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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低保户和低保金的确定，主要是由社区居委会主任来定，入户调查主要也由社区居委会主任来做，街道办事处很少参与。因此，社区居委会主任就由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变成了实际上的决策者，而社区主任在执行国家政策规定时的公平性就直接决定了这项制度的平等性。在调查中，据被访女性反映，在社区居委会主任做入户调查时，如果没有积极配合也会成为撤销低保户和低保金降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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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M说：“去年社区主任和街道的来我家调查，事先通知我了，但我当时临时有事，没能在家，第二个月我的低保金就被调低了一个档次。我去社区问主任，人说去你家调查核实，你为什么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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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Y家是低保户，在谈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事情时，从D女士的谈话中，你能体会出这里面存在着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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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女士说：“不是一家两家这样，这玩意儿办的，咱也不咬谁，咱办的也有不乐意的。现在这社会也就这么回事儿。有的家开车还办这玩意儿呢。你看咱整这玩意儿三番五次的，人家有的连劳动都不去，咱都不知道他家有这玩意儿。后来开支的时候碰着过，一拿都一样的东西，看着这本儿，咱认识。像我们要想涨工资的话，那可难了，我轻易都不去社区，我就好像去过一次，再就没去过。我说你看我家这情况咋整，能不能相应的再给咱往上调点，主任说你看咱小区申报的太多了，咱小区这样式的，不好弄。你有了，是不是就……完了我就回来了，咱也别给人添乱了。有的时候还膈肌我们呢，说咋咋的，还给我们降钱呢。还整这事儿，那咱也得听啊！为啥，你不听不行，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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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开着宝马吃低保”的情况也许并不存在，但不完全符合条件的家庭享受低保待遇的情况的确存在。同时，也的确存在一些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却没有能够得到国家的救助的状况。CXL的家里有一位83岁的婆婆、一个4岁的儿子和一个的十多岁的侄女。丈夫工作的单位效益一直不好，断断续续上班，每月600元工资。目前家里仅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五个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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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女士说：“我家以前申请过低保，她（社区主任）说不给，她说你家婆婆的姑爷在政府机关工作，说你家政府机关的那个挣得多。那人家是姑娘，姑娘也不给你啊。姑爷挣得多，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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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在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的制定上存在着不平等。LGQ的单位从1998年开始就放假，从放假那天起单位就不发工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没有。丈夫没有工作，胰腺有病，医生不让多吃，也不能吃好的，由于体质跟不上，所以既不能打工，还需要人照顾。目前孩子在上高中，家里全靠L女士一个人挣钱养家。L女士没有申请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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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人家说我有劳动能力，不能给低保。前一阵儿，我嗓子长了肿瘤，我爱人得了严重的胰腺炎，但这都不符合条件。低保条件特别苛刻，你看那上面（国家政策）说的挺那什么，申请过但不行。社区主任说了我也了解你家的情况，但你有劳动能力，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还有单位，所以不能申请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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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位就视同有生活费了，有生活费了就不能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了。但实际情况是L女士自从1998年下岗后，单位不仅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而且还拖欠工资。看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本身就存在着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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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程序设计上也存在着对贫困女性的排斥。SBD技校毕业后分配了工作，但在25岁的时候患了脑瘤。自从手术后，她就什么也不能干了，经常脑袋迷糊，长年在家，基本不外出，也很少和外界接触。每天吃药需要母亲提醒，S母亲除了照顾她，还要买菜做家务，帮助照顾孩子。