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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似经历的还有LY，几年前她的丈夫在帮助朋友开车的时候，不慎将腰闪了。当时没有太在意，再加上家里经济困难，所以一直没去医院检查。但前一阵由于病情加重，去医院查出患腰椎间盘突出，需要手术，但家里实在筹不到手术的费用，所以手术的事情就不得不搁置了。目前他“顶多出去帮助朋友开会儿车，然后出去一个小时，他就腰疼得受不了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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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他在家，他能帮我收拾收拾。扫扫地了、擦擦地了，多少能帮我干点，但是说太重的他干不了，他腰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家几乎也不用他干啥，几乎都是我整。有的时候我跟孩子，孩子学习，我们俩在家整，一般的都不怎么太用他，因为他那个腰本身有毛病，你再用他说不定哪个寸劲又把哪个地方整伤了，就是尽量避免这个事情。家里里外外整体上应该都是我。你不平衡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家整体条件在这，你说你要不干，指着他干，他的腰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都不干，那你说能指着老人去干吗。他自己走道都呼哧带喘，你能指着他能干点什么吗，反正有时候我就尽量干，干累了就歇一会，歇过乏了就再干点，这活就一点点去整。有的时候实在整不了了，就不整了，第二天再整，也只能这么一点点整。有时候我姑娘回来就帮我收拾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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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性是丈夫有工作，自己由于身体不好，或者需要照顾孩子或老人没有就业，而不得不做家务劳动。下岗后，HSL曾经在地下商城帮助别人卖过服装，但目前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就业。H女士说：“我找不着工作，我身体不好，气管不好，肺不好。平时家务我干，家务活还能干，重活我干不了。”XGL患心脏病，不能上班。家里开销靠丈夫在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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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女士说：“你看我要是上班的话，我这顿饭可以不做，但是你下岗的话，你就必须得做。家里的活都是我一个人忙活。你看他一般身体不好，反正是特别懒，也不愿意动弹，我也不好张口让他干。你看他上班，我在家待着，让他干家务活也不合适，是不是？有时候我也觉得挺委屈的，你看身体这样式的，也上不了班，在家里吃闲饭，什么也不干，其实你看家务活也挺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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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L的丈夫下岗后，没有买断，继续在单位干，属于下岗再上。她由于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年老的婆婆，没有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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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女士说：“他（丈夫）帮不上，现在上班，回来都啥时候了。他回来就挺晚的，他回来就6点多钟，有时候要加班。平时没活就等着，要有活儿再加班，回来晚就7点多钟。我在家连照顾老人、再看孩子、再做饭啥的。家务活基本都是我，一家子的事可忙活人了，一天我也出不去门，在家收拾完屋子就啥时候了。每隔两三天，我还得抱着他（儿子）、领着他上草市街，到那买点便宜菜，在家这儿贵，社区里的卖得贵。有时候也去马克威那儿买菜，那块儿有市场，那儿也便宜，就是远点儿，但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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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和丈夫的婚姻名存实亡，丈夫基本不管家。所以家务活也都由W女士独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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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说：“你看我要是上班的话，我这顿饭可以不做，但是你下岗的话，你就必须得做。家里的活都是我一个人忙活。他（丈夫）就是不管了，咱也不能不吃饭啊，你像家里买米啊，你就算干不动的活，你也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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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所访谈的贫困女性中，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很多女性为了节约水费、电费、煤气费等日常的开销。不得不将已经电器化的家务劳动还原为个人的手工劳动，这使家务劳动的负担又进一步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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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J说：“我家电冰箱、微波炉、洗衣机都有，都是我姐家淘汰给我的。但都不怎么用。电冰箱从来不插电，菜都是现买现吃。微波炉根本没用过，太费电。洗衣机偶尔用用，就是洗被罩什么的，大件用，平时的衣服都用手洗，这样又省水又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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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Y说：“你像我家刷墙的活儿，都是我自己买点灰啥的，就自己瞎弄。你说要是雇人的话，也得几十块钱，能吃好多天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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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本身也是社会劳动，家务劳动也在为社会创造着价值，但我们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从来不将其计算在内。而且作为女性自身她们也没有把家务劳动当作社会劳动。BLL患有脑瘤，经常感觉头脑不清楚。她多年照顾奶奶、父亲，而且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劳动。但由于不挣钱，不能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家，因而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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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女士说：“女的干家务不是应该的吗，干家务又不挣钱。你说你有病又不能工作，吃喝全靠别人养着，花别人的钱，你说即使别人不说什么，你感觉也不自在啊，自从下岗以后，我就有被社会遗弃的感觉，特别是看病又花了那么多的钱。没有经济地位就没有社会地位，我觉得自己活着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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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贫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了过多的成员照顾和家务劳动，这极大地限制了她们就业时的职业和工作时间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收入。WXH离异后，与17岁的儿子共同生活，目前在一家招待所打工。