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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为杂姓村。全村187户人家共分10个姓氏。其中王姓最大，有68户。除王姓外按规模排列依次为：周姓39户，车姓21户，张姓17户，殷姓14户，孙姓13户，李姓12户，吴姓、马姓、齐姓各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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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村的几个大姓当中，人们有着浓重的大家族意识，属于这些大姓的每个小家庭以同姓氏男性的辈分和年龄排列，组成一个同姓的“大家庭”，其中每个人都占据这个大家庭谱系上的一个位置。在调查中发现，村民对于本村同一姓氏家庭的成员一般都会有“俺们是一家子”的想法。有红白喜事时，村民会严格按照姓氏办事。同姓内部世代不通婚，因为大家全都源自同一祖先。不同姓氏之间的人们能在村里和睦相处，但彼此极少有经济上的往来，一旦有姓氏间的冲突，家族观念会远远强过是非观念。家族观念甚至超越了村庄界线。后村的多个姓氏与邻村同姓氏的关系，强过同村不同姓氏间的关系。比如，村中人数较少的孙姓，每遇红白事，一般与邻村孙姓共同办事，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一家人”，只不过分住在不同村子里。村里不同姓氏间近年常有通婚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几近丑闻。这是政府强力推行计划生育、各家生育数量骤降以致养老模式改变的一个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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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一个很有特色的现象是“同姓同质”，不同姓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王姓多长相出众但好吃懒做者，多在外打工；周姓世代读书，改革开放后多经商，经营着村里的企业、商店等；李姓有多人为乡村医生（后村现有的6名医生中有5人姓李）；张姓则是生活作风不好多发的姓氏，有好几家出了“小姐”以及“通奸者”；村内名声最坏的是殷家，他们人数少但多品行不端，常有小偷小摸（偷几筐头玉米，偷摘一包棉花等），引起村民对该姓氏中人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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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村庄相比，后村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特色：它民风淳朴，有勤劳、贤孝的村风，除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一起少年强奸幼女案外，建国以来没出现过群殴事件或刑事案件。该村位于省界、县界，历来是当地政府不很关注的村子，村民响应政府的瞎指挥、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一直不太高。在“文革”期间，该村自己一直没有像周边村庄那样发生武斗，上级派进村的工作队也因在村里备受冷落而中途撤离。自1968年以来，全村仅有2人入党，其中一人在上世纪70年代入党，目的是为了参军；另一名党员是90年代末入的党，原因仅仅因为村支书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发展党员，村支书只好发展了自己儿子入党。由于当地政府的行政命令在该村被执行得比较少，所以村里的经济受到的破坏也比较少，经济发展明显好于周边村庄，在当地是知名的比较文明、富裕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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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一些特色，后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北方平原村庄，历朝历代留下来的一点文物古迹已经荡然无存。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种地、打工，闲暇生活多是看电视、打麻将，冬天农闲时偶尔组织一支秧歌队，在大街上自编自演节目。村里没有书店，村民除了学生，很少买书。成年人偶尔买本书，多是外出途中在车站或外面小摊上买《故事会》一类的通俗书刊以及一些盗版色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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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的人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在信仰这个领域，他们所拥有的是祖先崇拜和自然物崇拜，这也正是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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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当我们问到人们的信仰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声称：“我们不迷信，不信教！”在这里，“教”是特指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或者是那个十年前被政府取缔的“法轮功”。在农民心中，“教”是一个贬义词。这得益于政府近几十年来的舆论引导和教育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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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基督教、“法轮功”或其他宗教从来没有在后村产生过实质影响。