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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家庭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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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在一个家庭中生活的代（辈）数来统计，村里过半的家庭是两代人家庭，其中绝大多数是一对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但是也有少数是一对夫妇和共同生活的父辈（往往是丧偶的父亲或母亲）。三代人家庭占23%。只有一代人的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19%，其中包括一对夫妇单独居住和单身人两种情况。让人略感意外的是，村里竟然有3户四代同堂的家庭，在当地普遍实行的婚后分家的习惯做法之外，这样的家庭给人印象深刻。（详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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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家庭代（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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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每个家庭的夫妻对数这个指标来统计，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对夫妇，这样的家庭占到全村家庭的四分之三；两对夫妇的家庭约占一成，而这两对夫妇绝大多数是不同代的；没有夫妻关系的家庭也占一成多，其中既包括离婚、丧偶的人，也包括单亲家庭；在村里，家中有3对夫妇共同生活的家庭有4户，它们属于村中残存的扩大家庭（亦称联合家庭）。（详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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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家庭夫妻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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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家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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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后村的家庭结构（详见表1-4），可以看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是最主要的家庭形式，在全村所有的家庭中占到55%。如果把只有夫妻无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也按核心家庭的不完备形式计算，则占全体家庭的67%，即三分之二。夫妻家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年轻夫妻尚未生育；另一种是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年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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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家庭仍然是后村的一种重要的家庭形式，占到近四分之一的户数。有一个家庭虽然共有四代人，但是每代只有一对夫妇，所以仍将其归入主干家庭的范畴。当然，有相当一批主干家庭是残缺的，一般是最年长的一代丧偶，但是也有中年一代离婚、丧偶的情况。还有中间一代除一对夫妇外有一个未婚兄弟姐妹共同居住的家庭。比较特殊的一个家庭是只有上面两代而没有第三代的。但是这个家庭并不符合核心家庭的定义（一对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所以还是把它列入不完备的主干家庭之中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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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户单身家庭由丧偶和离婚后独居的人们组成，其中寡妇3人，鳏夫4人，离婚独居者5人。村里的单身户中没有从未结过婚的单身人，村里有几名未结过婚的单身男人，但要么与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要么与母、嫂等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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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村里有4个扩大家庭，虽然在全村家庭结构中只占2%，但是其类型意义不容低估。这4户人家都是三代同堂，其中3户在第二代有兄弟两人携妻子儿女共同生活，1户在第二代中有三对结了婚的兄弟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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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唯一不属于上述所列各类形式的一个家庭是由三代人组合而成的：这个家庭有一位老母亲，她有两个儿子，哥哥因病去世后，本家希望弟弟娶嫂，弟弟不同意，于是嫂子离开后村，留下了一双儿女。目前，这户人家是由老母亲、小儿子和他的侄子侄女组成，无法归入前述五类家庭结构中的任何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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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后村的家庭结构中最为集中的还是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这两大类。换言之，后村的大多数人家或者是一对夫妇加上他们的未婚子女，或者是一对祖父母、一对父母和他们的未婚子女。如果把只有一对夫妇的家庭也算入不完备的核心家庭，那么后村有91%的村户包含在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包括其不完备形式）当中。这两种家庭形态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主要家庭形态，也是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中国人最主要的两种家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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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为杂姓村。全村187户人家共分10个姓氏。其中王姓最大，有68户。除王姓外按规模排列依次为：周姓39户，车姓21户，张姓17户，殷姓14户，孙姓13户，李姓12户，吴姓、马姓、齐姓各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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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村的几个大姓当中，人们有着浓重的大家族意识，属于这些大姓的每个小家庭以同姓氏男性的辈分和年龄排列，组成一个同姓的“大家庭”，其中每个人都占据这个大家庭谱系上的一个位置。在调查中发现，村民对于本村同一姓氏家庭的成员一般都会有“俺们是一家子”的想法。有红白喜事时，村民会严格按照姓氏办事。同姓内部世代不通婚，因为大家全都源自同一祖先。不同姓氏之间的人们能在村里和睦相处，但彼此极少有经济上的往来，一旦有姓氏间的冲突，家族观念会远远强过是非观念。家族观念甚至超越了村庄界线。后村的多个姓氏与邻村同姓氏的关系，强过同村不同姓氏间的关系。比如，村中人数较少的孙姓，每遇红白事，一般与邻村孙姓共同办事，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一家人”，只不过分住在不同村子里。村里不同姓氏间近年常有通婚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几近丑闻。这是政府强力推行计划生育、各家生育数量骤降以致养老模式改变的一个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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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一个很有特色的现象是“同姓同质”，不同姓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王姓多长相出众但好吃懒做者，多在外打工；周姓世代读书，改革开放后多经商，经营着村里的企业、商店等；李姓有多人为乡村医生（后村现有的6名医生中有5人姓李）；张姓则是生活作风不好多发的姓氏，有好几家出了“小姐”以及“通奸者”；村内名声最坏的是殷家，他们人数少但多品行不端，常有小偷小摸（偷几筐头玉米，偷摘一包棉花等），引起村民对该姓氏中人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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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村庄相比，后村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特色：它民风淳朴，有勤劳、贤孝的村风，除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一起少年强奸幼女案外，建国以来没出现过群殴事件或刑事案件。该村位于省界、县界，历来是当地政府不很关注的村子，村民响应政府的瞎指挥、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一直不太高。在“文革”期间，该村自己一直没有像周边村庄那样发生武斗，上级派进村的工作队也因在村里备受冷落而中途撤离。自1968年以来，全村仅有2人入党，其中一人在上世纪70年代入党，目的是为了参军；另一名党员是90年代末入的党，原因仅仅因为村支书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发展党员，村支书只好发展了自己儿子入党。由于当地政府的行政命令在该村被执行得比较少，所以村里的经济受到的破坏也比较少，经济发展明显好于周边村庄，在当地是知名的比较文明、富裕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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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一些特色，后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北方平原村庄，历朝历代留下来的一点文物古迹已经荡然无存。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种地、打工，闲暇生活多是看电视、打麻将，冬天农闲时偶尔组织一支秧歌队，在大街上自编自演节目。村里没有书店，村民除了学生，很少买书。成年人偶尔买本书，多是外出途中在车站或外面小摊上买《故事会》一类的通俗书刊以及一些盗版色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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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的人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在信仰这个领域，他们所拥有的是祖先崇拜和自然物崇拜，这也正是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