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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着请入内房相见。蕙娘在窗内偷看，心下大为惊喜，才知西北角下做文字的书生，就是周琏。心中鬼念道：“这人才算的有情人，像他这买间壁房子，和我哥哥兄弟结拜，屡次在我家送极厚的礼物，毫不惜费，他不是为我，却为着那个？”又心里叹道：“你到有一片深心，只是我无门报你。”急急的掀起布帘缝儿，在房内偷窥，见周琏生得甚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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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娘看了又看，心内私说道：“妇人家生身人世，得与这样个男子同睡一夜，死了也甘心。”（李百川：《绿野仙踪》，第八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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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学对女子的性幻想也作过详细调查，结果发现，现代女性的性幻想主要有两个，一个与男子一样，是“三人行”，当然是一女两男的“三人行”，如《金赛性学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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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3%的已婚男性和3%的已婚女性表示，当他们和其他伴侣做爱时，配偶也在场。大多数做过的人同时表示他们只做过一次。尽管如此，这是多数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一种幻想。（瑞妮丝等：《金赛性学报告》，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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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有的女性甚至常常幻想自己被强奸或被性虐待。这样的状况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当然避之唯恐不及，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女子的性幻想中呢？对此，有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性压抑思想影响下，妇女往往会对性行为存在羞耻或罪恶感，假如在性幻想中想象自己是主动乐意追求性生活的，就会引起自我的内疚或焦虑；这时通过“反相形成”心理防御机制，幻想成被强奸，就可允许自己既享受到性快乐，又可为自己找到辨解的理由。（见《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第357页）说得明白一点，女性幻想自己被强奸，事实上是追求一种巨大的性刺激，因为被强奸是可怕的、危险的，但是自己是在极其安全的情况下去假设它，当然能起到异乎寻常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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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幻想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是用自己精神的力量去调动自己的生理机能，以达到自己享受快乐、释放压力的目的，所以现代性学家认为性幻想是无害甚或有益的。当然，凡事都有一定的度，如果常常沉溺于性幻想，甚至因为经常性幻想而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就成了一种精神疾病，必须通过求医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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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170317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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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四、性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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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性虚伪，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性的问题上掩盖自己的真实心理，以虚假的态度或面目示人；二是视性为洪水猛兽，以卫道士自居，严禁他人谈论或对他人正当的性行为横加干涉。在中外历史上，性虚伪的现象曾经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即使在今天，谈性色变、视性为禁区的仍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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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170317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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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历史上的性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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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唐朝及其以前，对性问题多持开放的态度，因此，无论《汉书》、《隋书》等，在其“志”中都收录了房中书，把谈论性问题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然而，从宋代开始，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人们把性欲视为不洁，把谈论性问题视为下流，视不近女色为高尚，从而开启了性虚伪的历程。如理学家朱熹认为二程（程颐和程颢）提出的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可改易，还下令妇女出门必须用花巾兜面，只留孔隙看路；又令妇女鞋底装上木头，称为“木头履”，使行动有声，便于觉察，以防私奔。可是他自己呢？当时有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言行不一，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后来，朱熹被迫上表认罪，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等，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改过。（参见蔡美彪等主编：《中国通史》第5册，第334～335页；第7册，第437页）连道学家的代表人物都是如此，其他一些徒有虚名的道学家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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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戏图考》中，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较好地概括了中国古代自宋至清性虚伪的历程，认为除了在明朝晚期，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性开放的时期，其他时期，大多处于性虚伪风气的笼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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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中国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西方关于中国的书中，中国的虚情矫饰已成为一句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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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清代作家的断言相反，这种情形并非从来就是如此。当代的文献证据说明，虚情矫饰在唐代（六一八～九〇七年）和唐以前实际上并不存在。虚情矫饰可溯源于宋时期（九六〇～一二七九年），当时，在古老的儒家经典的再检验下，男女有别之古义，被头脑狭隘的学者们所误解。这种固执的态度在元朝（一二八〇～一三六六年）期间有所松弛。中国人在战斗中的失败和在蒙古人奴役下的苦难生活，引起了一种喜好轻浮娱乐的反应，于是中国的剧本和色情小说繁荣起来。其次，明朝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中包括它的许多与性有关的禁忌和习俗的复兴。但到这个时代的晚期，大约自一五七〇年始，南方的都城南京沉溺于风流浮华中。风雅学者的一切文化生活情形，包括他们的性风尚，成为文士画家交口谈论的题目。这就是这一时期春宫画产生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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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四年的满洲征服在这种快活场景中放置了一块黑幕。从那时起中国人显示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去保持他们小心翼翼隐藏起来的所有性生活面貌。（高罗佩：《秘戏图考·英文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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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高罗佩还举中国近代知名学者叶德辉名声扫地的例子，来说明当时学者写作关于性方面的文字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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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医心方》的开山之作出自中国近代学者叶德辉（1864～1927年）之手，他用的是1854年版。叶德辉从该书卷二八中发现，有五种中国古代房中书被丹波到处引用，使他认为有可能根据这些片断复原原书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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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种房中书皆发表于叶德辉的《双梅景丛书》（始编于1903年，1914年付梓）。他因此大大触怒了当时的旧派文人，使自己的学者名声立刻扫地以尽。他是那样不幸，甚至惨遭匪徒杀害也未能引起任何同情［叶氏1927年被长沙地区的革命群众作为“反革命”而处决——译者］。这种偏执态度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一般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问题一向通情达理，令人赞赏。他们通常总是以文章的质量来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并不在意其道德上的缺点或政治上的错误。但唯独性这个问题是例外。只要哪个学者胆敢就这个特殊题目写东西，他立刻就会被嗤之以鼻。这些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清代的中国文人如何深深地被他们自己的性压抑所困扰。（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第167～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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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也出现过长期的、整个社会都陷于性虚伪的情形。如据刘达临的《世界古代性文化》称，在西方，早期的基督教会认定性交的目的只是为了制造更多的宗教信徒，因此，规定夫妻性交时不能有享乐的念头，性交姿势也只有男上女下一种。为了防止夫妻有更多的性接触，教会甚至设计出了一种特殊的睡衣，只供丈夫“播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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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早期的基督教认为，性行为是为了“制造更多的基督徒”，而不是享乐。教会对教徒的性生活做了很多干预，他们曾发明一种厚重的睡衣，只在紧要的部位开一个洞，妻子穿上这种睡衣，丈夫则在洞中“播种”，而避免其他任何接触。但是这种睡衣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于是教会又规定夫妻只能以男上女下的一种姿势性交，如果采用别种姿势，则需接受处罚。教会备有一本小册子，记载了各种“罪恶的”性交姿势，教徒必须坦白交代他们是否有这类“丑态”，如果其中有一种姿势被认为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就必须处以七年的徒刑。（刘达临：《世界古代性文化》，第295～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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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呢，在基督教教会中，有不少主教、教士就是荒淫无耻的人，他们背地里勾引妇女，与他人妻子通奸，无所不为。种种情形，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有充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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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的《性经验史》一书中也指出，在19世纪的西方，曾经经历过性虚伪的“单调乏味的黑夜”，性经验被家庭夫妻所垄断，它只存在于夫妻的卧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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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初叶，人们对性还有几分坦诚。性生活不需要什么隐秘，言谈之间毫无顾忌，行事也没有太多的掩饰。时间一长，大家对这些放肆的言行也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