较轻，特别是几乎没有经济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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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的访谈中，很多女性都谈起了在单位工作时自己的孩子上单位托儿所的事情。LGH的女儿、SL的女儿、LDQ的一对双胞胎都是在单位托儿所长大的，当时单位托儿所免费给职工照顾孩子，不收取费用。WJ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她很庆幸孩子小的时候没有下岗，否则两个孩子她根本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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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说：“我这两个孩子就去单位托儿所，你去就去，你不去就给你报销托儿费。有的时候孩子在我妈那儿，我就到公社，到哪儿开个证明，然后单位就给报销。在单位那时确实是好，在单位时，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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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转型前我国实行的是全民就业的政策，由于被访的贫困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都是通过她们父母的单位或者学校的安排参加了工作，她们的父母没有遇到失业的问题，所以被访女性的父母、家庭成员也基本上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退休后也都有一份退休金，虽然工资不高，但能维持基本生活，而且当时医疗费用也可以报销。总之，在经济制度转型前，被访女性的家庭照顾的责任相对也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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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转型后的家庭分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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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后，家庭生活成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尺度。[42]孩子教育与家务劳动越来越成为一项与工作互相影响、互争时间的矛盾对立面。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会同全国总工会就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组织一次大型调查。这份调查中呈现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动态是工人们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多了。许多家长开始担心子女的就业和教育问题。此前没有哪个时期如这一时期这样人们希望能够抓紧工作，拓展业务，以获得更好更大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少家庭开始作出家庭内部分工上的调整，妇女开始更多的承担起子女教育的重任。这一时期，双职工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1982年的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已婚夫妻中，近99%是双职工；同时夫妻职业相同的占38.7%。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仍然很低。在这种低收入、高就业的状况下，中国人民完成了一次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的重构。[43]如果妇女也希望能在业务上、在工作上有所成就，那就需要超负荷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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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近2000个有家庭的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当问及“您在业余时间里做什么感到厌倦和烦恼”时，90%以上的人回答是“家务劳动”。许多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工作，却苦于家务劳动的繁重。“如果衣、食、住不用操心，我愿为‘四化’干上12小时”。[44]1982年，费孝通先生在昆明民盟的同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被问及干扰他们业务工作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时，40%以上的调查者提出家务负担过重。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家庭，大多上有老下有小，挤在小小的房间里，上班前下班后，烧饭、洗衣、搞卫生，忙个不停。[45]女性还要再加一项，看着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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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类型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三代同堂的扩大式家庭变为夫妻孩子为主的核心家庭。[46]核心家庭又分为传统的核心家庭（Traditional Nuclear Family）和一般的核心家庭。一般而言，在传统的核心家庭中，妻子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丈夫因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而有权威。[47]帕乃尔和托古所使用中国人口统计资料，分析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中国家庭规模和生育率变化，发现中国家庭规模在缩小，家庭的互相照顾功能受到了挑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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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当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后，中国的家庭分工制度向着更不利于女性的方向发展。许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制度转型后中国家庭将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黄黎若莲（wong）的研究表明了改革开放后，核心家庭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对老人、病人、孩子的照顾成为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49]。梁祖彬（Leung）研究了改革后中国家庭对老人的照顾，认为改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对老人照顾的挑战。[50]卡若（Croll）讨论了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和家庭责任的关系，认为家庭在社会福利改革后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实际上，家庭需要面对市场制度转型和社会福利制度变化的双重挑战，必须解决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51]第一次婚姻中的女性和再婚家庭的女性相比，后者因为留在家庭中照顾孩子而不能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就业的比例高于前者。[52]另有学者的研究说明了以单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家庭结构容易受到社会排斥而成为贫困人士。[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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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制度的规则保证了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有一套现成的模式可以遵从。因此某些群体与某些工作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以至于让人觉得一个群体除了做某一特定工作之外别无所能。在家庭中，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家务劳动这类工作与女性密切相连，而且还经常被解释为妇女“天生”具有母性倾向。但是随着家务劳动电器化和社会化的发展，目前在城市中有相当多家庭的家务劳动和成员照顾已经实现了电器化、社会化，家务劳动和成员照顾已不再是一些女性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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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笔者访谈了一些下岗失业的非贫困女性。HJX下岗后，和丈夫一起在正顺社区开了一家洗衣房，除了干洗、水洗衣服外，还兼做服装。他们的生意一直很好。当笔者问起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由谁承担时，H女士说：“我们两个都很忙，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做家务，我就从报达家政请钟点工，连收拾屋子、洗衣服、再做饭。”1995年下岗后SX和丈夫开了一家电机商店，销售个体厂家生产的电机。几年后，随着资本的积累以及对电机行业的熟悉，2007年夫妻二人在松北区建了一处占地面积几百米的厂房，开始自己生产电机。SX家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在HJX的洗衣房洗。THY在一家商城某品牌化妆品专卖店做店长，丈夫在事业单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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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女士说：“家里一般也没什么活儿。洗衣服用全自动洗衣机，扔进去就不用管了。很多时候都是去自己父母或婆婆家吃，或者去饭店吃，也很少做饭。要做的也就简单收拾收拾屋子。隔一段时间，请个钟点工彻底收拾一下。等开春了，找人擦擦玻璃什么的，也没什么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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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Y的丈夫在铁路部门工作，儿子当兵转业后，在一家私营企业给老板开车。L女士下岗后一直在各酒店做管理工作，每天下班都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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