后村地处偏僻省界，山高皇帝远，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得这里保守、安定，较少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传统的观念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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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村北与邻村相交处，还有一片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残损的地基，零乱的石块和砖头蕴涵着人们对过去信仰的一个依稀记忆——这里曾经是一座香火兴旺的寺庙，周边十数里的村民都来这里上香祈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破四旧”时被强行拆掉了。自那以后，香火断绝，无人礼拜。在宗教信仰的严格意义上讲，后村没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再信仰任何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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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大多数地方的中国人一样，除已与整个民族文化密不可分的释、道、儒历时悠久的浸淫外，中国人多是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泛神、多神论者。后村的人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是：祭祖与迷信水乳交融，难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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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后村人“信仰”祖先崇拜的事，莫过于“祭祖”。后村人祭祖，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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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年三十（若这个腊月没有“三十”，只有“廿九”，即“小进”，上为廿九）一大早，女人们很早就起床，在中堂屋里做好十个菜，还有果盘，要生男孩子的再多供几个大炮仗，想生女孩的再多供几朵花。近年来，村里多希望家里出文化人，所以有人家开始供奉书本。摆好供桌，贴好“族纸”（一米多高、一米多宽的一张大纸，上面画着古时候的建筑庭院，有三道门，第一道门上写“三代宗亲”），准备上供。在午饭前，家里的男人无论老幼都要带着鞭炮，和全村的男人们一起，到村里的祖坟地那里，去各自家的祖坟上“请神”。这种仪式的意思是把已死去的祖先“请”回家来过年，故此，“请神”又名“请爷爷奶奶”。请神回来时，家里的男人要跪下磕头，女人则开始张罗午饭。在这一整套仪式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请神”时，女人和女孩子都无权参与，因为祖先更愿意看见的是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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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大门口的门槛上，还要横着放一根当中拴了烧纸的木棍，以免“爷爷奶奶”不小心走出去，要用这根木棍把他们挡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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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正式开吃前，要上供。这时候就主要是女人的活了。先供灶王爷、灶王奶奶，再供去世的祖先，供完之后，家人们才开始吃饭。年三十晚饭吃过，女人们（女孩子也可以参与）端着饺子，拿着烧纸，给灶王、祖先烧纸，同时，还要给家人认为家里需要烧纸的东西烧——比如，给摩托车烧纸，祈祷摩托车在新的一年中平平安安，不要出车祸；给粮食囤烧纸，祈祷明年粮食满仓；给牲口圈烧纸，祈祷家畜平安兴旺；给家里的大树烧纸，请大树保佑家人平安。当然，给这些物品烧纸就不再是祖先崇拜了，而是迷信。传统中国人大多是泛神论和多神论者，认为一棵树、一个物品、一个建筑，都相应地住有一个“神”。人们敬神，神会赐平安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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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早晨，村里人们要相互拜年，人们不但给活人拜，还要先给“爷爷奶奶”（去世的祖先）拜，所以，村民间相互跪拜磕头，一般都是在供了“族纸”的中堂里，对着祖先拜。初二早晨吃饭前，拜完年了，村里男子们再一边放鞭炮，一边把“神”送回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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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提起的习俗是，从年三十中午到初一晚上，家家吃素。因为祖先回家过年了，吃斋是很有必要的。村里王姓是大家族，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俺们王家过去是老佛门，得吃素”。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对这个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旧习俗，人们已经说不清它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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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初二早晨送走神以后，村民们回家都要吃一顿肉饺子——“爷爷奶奶”走了，活人们吃肉饺子，他们也看不见了。这顿肉饺子多是在头一天当着“爷爷奶奶”的面，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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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拜年的习俗安排，大年初一是同村人之间相互拜年，其中已婚女子也是要出门向本家族的长辈和同辈年长者（以各家男人的辈分和年龄为准）拜年的。