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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满肚子男盗女娼,却标榜自己道德高尚;本来是性欲的自然而正常的表达,却被指责为下流淫秽。性虚伪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剥夺了人们享受幸福的权利,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恶劣的后果。如《性学总览》中说,性虚伪造成了性压抑,性压抑的同时则使性产生了神奇的诱惑力,从而使反性欲变成了一种负的性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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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局面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更不用提及3个世纪以前的宗教裁判所时期,妇女被看成没有性欲的生物。性要求与性亢奋被视为道德败坏,或者是有病,或者被看成仅在社会下层妇女中才会出现的事情。但是,这种性压抑产生了一种自身相当矛盾的现象:压抑的同时又产生一种神奇的吸引力。性行为因同恐惧与犯罪感有联系,因而产生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诱惑力量和一种迷人的危险的滋味,赋予了性行为一种永久的、持续的以及具有压倒一切力量的猛烈性质。更为自然的刺激物受到禁止,更为中性的刺激物获得了更为奇特的含义。禁止看一位妇女的腿,甚至禁止人们想象妇女的腿所带来的情形,便使人觉得桌子或钢琴腿都有些诲淫。能引起性反应的刺激物也愈加细微。但是,这一情形就如同是与风车的叶片开战:越多的人反对性欲,环境就越变得性欲化。反性欲变成了一种负的性迷恋。(同上,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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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总览》中还认为,性虚伪使下层妇女盲目地反对性欲,从而陷于无性欲,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她们生活中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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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沃特(1965年,1966年)可以在社会阶级所属与婚后性行为的兴趣和享受之间确立一种相互联系。妇女在性兴趣和享受方面表现出的阶级依赖性的下降趋势,仍比男子的更强。这就意味着:一,下层妇女常常持有一种反性欲态度,对性欲表示敌视,因而最无性欲。她们中有54%的人对性行为持否定态度,而中产阶级的妇女中仅有14%持此态度。(同上,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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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国人来说,盛行于清代的性虚伪给中国形象带来了严重的损害。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说,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性生活秘而不宣,使西方人误认为中国人的性生活“是一个可怕的堕落的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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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士人夸张的假正经不仅妨碍了学术研究,而且导致了西方对中国性生活产生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由于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性生活的神秘态度,十九世纪,在中国的西方观察者似是而非地假定它是一个可怕的堕落的粪坑。这种错误观念被有关中国的西方书本广为传播,时至今日,仍流行在相当数量的西方公众的心目中。(高罗佩:《秘戏图考·英文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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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性虚伪最大的祸害,还在于葬送了无数人的幸福。人生本来短暂,性享受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恩赐,然而,那些可恶的性虚伪者却用错误的、荒谬的观念去教唆人们放弃性享受的天赋权利,使人们在从事性行为时战战兢兢,唯恐堕于所谓的下流淫秽。因此,性虚伪者的论调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抨击。如恩格斯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性虚伪者对自然性欲表现出的道德义愤,不过是小市民的矫情和假道学,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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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肯定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的诗“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时说,那种对人的自然性欲表示高尚的道德义愤,只不过是小市民的矫情和假道学。他说:“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片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见张国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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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潘光旦在《性心理学》中引用意大利社会思想家柏瑞笃的话,对性虚伪者作出了诛心之论。柏瑞笃认为,一个总是说秽亵话的人,与一个专门反对说秽亵话的人,他们的动机是一样的,都是出于性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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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社会思想家柏瑞笃(Vilfredo Pareto)发挥行为动因之说(theory of residues),说甲乙两人的言词举措虽有不同,甚或完全相反,而其言行的动因也许是同样的一个。例如一个淫荡的人,开口闭口,总说些秽亵的话,而一个持禁欲主义的道学家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一切性的言动,认为凡属性的言动总是龌龊的或有罪孽的,甚至于专找这种言动来做他的抨击的对象——这两个人的动因只是一个,性的饥饿!这和霭氏的议论正可以彼此发明。根据性感过敏的理论,可知从事于“淫业”的人,和从事于“戒淫事业”的人,可能是一丘之貉;而后一种人的过敏的嫌疑更是来得大,因为经济的理由不能假托,而道德的理由可以假托。(见霭理士:《性心理学》,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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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太值得深思了。因为事实上,性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只要人们对它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充分地认识它、了解它,它只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只有那些对性十分无知的人或平时性压抑过度的人,才会觉得性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因为在他自己的经历中,或许曾经因为性而干出过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他认为别人也会这样做,从而狭隘地认为对性必须加以限制,不能让别人自然地谈论。因此,对他人在性问题上的自然表达采取压制甚至惩罚措施的人,恰恰暴露出他内心的无知、阴暗和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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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容谈性是人类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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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就曾预言,最终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白天或夜里所做的那些令人惬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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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是在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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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史》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关于性,我们必须谈论它,因为它关系到大家的最大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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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我们必须谈论它,我们必须公开谈论它,而且谈论的方式也不再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即使谈论者自己仍然坚持这种区分(这些冠冕堂皇的表白也是旨在揭示性)。我们必须谈论的性不再仅仅是惩罚或者宽容的对象,而是管理的对象。要把它置于有用性的体系之中,为了大家的最大福祉而去规范它,让它在最佳状态之中发挥作用。(福柯:《性经验史》,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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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劳伦斯在《性与可爱》一文中,为了唤起人们对性的重视,甚至用某种武断的口气说,性就是美,对性的憎恨,也就是对美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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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性和美是一回事,就像火焰和火是一回事一样。如果你憎恨性,你就是憎恨美。如果你爱上了有生命的美,你就是在敬重性。(见《读懂“性”福》,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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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在如何看待性的问题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性学著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性用品公开出现于各种商店、媒体;不同形式的性文化节也在各地先后举行,引起不小的轰动……然而,中国人还是羞于谈性。他们中的不少人,虽然经常光顾各种带色情服务的场所,虽然观赏过数不清的性爱光盘,虽然生活作风极不检点,但是,一谈到性问题,便马上会装出一副正人君子样,要求人们对此最好避而不谈,因为谈论它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却根本不懂:不公开谈论性问题,才是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巨大隐患。因为对于青少年来说,只有让他们了解关于性的较为完整的知识,并告诉他们怎样做是正确的,怎样做是错误的,他们才会选择正确的行为;否则,一味地隐瞒,故作神秘,让青少年像无头苍蝇那样自己去摸索,能不出问题吗?能不发生悲剧吗?所以,公开地、从容地谈论性问题,向青少年传播正确的性知识,才是真正对青少年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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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当代中国,不光是青少年需要系统地了解性知识,有许多成年人,也需要补性知识的课。在今天,缺乏基本的性知识,视谈论性问题为不正经甚或下流的还大有人在,可以想见,这些人的性生活肯定也是单调乏味、停留于原始水平的。因此,为了提高人们的素质,为了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营造一个公开、从容地谈论性问题的社会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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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第三章 性交的利弊与性交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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