她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既干着工作，还能照顾家、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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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说：“一天光轱辘这个家，晚上你得给孩子准备饭，到点你就得让孩子吃上热乎的饭。找工作你说要干一天，能挣1000多，可这个家怎么办，还得洗衣服，收拾屋子，这时间就没了。其实只要你能干，那一天一天的那种活也好找，关键咱还不要照顾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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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Q现在与人合开了一间拉面馆，早上9点钟开门，下午3点多钟就关门了。当笔者问起为何营业时间这么短时，L女士是这样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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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这不回家还得给孩子做饭吗！我家是土暖气，得自己烧。煤好买，板子没地方买去，我还得经常去动迁的地方去买人家不要的破家具，回来劈开做板子。冬天舍不得使煤气罐，现在一个煤气罐都七八十元了。早点儿回家这样可以点上炉子。哪块都得算啊，得省着点儿使煤气罐。能点炉子就用炉子，不用煤气罐。家务都洗洗涮涮吧，现在比孩子小的时候好过点儿了，现在衣服也不像以前那么脏了，知道干净了，不用洗那么勤了。孩子小时可不行，一天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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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C下岗后和丈夫在正顺社区内卖饼干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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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一般的照顾孩子，接送孩子，家里面做饭，做家务，一般都我。只要我在家，都是我做。基本我早上做的饭，也吃不了多少，到了中午炒两菜，我一般都下午才出，上午在家干家务活，收拾收拾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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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城市贫困女性在选择工作时，都会首先把家庭放到第一位。DLY的一席话可以说是道出了这些女性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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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女士说：“女的一般都是，收银员之类的，太累了，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干这活儿本市的少，都是农村的，供吃供住，那家里这摊怎么办？你像咱们市里人愿意干什么？愿意做饭，中午一顿饭，晚上一顿饭，400块钱，其他不耽误，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现在不少公司都这样，这样凝聚力也增加了，中午的时间能开会什么的。但得做得像样点儿，我嫂子现在就干这样的，九十点钟到那就行，他让你买菜也行，你自己买也行，这样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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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改革环境下的中国，城市妇女家庭角色变化反映在就业动机的转变上。一些妇女就业问题调查表明，目前妇女就业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改善家庭生活的质量，希望在经济上自立、为社会做贡献和发挥自己才能的目的，居次要地位。[58]简言之，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是影响她们就业的社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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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社会和文化根据性别不同而强加给人们的不同意义和角色，是人类社会建构秩序、分配资源、组织社会地位和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式。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导致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的根源。女性的时间配置被规范在家庭内部，家庭劳动被规范成为女性的责任。[59]现在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了家务劳动，并不同程度地承担了家庭成员照顾的责任。随着家务劳动和照料家庭成员社会化的发展，在理家、养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等方面，很多城市家庭已经实现了社会化。但是对于城市贫困女性来说，由于经济困难，她们无力承担家务劳动和照顾家庭成员的社会化开销，因而仍然不得不依靠自己来完成琐碎、劳神、无止境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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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动者所度过的一生是一种“向死而生”，具有一种有限性。单凭这一点，时间对个体行动者来说也成了一种稀缺资源。[60]正是由于家庭的分工制度使家务劳动占有妇女的生活时间，每一件琐事都用掉了女性可用于任何一种事业的时间。妇女的日常生活是平凡的事情，但像世界的运转一样，很难停止。[61]波伏瓦曾经说过，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西弗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获取积极的善，而总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自主性，它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既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它只有在与超越自我的、在生产和活动中走向与社会的生存者相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和尊严。她的工作远没有让她获得自由，而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们。[62]笔者在正顺社区的调查显示：在家庭中，贫困女性的时间资源被家务劳动和照顾家庭成员等工作所剥夺，贫困女性就业时间的冲突性也很难迅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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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制度排斥下，有的城市女性由社会中有稳定收入的变成低收入、无稳定收入或者无收入贫困者时，家庭分工制度使城市贫困女性承担了过多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顾责任，使许多有就业能力的贫困女性不能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或者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因而不能就业或处于非正规就业。同时，家庭分工制度强化了女性做家务和成员照顾的女性的社会角色，限制了女性就业的领域。家庭分工制度使就业制度对城市贫困女性排斥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时间是一种稀缺的个人资源，时间配置是个人权利的体现。由于城市贫困女性不能像非贫困女性、男性一样有充足的时间就业，参与社区活动和社会生活，因而家庭分工制度之下的贫困女性与非贫困女性、男性相比，在社会资源占有、机会获取、社会权利要求等方面明显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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