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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制度转型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单位全面保障的形式。为鼓励妇女就业，各单位、街道还普遍建立了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为上班的母亲们提供方便。[41]有的单位、企业还办了自己的小学甚至中学。所以尽管在下岗失业前，女性的家务劳动的负担仍然比较重，但是家庭成员的照顾，特别是孩子的抚养照顾、教育问题相对来说负担比较轻，特别是几乎没有经济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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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的访谈中，很多女性都谈起了在单位工作时自己的孩子上单位托儿所的事情。LGH的女儿、SL的女儿、LDQ的一对双胞胎都是在单位托儿所长大的，当时单位托儿所免费给职工照顾孩子，不收取费用。WJ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她很庆幸孩子小的时候没有下岗，否则两个孩子她根本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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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说：“我这两个孩子就去单位托儿所，你去就去，你不去就给你报销托儿费。有的时候孩子在我妈那儿，我就到公社，到哪儿开个证明，然后单位就给报销。在单位那时确实是好，在单位时，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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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转型前我国实行的是全民就业的政策，由于被访的贫困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都是通过她们父母的单位或者学校的安排参加了工作，她们的父母没有遇到失业的问题，所以被访女性的父母、家庭成员也基本上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退休后也都有一份退休金，虽然工资不高，但能维持基本生活，而且当时医疗费用也可以报销。总之，在经济制度转型前，被访女性的家庭照顾的责任相对也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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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转型后的家庭分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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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后，家庭生活成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尺度。[42]孩子教育与家务劳动越来越成为一项与工作互相影响、互争时间的矛盾对立面。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会同全国总工会就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组织一次大型调查。这份调查中呈现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动态是工人们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多了。许多家长开始担心子女的就业和教育问题。此前没有哪个时期如这一时期这样人们希望能够抓紧工作，拓展业务，以获得更好更大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少家庭开始作出家庭内部分工上的调整，妇女开始更多的承担起子女教育的重任。这一时期，双职工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1982年的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已婚夫妻中，近99%是双职工；同时夫妻职业相同的占38.7%。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仍然很低。在这种低收入、高就业的状况下，中国人民完成了一次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的重构。[43]如果妇女也希望能在业务上、在工作上有所成就，那就需要超负荷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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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近2000个有家庭的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当问及“您在业余时间里做什么感到厌倦和烦恼”时，90%以上的人回答是“家务劳动”。许多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工作，却苦于家务劳动的繁重。“如果衣、食、住不用操心，我愿为‘四化’干上12小时”。[44]1982年，费孝通先生在昆明民盟的同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被问及干扰他们业务工作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时，40%以上的调查者提出家务负担过重。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家庭，大多上有老下有小，挤在小小的房间里，上班前下班后，烧饭、洗衣、搞卫生，忙个不停。[45]女性还要再加一项，看着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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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类型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三代同堂的扩大式家庭变为夫妻孩子为主的核心家庭。[46]核心家庭又分为传统的核心家庭（Traditional Nuclear Family）和一般的核心家庭。一般而言，在传统的核心家庭中，妻子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丈夫因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而有权威。[47]帕乃尔和托古所使用中国人口统计资料，分析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中国家庭规模和生育率变化，发现中国家庭规模在缩小，家庭的互相照顾功能受到了挑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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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当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后，中国的家庭分工制度向着更不利于女性的方向发展。许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制度转型后中国家庭将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黄黎若莲（wong）的研究表明了改革开放后，核心家庭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对老人、病人、孩子的照顾成为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49]。梁祖彬（Leung）研究了改革后中国家庭对老人的照顾，认为改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对老人照顾的挑战。[50]卡若（Croll）讨论了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和家庭责任的关系，认为家庭在社会福利改革后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实际上，家庭需要面对市场制度转型和社会福利制度变化的双重挑战，必须解决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51]第一次婚姻中的女性和再婚家庭的女性相比，后者因为留在家庭中照顾孩子而不能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就业的比例高于前者。[52]另有学者的研究说明了以单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家庭结构容易受到社会排斥而成为贫困人士。[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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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制度的规则保证了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有一套现成的模式可以遵从。