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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延伸。提供就业支持服务是社区服务的一项基本任务。就业支持服务主要包括提供就业机会和培训信息。调查显示：社区居委会和劳动保障工作站为贫困女性提供的就业信息大都是家政服务等非正规就业。尽管就业培训的内容中包含经商、计算机等技能技巧，但烹饪、刺绣等与家务劳动密切相关的内容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些内容强化了妇女的社会角色。而且由于培训时间短，所以培训没能满足贫困女性的需要。为了救助贫困居民，保障城市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我国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区社会保障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应保尽保”，但由于这一制度在政策设计和基层的具体实施中存在着规则和实践的脱节，使这一制度也没能有效地改变由于就业制度排斥、家庭分工制度影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排斥所导致的贫困女性所遭遇不平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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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市场就业制度、家庭分工制度、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及社区服务制度四重因素互动的运作下，对城市贫困女性的社会排斥展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进而制造了与非贫困女性相比，城市贫困女性在社会价值物的占有、机会获取、需求满足、社会权利要求等方面的不平等（如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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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制度互动制造了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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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和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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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的社会不平等是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和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共同制造的。改革开放30年，在中国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复杂和多变的微妙关系。在笔者所调查的城市非贫困女性中，她们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和积累财富，并实现个人经济地位上升性流动的，也就是说社会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的结果。哈尔滨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它体现了计划经济的辉煌，同时也暴露出计划体制的弊端。自改革开放以来，哈尔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间较长，对外开放相对而言较迟。往日的辉煌演变成了今日的负担，错失了快速发展的机遇。于是，在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再分配的权力与市场机制共同造就和推动了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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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帮助城市下岗失业贫困人员的制度和优惠政策，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情景。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我们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之中？当然我们可以分析制度的不完善或者不健全之处。但是，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天衣无缝的制度吗？制度经济学一再提醒人们：不仅制度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制度执行更要依赖于人来完成。[4]任何制度都要人来执行和操作，制度规定与人的操作的结合才构成制度的有效运作，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同时我们看到，许多立意很好的制度一到实际的运作中，由于权力的作用，却常常出现运作破坏规则，而按自身的规则来运行的情况，结果造成了规则和实践运作之间的巨大鸿沟，即失控的制度运作。这使得城市贫困女性在社会价值物的占有、机会获取、需求满足、社会权利要求等方面遭遇到不平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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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力量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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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不平等不是由于某个人的力量，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力量，如工作单位等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改革前，中国城市就业者大多隶属于某一个工作单位。国家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处置和分配，是以国家设立的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单位进行的。单位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对社会成员来说，只有进入某一单位才能得到国家控制的资源，社会成员也正是通过单位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5]在不同单位中工作的社会成员，由于所在单位地位的不同，在社会资源享有以及在社会地位上就有了显著的社会差别。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位。[6]单位制身份中最突出的是所有制身份，所有制身份从经济结构上反映和维护着城市社会中的社会等级。集体企业的职工与国有企事业职工在工资、劳保福利待遇上都有性质的差别，即存在着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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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型，市场化的介入，单位所有制对城市社会成员的影响并没有式微。当城市女性下岗失业时，正是由于单位所有制的不同，使城市下岗失业女性在面临新生活时存在着起点上的不平等。虽然在制度规则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但国有企业的大部分下岗失业女性还基本上享受到了国家对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经济补偿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待遇，而绝大部分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女性却没能享受到或没有能够足额享受到经济补偿金等待遇，这使得集体企业下岗失业女性未来将面对更大的困境，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当下岗失业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女性办理了再就业优惠证和失业证，所以她们中的许多人享受到了再就业培训、再就业减免税等优惠待遇，还有一些女性取得了社区公益性岗位。但是从集体企业下岗失业的女性，却没有机会享受这种待遇，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没有给集体企业下岗失业女性办理优惠证和失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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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单位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单位在决定城市居民经济福利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有效地利用单位作为财政拨款减退时的缓冲。单位所带来的社会分层以前和现在始终都是中国社会中一个可接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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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别不平等是制度与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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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一方面，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将原有的隐性失业者从企业中剥离出去；另一方面，企业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中选择劳动力。这一体制的改变对女性的冲击要远远大于男性。女性大批下岗失业的同时，在再就业中还遭遇到社会排斥。我国城市正式劳动部门中女性就业率明显低于男性。在非正规就业领域存在着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在非正规就业金字塔的底端，几乎聚集的都是女性的人口。如家庭雇佣的家政服务和护理服务，几乎90%都是女性。女性在非正规就业的工资也显著低于男性。