S丈夫下岗在外打零工。关于S女士的情况，我在社区访谈W主任时，她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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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W主任说：“她要办低保，那媳妇长得挺漂亮，看起来也挺精神儿的。让她去开有病的证明，可说了很长时间了，但到现在也没给我开来。我也没办法给她操作了，因为这上面还有规章制度。你不提交证明，我没法向上面申报，人家没法给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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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区W主任的说法，只要S女士能够提交上病历证明，她就可以向街道申报最低生活保障了。那为什么S女士不提交证明呢？我带着这个疑问来到了S女士的家。这是一个只有20多平方米的房间，在访谈中了解到这个房子是公房。“我爱人他家原来就可困难了，他爸妈总有病，国家照顾所以这房子就不花钱，就是公房。”因为她家动迁前公公婆婆就是特困户。公公婆婆在拆迁的时候相继去世，“拆迁那时候上火整的，上火所以去世了，他俩差一个月。”家里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家里的床，说实话根本不能叫床，只是用木板搭的，类似于大车铺。家里目前就是进户时的毛坯房。墙没刷，地上是水泥地，厨房既没有地砖，也没有墙砖。卧室的门也没有安，更不用说家用电器了。笔者所看到的唯一可以称得上家用电器的就是天花板上垂着的一个发黑的灯泡。当笔者问起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事情时，S女士显得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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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女士说：“像我们这种情况的早就办下来低保了。我不出门，我家他（丈夫）也不清楚。社区主任让开证明，否则不能办低保。你现在不看病的话，大夫不会给你开证明，去做一系列的检查还得花挺多钱呢！以前看病的东西，太久了，没留都扔了。我那时候做检查就花了不少钱，要是再重新检查还得花不少钱，我就不想去开了。我怕我要是花一两千块钱开了证明，它要再办不了低保，那我不就白花钱了吗？我跟社区主任说，她说必须有证明。我和我丈夫一商量，就说开证明太贵得花不少钱，再做全面检查，这脑袋一进去就得做那些光照什么的，做一个就两千多挺贵的，做完了再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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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案例也并不只是S女士一人。GXY两年前也曾经申请过低保，但由于没有病例证明，条件不够也没有能够申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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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女士说：“我和那委主任都说多少回了。我俩都下岗，你说打工吧，没有那么合适的。有合适的，人家要你不要你的，挣得也不多，孩子还上学。头两年我也申请过，但委主任说你这条件不够，又说你能干、能自立的，又咋的。咱也不好意思，再干啥去啊，就这么回事。那时候有病，咱也不舍得上医院查去啊，去住院去啊。那时候我要是早去啊，要是有病历，可能早就办了呢。这病情发作了，一下大劲儿了，我才去看的嘛。这下可倒好，花的钱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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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申请对象开证明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申请对象真的有病，情况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条件，避免最低生活保障资源的浪费。这一规则无可厚非，但是开出来的证明就真的能证明有病吗？笔者在调查中，据被访女性反映“那不就是从公安医院开的证明，公安医院只要有人，就能开出来，然后拿到社区就办了。开证明，这都是糊弄傻子。”社区主任似乎在按规则办事，但实际情况是不是比规则更为重要。难道就因为贫困，没钱看病开证明，就不应该享受到国家的救助政策吗？就应该被这项本来就是救助贫困的政策排斥了吗？这不禁使笔者对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程序的公平性产生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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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社区基层中出现的这些情况，说明基层在执行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时“打了折”，可能存在着权钱交易的违法违纪情况。笔者在调查中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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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Y说：“人家有的条件可好了，小两口儿带着一个孩子，两人都在外头打工还领低保呢！他们就说人家给主任送礼，我也没钱送礼，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就听人家那么说。我们单元就有，人家两口子跟我家媳妇儿岁数似的都上班，小姑娘今年上小学，人家领着孩子也是像他俩似的没有正式工作，但有低保。人家那是她哥在区政府，不知道人家咋办下来的。有时候我就寻思上社区咬去，那些都能给咬下来。后来一寻思谁办个低保也都不容易。你说那我上社区不行的话，那我往上头去找，可不可以？你看人家享受着低保，还天天拎着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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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女士没有申请过低保，只是听说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得有权、有人，还得用钱疏通关系。