因此某些群体与某些工作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以至于让人觉得一个群体除了做某一特定工作之外别无所能。在家庭中，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家务劳动这类工作与女性密切相连，而且还经常被解释为妇女“天生”具有母性倾向。但是随着家务劳动电器化和社会化的发展，目前在城市中有相当多家庭的家务劳动和成员照顾已经实现了电器化、社会化，家务劳动和成员照顾已不再是一些女性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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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笔者访谈了一些下岗失业的非贫困女性。HJX下岗后，和丈夫一起在正顺社区开了一家洗衣房，除了干洗、水洗衣服外，还兼做服装。他们的生意一直很好。当笔者问起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由谁承担时，H女士说：“我们两个都很忙，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做家务，我就从报达家政请钟点工，连收拾屋子、洗衣服、再做饭。”1995年下岗后SX和丈夫开了一家电机商店，销售个体厂家生产的电机。几年后，随着资本的积累以及对电机行业的熟悉，2007年夫妻二人在松北区建了一处占地面积几百米的厂房，开始自己生产电机。SX家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在HJX的洗衣房洗。THY在一家商城某品牌化妆品专卖店做店长，丈夫在事业单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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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女士说：“家里一般也没什么活儿。洗衣服用全自动洗衣机，扔进去就不用管了。很多时候都是去自己父母或婆婆家吃，或者去饭店吃，也很少做饭。要做的也就简单收拾收拾屋子。隔一段时间，请个钟点工彻底收拾一下。等开春了，找人擦擦玻璃什么的，也没什么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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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Y的丈夫在铁路部门工作，儿子当兵转业后，在一家私营企业给老板开车。L女士下岗后一直在各酒店做管理工作，每天下班都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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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我这一天早上走得早，晚上回来得晚，他们爷俩我也没时间照顾，就请了一个农村的亲戚，这样放心，她每天就住在我家，帮我做饭、洗衣服、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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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访谈的非贫困女性的年龄也是处于35—55岁之间，那么。她们的孩子抚育和成员照顾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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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XLJ、MYG、LY、DHW、GH的父母和公婆的身体都很健康，不仅不需要她们照顾，还能帮助她们照顾孩子。X女士说：“我家孩子从小就在爷爷奶奶家。爷爷文化水平很高，能够辅导孩子功课。有时周六、周日接回来，但和我们住不惯，愿意和爷爷奶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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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女士说：“我家孩子从小就是婆婆管，现在上学接送、吃饭都是婆婆。我们还经常在那儿吃呢！婆婆对孩子非常好，平时水果、奶、小食品什么的都是她奶奶买，我一般不买。我爸妈身体也都挺好的，不需要我们照顾，还经常给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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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SXH、HJX、WF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但她们是通过花钱雇人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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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说：“我们两个忙，他（丈夫）的父母身体挺好，不需要照顾。我爸爸患脑血栓后遗症，需要照顾，我和我哥每人每月出300元钱，雇了个人帮助我妈照顾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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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好的城市女性通过家务劳动的电器化、社会化或者家庭成员的帮助便解决了照顾老人、抚育孩子和家务劳动的问题。但对于城市中的贫困女性来说，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她们无力承担家务劳动以及家庭成员照顾社会化所需费用，为此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照顾老人、病人和孩子以及做家务来省钱过日子，家务劳动和成员照顾几乎挤占了她们所有的休息时间。2003年我国民政部组织的全国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少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贫困家庭中，均存在对老人、孩子、病人、残障人士的照顾问题。[54]笔者在正顺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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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成员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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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抚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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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顺社区被访的近50位贫困女性中，有80%的女性认为抚育孩子是她们的主要困难。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在被访的贫困女性中，除了LDQ、WJ和NJH有两个孩子（双胞胎）外，其他女性都只有一个孩子。其中孩子上大学的有20个，孩子上中学（包括中专和高中）的有17个，孩子上小学的有7个，还有4个是学龄前儿童。正顺社区S主任介绍说，这里居住的家庭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孩子，家家都很在意孩子的事情，照顾孩子也都由女性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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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女性在被就业制度排斥的过程中，孩子的照顾一直是困扰她们的大问题，特别影响到她们的就业。有的家里孩子小、有的是两个孩子、有的孩子身体残疾，有的家庭由于贫困交不起托儿费，所以女性因此下岗或长期在家照顾孩子而不能就业。LYM的单位效益一直不好，上班只能开二三百元钱，所以生了孩子后，就没上班。L女士说：“由于孩子没人看，赚的钱还不够雇人的，我就没去。”CXL于2000年失业，家里有一位80多岁的婆婆和一个4岁的儿子，由于孩子小，老人年龄太大不能帮忙照顾，所以自从生孩子后，她就一直没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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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女士说：“我这孩子现在4岁。我这太累，我寻思来年再送幼儿园，现在还有点小。咱社区没有那种小一点的幼儿园。一说让他（指小孩）上幼儿园，他就哭，不爱去。在家可能闹呢……那现在不行啊（指找工作），我寻思再看他一年。就是上了幼儿园，我也得在家待一个月才能再找活儿干。现在的幼儿园都晚送早接，她们送孩子都是那样的，在家适应一个月，要不在那待一天该烦了、腻歪了。我看电信有招临时工的，可我也去不了啊，反正一天都得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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