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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福建的男风之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那里居然有供奉同性恋之神的习俗。据清代施鸿保的《闽杂记》载，在福建有胡天保庙，也称小官庙。胡天保也叫蝴蝶宝，其像为一老一少两个人相偎而坐。当地风俗，男子若看上了另一男子，便在胡天保像前祈祷，然后取炉中的香灰撒在自己中意的男子身上，据说即可遂愿。遂愿后要用猪油和糖去抹胡天保像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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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向有胡天保胡天妹庙，男女淫祀也。胡天保亦曰蝴蝶宝，其像二人，一稍苍一少皙，前后相偎而坐。凡有所悦姣童，祷其像，取炉中香灰暗撒所悦身上，则事可谐，谐后以猪肠油及糖涂像口外。俗呼其庙为小官庙。……道光甲午，南海吴荷屋方伯访得其像，悉毁之，仍出示严禁。然民间尚有私祀者，盖庙祝据为利薮也。伤化导淫，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有司者置之不问，毋亦有韩香鄂被之思欤？（施鸿保：《闽杂记·卷七·胡天保胡天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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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胡天保又是何方神圣呢？据清代袁枚的《子不语》称，胡天保是同性恋者，因爱上了某御史，便偷偷追随该御史而行，有一次竟然偷窥该御史上厕所，被发现后，胡天保被处死。后来胡天保向人托梦，称阴官已封他为兔儿神，专管人间的同性恋之事，于是有好事者便立庙加以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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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爱其貌美，每升舆坐堂，必伺而睨之。巡抚心以为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他邑，胡竟偕往，阴伏厕所窥其臀。巡按愈疑，召问之，初犹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实见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岂为凡鸟所集，然神魂飘荡，不觉无礼至此。”巡按大怒，毙其命于枯木之下。逾月，胡托梦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礼之心，干犯贵人，死固当然。毕竟是一片爱心，一时痴想，与寻常害人者不同。冥间官吏俱笑我，揶揄我，无怒我者。今阴官封我为兔儿神，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可为我立庙招香火。”闽俗原有聘男子为契弟之说，闻里人述梦中语，争噱钱立庙，果灵应如响。凡偷期密约，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祷焉。（袁枚：《子不语·卷十九·兔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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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小说《野叟曝言》中，也有关于福建人祭祀同性恋之神的描述，不过，小说中的同性恋之神不叫胡天保，而叫夏相公。书中说，祭祀夏相公的活动在每年的正月初六举行，届时全城的同性恋者都会参加，而且连妓女也会参加，因为福建的男妓太盛，以致娼妓也只好把自己打扮成男子，性交时专走后路。（见夏敬渠：《野叟曝言》，第六十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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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清代俞蛟的《梦厂杂著》称，祭祀同性恋之神的习俗不光福建有，河北、广东等地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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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府献县城隍庙，泥塑皂隶，昂首注目，状若倾耳而听。相传隶两耳无闻，喜为人作龙阳之媒。焚楮镪，附耳私语者，实繁有徒……岭南潮洲揭阳城隍庙，亦有聋隶，人俱呼为三官。有调娈童不得者，焚香隶前，以指抉其耳窍，吻近窍，密祷之，事无不谐。谐后，酬以牲醴。（俞蛟：《梦厂杂著·卷二·聋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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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同性恋之风盛行的地区除了福建，还有广东。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西方修士加斯帕·克鲁斯来到广州，看到了当时广州同性恋盛行的状况，便把它与不久前在中国北方发生的一次重大地震灾害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因为那里的中国人毫无羞耻感地从事鸡奸，上帝才降下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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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民族有一桩肮脏的丑行，那就是他们是那样喜欢搞该死的鸡奸，这在他们当中丝毫不受到谴责。虽然我有时公开或私下反对这种恶行，他们却乐于听我讲述，说我讲得满有道理，而他们从未有人告诉说那是一种罪恶，也不是坏事。看来因这种罪恶在他们那里是普遍的，上帝就在某地区给他们严惩，在全中国这是众所皆知的。（C.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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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帕·克鲁斯把广州的同性恋状况描绘成整个中华民族的状况，无疑是以偏概全了。而且，他把同性恋看成是“该死的”、“罪恶”，这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显得有些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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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170317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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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龙阳须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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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龙阳也叫做小官。在某种程度上说，做小官也就是做男妓。