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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女士说：“我还没想靠低保生活，没往这儿想。你说你要人家点儿低保，你家要是买点啥东西，人家就都监视你。你说谁家不买点儿东西，邻居之间也是这样式的。我一点儿都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平时还得和人家关系整好，钱也不好拿，你周围有80个人都在瞅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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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支持服务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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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在贫困女性的心目中，社区居民委员会不是给她们提供家庭支持服务的，而是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其他生活补助的。事实上，政府给贫困家庭的日常补助、过节时给贫困家庭的节日补助，以及其他实物的发放大多数是通过居委会发到居民手中的。因此，被谈女性所提到的居委会的帮助只是发了困难补助。LYC说：“今年过年社区给补贴了，一个人50块钱，一家给150。除了这个钱外就没有什么了，过节的时候社区也基本上没搞什么活动。”CYR说：“去年过年给了10斤大米；给两个卡，一个卡100块钱；户主给100，然后一口人给50块钱，我家就是按三口人算的，其余社区也没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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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有的被访女性对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为人和工作给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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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说：“总的来说我们社区挺好，但别的社区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社区的这些委主任真不错。有啥事啥的，想着你跑前跑后的。有时都下班了，都来告诉啥的，生怕把你家落下啥的。你看那新来的主任挨家走访低保户，挨家走、挨家看、挨家问，真不错。谁家有什么困难什么的，真挺不错的。谁家有啥事，她都可惦记了。我们社区的这帮人很累，社区大，难管，而且社区特困的特别多。有残疾，困难的特别多，所以啥事都靠她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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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多的贫困女性认为社区居委会主任对她们的帮助仅仅停留在关心的层面上，而实质上的家庭支持服务是缺乏的。TLL说：“社区主任有什么事情问寒问暖的，但是具体的有什么困难的，我们自己解决。”正是由于家庭支持服务的缺乏，使许多城市贫困女性被困在家中，没有时间就业，这不仅排斥了贫困女性的就业，也间接地排斥了她们参与社会生活。LY，今年刚刚35岁，身体健康，她有着强烈的工作愿望，但繁重的家庭负担使她没办法出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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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我现在唯一难的就是我也想出去找份儿工作，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对于老人来说，我真的放不下。那你说孩子上学没个人经管，毕竟是个女孩，不像男孩还差一些。你女孩没人经管不行，再说了这老太太（老婆婆）82了。她走道本身也不灵活，也慢，你看刚才她上厕所，我搀她搀了一半儿，她本身走道也不行，寻思万一滑摔了，出事了还不好。你也不敢让她去整炉子，整啥的，一般不用她做，你万一给她磕着、碰着、烫了的也不行。他们都说给你找活儿，可最起码你能脱开身啊。现在要是有人能帮我带孩子、帮我辅导孩子学习，我就可以去干活儿了。问题是现在的看护班吧，没有太好的。跟前的看护班也是骗人的，我家孩子有不少同学都在那儿，我也听他们说过，根本就不负责任。你孩子听不听、看不看，他都不管，就是你去了把不会题的答案告诉你，抄完了就可以了。你再回来问孩子这道题的过程是怎么出来的，她都不知道，她根本就不懂。我说既然这样去不去都没有意义，那样的话，我回去把题都做完了让孩子回去抄呢，那有什么意思。既然那样还不如我在家呢，然后我还省了花着那钱，后来我寻思我就在家看着吧，所以我就只能在家待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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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社区家庭支持服务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城市贫困女性从日常烦琐、无止境的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顾中解放出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以及社区和社会的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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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中国社会转型，涉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根本性转变。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根本的。因为这意味着过去那种政治、经济、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的解体[110]，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对分离、相对独立的社会体制开始形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力度在弱化，范围在减小，致使部分资源游离出国家垄断而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随之“自由活动空间”不断扩张，社会力量以及利益主体发育逐渐成形，城市资源的供给机制以及生存能力受到影响。这种相对独立而有活力的社会生活体制的建立，是新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现代经济发展与富有活力的基层社区组织的存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在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的基层社会生活框架的建立，是整个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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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日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做好社区服务工作，不仅能够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多的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扩大就业，而且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尽管从1985年开始，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社会空间及市民观念仍然受单位制度的影响，社会依然被单位分割着，各自为政、各管其事，呈现出社区碎片化格局。有限的社区服务是女性弱势和受排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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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显示，社区就业支持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城市贫困女性的需要，由于社区为贫困女性提供的就业范围——家政服务和护理服务等“女性行业”。决定了她们的工作处于非正规就业金字塔的底端，市场价值偏低，社会地位将得不到提升。非正规就业本身是一种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参与非正规就业很大程度上是女性被市场淘汰的一种表现，而且各种非正规就业往往缺乏规范化的就业管理。这使她们的工作不仅收入低，而且缺乏劳动稳定性、必要的医疗保障，这增加了她们陷入贫困的风险。另一方面，女性长期从事辅助性、琐碎的、低技术含量的“女性职业”，使女性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受到限制，导致女性最终只能从事这些工作。这样的恶性循环显然会强化人们对性别社会分工的认知，男女两性的差异被无限地扩大，女性从传统角色中的解放变得更加困难。此外，社区家庭支持服务的缺乏，使贫困女性因承担了过多的家务劳动和成员照顾的责任而被困在家中，没有时间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排斥了贫困女性的就业，也间接排斥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和权利。社区救助服务不仅没能满足城市贫困女性的需要，而且在救助服务中由于权力的作用，使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存在着脱节，使城市贫困女性在获取社会机会及社会权利要求等方面遭遇了不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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