而WL则是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而没有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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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说：“我们社区有能耐的就给你低保，没能耐的就不给你。有一个女的开服装店，老头儿在外打工，都有劳保，还吃低保。两人都能干活，就是和社区主任关系好。她就甩礼，不甩礼给主任不能给她，就是整明白了。国家是国家的规定，但是社区和社区、主任和主任还不一样。说是丧失劳动能力，那他怎么还能干活、抹灰呢？政策是政策，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内部的事。我家邻居让我到她那儿去磨，说磨就给你了。我才不扯她，要个三头二百的，咱买点啥还得躲着藏着的。有钱能吃上低保，没钱的你就得往后靠。有时社区办的事一点儿都不讲理。不该给的给了，该给的不给。我家邻居2001年花了二百多元钱给主任买了踏花被办下了低保。咱生啥气，生这气，同样的人咱应该同样对待。同样的情况，我们都是一个社区的，尤其是都好几十年了，谁不了解谁呀，都是这样的家庭应该同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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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透明度、申请程序、使用程序以及监督程序等制度上依然存在漏洞，基层社区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正如W女士所说：“国家是国家的规定，但是社区和社区、主任和主任还不一样。政策是政策，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内部的事。”W女士的话一针见血的点明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如何制造出社会不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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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Y和WL所反映的情况是不是仅仅是由于自己没能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对社区主任的不公平的评说呢？因为哈尔滨市在2007年年末的时候，刚刚进行过居委会主任的选举。如果社区内的大部分居民对社区居委会主任的工作都不认可的话，那社区居委会主任们基本上不会当选，更别提连任了。据笔者了解她们所反映的正顺社区的主任们都是上一届就在这儿工作。于是笔者问起了居委会主任选举的事情。GJ说：“票发了，但是楼长帮我们选的，我们没去。”从DLY那里笔者了解到了正顺社区选举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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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女士说：“选举，人家不用你写。我家三张选票，他们主任一圈就完事了，那玩意都定型的事了。比如说八个里面要六个，这六个都已经定型的了，选不选都已经……就是划圈。票给你了，到那天，你必须得去参加。你就像我们低保户你得去，平常的人家连去都不去，谁理你呀！说句不好听的，像我们这样的都是没办法。你不去人家胳肌你一下，我们就得去。我们都拿着票，人问几个人，说三个人。几号楼的，说13号楼的。人家就说签上字吧，就签上字了。完了就说选啥呀？去年就问问，说选谁呀，人家说你不用写了，拿过来我给你写吧！他给你写上了，就是签好的了。发给咱的就写我的名字，写我多大岁数，基本情况。还有一张选举票在底下，我们家三口三张，交给我这三张吧，咱签上字，还有三张他签完的了。就是走个形式，放到选举的那个小箱子里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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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D女士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本来是用来监督和制约社区主任权力的选举制度，也几乎达不到什么实效。而且在选举中还存在着选票不能保证发放到每个居民手中以及社区主任拉选票的情况。据W女士说：“我们社区那儿没有选举权，没人给你票，让你投票啊。再说民选也没用。委主任上你家说，选我、选我，以后有啥事咱好照顾。民选不民选没用。”因此，要真正解决基层群众反映的问题，使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特殊作用能得到有效发挥，真正让有困难的群体享受到国家政策的阳光，不致成为基层权力寻租的又一工具，不致成为“富人”的又一盘菜，就必须要在制度的制定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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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于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加大媒体的监督力度和公开性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作为社会融合的来源，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提供的福利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依赖呢？这是令人疑惑的。众所周知，社会救助的覆盖率显然低于100%。覆盖率之所以没有达到100%，部分原因在于信息不全，或者申请救助需要耗费时间成本，或者与受救助者感到羞耻的心理相关。人们不希望被他人认出自己是受救助者，在此意义上，救助机制是排斥性的。也有一些人担心，政府提出的再就业新措施将责难那些仍然享受救助的人，使他们感到被国家所排斥”[109]。在正顺社区的调查中，笔者也发现了与之相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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