因为一个男子，当他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小官时，别的男子便可与他发生同性恋关系，而这种关系通常都是需要对方付钱的。综合明清时期笔记小说中的相关说法，我们发现，做小官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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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年少。男子玩小官，喜的是小官皮肤嫩、后庭紧，因此需要小官年纪小。在明代小说《龙阳逸史》中，就是根据小官的年纪，把小官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小官年纪在十四五岁，中等的在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列为下等。书中说，年纪在十五六岁的小官，正是行运的时节，若到了十八九岁，便要考虑后退之路，可见小官的黄金时间是很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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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做小官的，年纪在十五六岁，正是行运时节。到了十八九，看看运退将来，须要打点个回头日子。如今眼前有一等，年过二十五六，还要乔装未冠，见了那买货的来，千态万状，兴妖作怪。却不知有这样的行货，偏又有这样的售主，这也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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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当初酆州有个骆驼村，周围有一二十里，共有百十个人家，这也是那村中的风水，到出了二三十个小官，都是要做背后买卖的。后来那些小官，见是一日一日越多将出来，一齐便团了行，分做三等：把那十四五岁初蓄发的，做了上等；十六七岁发披肩的，做了中等；十八九岁掳起发的，做了下等。那初蓄发的，转眼之间就到了掳头日子；只有那掳头的，过三年也是未冠，过了五年又是个未冠。那上等的见下等的坏了小官名色，恐怕日后倒了架子，遂拴同上等，又创起个议论，竟把那下等的团住。下等的见他们团住了，内中有几个识时务的，仔细想一想看，终不然到了百岁，也还是个扒头？没奈何，只得硬了肚肠，买个网子戴在头上。（《龙阳逸史》，第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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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说的蓄发、发披肩、掳头、未冠等，都是古人根据男子的年龄而采取的不同装束。对于男子来说，冠与未冠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因为古代男子成年时都要行加冠的仪式，举行冠礼的年龄一般在二十岁左右，如《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而冠”。加冠仪式通常在宗庙举行，加冠时，要由挑选好的来宾给这位青年祝福，然后再束发加冠。加冠后，青年要向来宾和亲朋好友表示感谢。因此，在中国古代，常用未冠、弱冠等来表示男子尚未成年，而用已冠来表示已经成年。对于一般男子来说，加冠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标志着他已长大成人，可以在社会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而对于小官来说，加冠无异于一场灾难，因为这标志着他已不再年少，前来光顾的男子将会越来越少。为了隐瞒自己的年龄，有的小官便推迟加冠的时间，到了二十五六岁，还披散着头发装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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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长得漂亮。男子玩小官，当然喜欢长得漂亮的小官，这与男子喜欢美女是一个道理。因此，在男风盛行的地方，大凡长得漂亮的男子，多会去当小官。此正如明代小说《宜春香质》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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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生得标致，便是惹贱的招头。上古子都、宋朝，只为有了几分姿色，做了千古男风的话柄。世至今日，一发不堪说了。未及十二三岁，不消人来调他，若有两分俏意，便梳油头，着艳服，说俏话，卖风骚，丢眼色，勾引孤老朋友。甚至献豚请捣，有淫妇娼根所不屑为者，然为之，不以为耻。弄得一个世界，衣冠虽存，阳明剥尽，妾妇载道，阴霾烛天，膏沐日工，愈觉腌可厌。（《宜春香质·月集》，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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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长得漂亮，主顾就多，挣得当然也多。于是，人们便在如何使小官漂亮上下工夫。在民初徐珂编纂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的梨园培养弟子时使弟子貌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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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间，京师曲部每畜幼伶十余人，人习戏二三折，务求其精。其眉目美好，皮色洁白，则别有术焉。盖幼童皆买自地方，而苏、杭、皖、鄂为最。择五官端正者，令其学语、学视、学步。晨兴，以淡肉汁盥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粹。夜则敷药遍体，惟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娈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徐珂：《清稗类钞·优伶类·伶人蓄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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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伶人中有不少当小官的，但是伶人不等于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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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清代艺兰生的《侧帽余谭》称，相公大多面貌白皙，并非人人生来如此，有很多是后天用方法改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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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君之面，虽不能尽似六郎，然白皙翩翩，鲜见黝黑。孟如秋言：“凡新进一伶，静闭密室，令恒饥，旋以粗粝和草头相饷，不设油盐，格难下咽。如是半月，黝黑渐退，转而黄，旋用鹅油香胰勤加洗擦。又如是月余，面首转白，且加润焉。此法梨园子弟都以之。”（见《梨园史料》，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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