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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家的情况特殊，例如英嫁给一个孤儿，无家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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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孤儿，没有家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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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丧偶也是使得年轻一代不能分家的原因之一。33岁的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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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老婆婆，分什么家啊。分了家，婆婆没法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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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富子女喜与婆婆感情特别好，在普遍的社会歧视之下有种相濡以沫的感觉，所以也一直没有分家，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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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分家，一直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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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家庭情况更加特殊，她家从户口簿上看是分了，实际却没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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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分家。但是有两个户口本。全家七八口人，一个户口本上盛不了，就分了两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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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分家的主干家庭有这样一个特征：每代只有一个已婚男子。“分家”在后村人的理解中，通常是指分开居住、各自起灶、收入不再放在一起。在后村，即使父母与儿女分了家，仍会把对方的财产及房屋等视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的。父母与儿女从住房、财务上即使暂时分开，但双方都认为这只不过是把一本大账分记在了两个小账本上而已。如果某个家庭在同一代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已婚男子，他们“分家”后，情况略有不同：分家后，已婚男子和他的妻子关系最亲近，其次是和他父母的关系，再次才是和他兄弟的关系。这也说明，女性的地位正随家庭结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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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之后，大多数人家跟父母家住得不远甚至同住一套房子，共用一个院子，虽然各自经济独立，但是有密切来往。各家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给长辈数量不等的资助。星家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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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了，也分开住。前后邻，不远。经济上就是一年给他老人300块钱，再给500斤棒子（玉米）、500斤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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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也是结婚一年后分的家，每年给父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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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后是近邻，一年给老人50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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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金家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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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一年分的家，和婆家住得近，年节回婆家过，给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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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按月给钱的，29岁的学在村里开小卖部，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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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两年时分了家，离父母比较近，每个月给他父母200元生活费，也给娘家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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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分家后住得最近的，村里甚至有分了家还在一个院住的。亮家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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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家，但还在一个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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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与父母家完全没有来往的情况很少，但是也有。在外工作的28岁的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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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后经济上基本没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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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的永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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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家，他家的钱俺一分不要；俺的钱他家也甭想要走，除非我愿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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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在他的村落研究中也关注到分家问题，他提出，分家习俗在改革后的20年中发生了某些重要的改变：第一，分家的时间提前，从父居的时间缩短；第二，传统的一次性平分被新的“系列分家”的方式所取代；第三，分家之后的家庭由于经济上的脆弱性，导致彼此间的依附与合作、支持关系加强。他认为，这三项变化都不是孤立发生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由此导致新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村民将分家视为解决家庭问题的良方而不是家庭政治中的违纪或伦理的失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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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家庭占到全村所有家庭的四分之三，而主干家庭只占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婆媳关系大多从一个家庭中两辈人的关系变为两家人的亲属关系，压迫模式已经基本上成为历史了。目前的婆媳关系有些比较亲密，有些比较疏远，有些很好，有些很坏，但大都出于个人性格的原因，没有制度上的原因了。但是无论如何，婆媳关系仍然是后村女性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关系，不然，她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那么多的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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