[7]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城市贫困女性往往集中于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女性行业”，具体从事的往往是辅助性的、琐碎的、低技术含量的“女性职业”，这样一些工作行业往往具有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和劳动收入低的特点。性别分工强化性别差异，女性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受到限制，导致女性最终只能从事这些工作。这样的恶性循环显然会强化人们对性别社会分工的认知，男女两性的差异被无限地扩大，女性从传统角色中的解放变得更加困难；又因为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所从事工作的市场价值偏低，女性的社会地位将得不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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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社会群体应该完成两种功能：一种是劳动功能。它在于让社会群体与外界发生关系，以便提取资源（然后转换）并（重新）指定目标（社会群体的方向）；另一种是情感功能。它保证群体凝聚力、各成员动力及行为规范的一致性。[8]按照传统规范，为了维持家庭的最佳功能状态，需要在丈夫和妻子之间进行分工。丈夫承担工具性功能，注重职业、教育以及政治活动，一般维持家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妻子承担情感性功能，注重抚养儿童并使其社会化等家庭内部事务，进而维持家庭内部的关系。家庭内部角色扮演的特点是性别互补。丈夫挣钱养家，确立家庭的社会地位；妻子在家庭中扮演母亲、家庭主妇等角色，是多重角色的聚合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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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虽然“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已被城市家庭抛弃，但传统的性别观念仍然不同程度地影响夫妇的性别角色认同，这导致性别资源的产生。在城市贫困家庭中男性的资源主要来自于他的经济地位，女性的资源主要从家务中获取。城市贫困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过多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顾责任。从熟能生巧的意义上来说，性别分工产生了一种自圆其说的效果：人们往往认为妇女因本身的一些特点，如看护技巧、耐心细致、理财有方等，在从事某些工作或职业时具有优势。但事实上正是因为社会文化将那些有可能培养这些特点的工作和责任分配给了女性，才使得她们获得了这些特点。[10]家庭分工制度强化了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而限制了女性就业的领域。同时社区就业支持服务对于女性所提供的就业信息也多为家政服务等社会认同女性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社区就业培训针对女性的学习内容也多为家务和照顾技能等的培训。总之，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加剧了性别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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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170316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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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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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度和生活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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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讨论的是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笔者关注了制度本身所导致的不平等，但更多关注的是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权力的作用，使规则和实践存在的脱节而导致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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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耶指出：“我们从来都没能按照我们所渴望的方式成功地改变社会。除非我们能够说服我们中的大多数接受我们的领导，否则我们就不能成功地为社会制订一部计划，因为社会、各种人类关系以及社会系统都太复杂了”。[11]这里说到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制度没能实现规训行动者自主性目的，更多是指制度没能成功地安排生活，没有能够让生活完全按照制度的逻辑运转、生长。制度的“失败”，是由制度逻辑的简单性与生活逻辑的复杂性之间不可规避的冲突或者抗衡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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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制度的设计能够符合生活的逻辑，这种符合也是暂时的，因为所有制度的设计、操作都只能建立在静态结构的基础上，都只能把日常生活定格在某一个时间段上，按照机械的程式化方式推进。可是现实的生活总是散漫的、矛盾的，无法用某个逻辑来还原，反而常常会或明或暗地存在多个逃生的出口，常常有各种矛盾甚至冲突的逻辑交织在一起。除此之外，社会生活的结构千差万别，也可以说，不同时空结构下的社会生活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制度逻辑和生活逻辑之间的矛盾，是制度实施过程中遭遇各种负面力量，或者自己被破坏的根本原因。在现实中，二者之间的冲突常常表现为一个中国人习以为常甚至已经熟视无睹的问题：如何协调普遍性制度同地方性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经常被人提及但总是不能解决的现象已经表明，制度与生活在逻辑上的不可通约性几乎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方案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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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都是短视的，只是依据当下的情境判断规划下一步行动，而难以把握住制度自身在实施过程中对情境的改变和再造，以及这种改变和再造可能引发的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性应对。”[13]制度与生活始终处在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谓的“双重解释学”[14]的循环中。它们之间互相建构。生活的运作逻辑受理性行动者的支配，当制度进入生活领域时，必然有行动者将其作为行动背景，这一过程即是在重构生活。面对具有复杂不确定性，充满活力、存在不同权力属性结构的生活，单一理性制度无法对此做出有效预设。尽管制度与生活存在如此的张力，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制度不断建构生活，生活也在不断建构制度。制度能够改变生活，但是无法安排生活。制度使生活发生改变的动力不是来自制度与生活在逻辑上的契合，而是来自制度之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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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别分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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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转型，年龄、性别、教育等因素与社会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日益增长。性别差异导致男女两性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资源占有上的差异，由此可见，性别已成为一个分层机制。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女性群体日益边缘化、弱势化，两性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不断扩大。性别分层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指以性别视角探究两性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揭示造成女性群体弱势化和边缘化地位的排斥现象以及现代社会分层结构中存在的男女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现象；其二指以社会分化为视角，探究女性群体内阶层分化的问题。[15]本书对性别分层的两个含义都有所涉及，但主要探讨的是第二个含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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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分化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这种分化是女性地位边缘化前提下结构性排斥所导致的内部阶层的分化。这种分化的实质是家长制的，以男权社会的价值评价为主导的制度和文化的反映。[16]笔者所调查的非贫困女性，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中奋斗的成功者，她们追求自我价值的承认和实现；而那些被排斥的贫困女性，若要获得良好的生存状态，也要以社会经济地位的价值评价作为旨归。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虽然性别因素影响了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但与制度、社会结构等因素相比，性别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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