初二到初八是亲戚之间相互拜年。许多关系不紧密的老亲，只有在过年的时候走动一下，平时是没有联系的。村里要形容两个亲戚恩断义绝、不再来往时，就说“断了年礼了”。这期间，除了给自己的娘家父母拜年以外，已婚女子一般不能到任何亲戚去拜年。女人们在这期间做的事，是给要出门拜年的男人准备好礼品，然后就呆在厨房里，给来往不断的亲戚们沏茶做饭、洗刷碗锅，而且在这种场合，女人是不得上桌和男人一起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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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后村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习俗：凡是未婚女子不得给任何人拜年，包括自己的父母。以我的调查员为例，她29岁了，未婚在外工作多年，在村里，从来不用给任何人、任何亲戚拜年，也不用给自己的父母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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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要过的其他传统节日还有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这三个时间是必须祭祖的。出嫁的女儿都要回娘家，给已过世的父母上坟。如果公婆也不在世了，媳妇要先给公婆上坟，可于次日再回娘家给过世的父母上坟。从祭祀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出，习俗认为媳妇首先归属于婆家，其次归属于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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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祀习俗中当然还有特定纪念日。在亲人去世的纪念日（以农历为准）要去上坟。但未出嫁的女子，如果父母俱全，按照习俗就不能给任何人上坟。以我的调查员为例，调查那年她的祖母去世，虽然她日夜思念，但却从未给祖母上过坟，只能在家中已婚女子去上坟时，请求她们代自己多烧几张纸。这个习俗的依据不知所宗，从理性上分析也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习俗就是习俗，它有时就是不讲道理的、非理性的。在它没有造成严重的实质性的伤害时，也不会有人想起去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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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全村实有土地2100亩。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出于少缴税款的考虑，上报给政府的土地面积有好几个版本，一般为14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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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的时间起始点是在2006年末。该村刚刚遇到了一个最近几十年从未遇到过的变故：农业税取消了。严格地说，这是中国这个农业社会几千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变故：在哪个朝代农民能不缴税呢？这种事情恐怕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偶尔发生：一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被政府免税；另一个就是从农民起义到新王朝建立的短暂过渡时期（“闯王来了不纳粮”）。我到村里那天，与村长一起吃家常饭，村长正在发愁：过去为了少缴税款，村里只向上报了1400亩耕地，忽然间，农业税免了，供粮地每亩还得到少数钱款的补贴，结果村里措手不及：没法向乡政府解释过去的1400亩土地和实有的2100亩土地之间的差距。尴尬与无奈之下，村委会只好商议将1400亩的补贴钱款用2100来除，以便平均分到村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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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村民的衣食住行与周边村庄大同小异。在夜晚、阴雨天或者农闲时节纺线织布纳鞋底，曾是女人们一生必不可少的活计之一。但随着经济发展，纺线织布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绝迹，村里许多20岁以下的青少年，大多已经不知道织布机、纺线车是什么样子了。购买成衣是从青年人开始，向老人和孩子蔓延的。目前，村民中男女老少，不论服装质量高下，几乎都是购买的成衣。但村民穿的鞋，除了农闲或者走亲戚时穿上买的皮鞋外，平时仍以自家手工纳制的布鞋为主——结实、轻便、经济是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因素是，许多女人认为：如果不做鞋帮、不纳鞋底，就“不像个老娘们儿（村中对已婚女人的称呼）”，“不会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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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日常食品，仍以自家种植的小麦和玉米为主。以前村里有大片的菜园子，每家每户都分有一两畦菜地，后来在农田里几乎看不到菜地了，有些村民改在村前、屋后、自家院子里种有蔬菜。最近几年这种现象也开始减少，村民的食用蔬菜以购买邻村种菜专业户的菜和购买本村商店贩来的菜为主。主要原因在于，最近30年来，雨水越来越少，地下水位急剧下降，种菜浇地的成本和买菜相差无几。近30年来，村民饮食方面的一个最直观的变化是，从“卖鸡蛋”（养鸡，收集鸡蛋，卖给小贩，换零花钱），变成了“买鸡蛋”（不再养鸡，而是去村里的商店、小卖部买鸡蛋吃）。以前喂猪养鸡都是女人的活计，现在大多数后村女人不再做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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