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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把困惑讲给几个人听，这些人当笑话说给许多人。萍渐渐减少了对琪的纠缠。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上初二时，学校来了个女实习老师，虽然长得很丑，但歌唱得好。那时候快开亚运会了，大家一起唱《亚洲雄风》，学校里还要举行歌咏比赛。萍也喜欢唱歌，她学得最快。那时候，她下了课常和这位老师一起练习唱歌，也教同学们唱。不久，女实习老师任务结束回校，萍失落了很长时间，还给女老师写了许多信，但一封也没有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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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在初三那年辍学回村。19岁时嫁到离村很远的外乡。但同年，她把后村的另一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女孩，介绍到了那个村，两人在那个村里做起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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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村里人讲，她们两人关系一直非常好。两人的老公外出打工时，萍就下地干两家的活，而那个女伴，就在家洗衣做饭照顾两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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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丈夫和这位女伴在身边，萍不会干家务活，至今不会蒸馒头，不会纳鞋底，而这些是农村女人必须学会的基本技能。她丈夫曾经到后村对丈母娘抱怨：“平时也不知道她把换下来的脏衣服藏到哪里，我一洗衣服，她就抱出一大堆来让我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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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们用“锃”来形容萍。因为，萍有力气，有胆量，大大咧咧，她现在时常开着拖拉机，拉着一满车石油气罐，像男人一样到周边的村里吆喝换气做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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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女同性恋者——孤独“楞怪”（方言，指又大又笨的大块头）的春。春姓周，周家的女孩在村里表现平常，不受重视，但她却吸引了全村人的关注——因为春大概是后村有史以来长得最高的女人了，据说她身高1米8，体型瘦高，胸部平平。人们纳闷她怎么长得这么“楞怪”。她性情孤僻，极少与人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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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春到了婚嫁年龄，但是她那过高的身材和怪异的举止，让人们畏惧。后村女孩多在十八九岁订婚，20岁结婚。春到了二十四五也没找到婆家。更让人们奇怪的是，春根本不想找婆家。她说她接受不了男人。人们认为春不是有毛病，而是作风不正——没有试过男人，怎么知道接受不了男人？看来她肯定是试过，所以才这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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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她，家人也时常对她打骂，她就搬到村边的砖窑住，砖窑是她的一个堂兄开的，荒废了多年。春就一个人在那里过了好几年。直到27岁左右，她终于嫁了出去，男人身高仅1米6。村里人形容：春伸开胳膊，她男人挺直腰板能从她腋下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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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嫁到婆家不久，就当起了“神妈妈”（方言，即通灵的巫婆），并且专看妇女病。她看了许多妇女隐秘处的病，但时常听说有病人把她赶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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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不足30岁时，后村热播着一个消息：春上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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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年，绝大多数村民就把春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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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凄婉的农村同性恋女孩的人生就像一朵只有一季生命的花朵，匆匆地开放，然后悄然凋谢。像这样无声无息凋谢的生命之花还有多少呢？它像一首悲伤的无调的歌曲，又像一声深深的叹息，是对社会监控个人行为、个人快乐的一个无声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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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18世纪以来西方出现的性控制机制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这个机制包括四种话语：赋予儿童性的特征；将女人的身体性征化；对生殖加以控制；对不规则性行为进行精神病理化。这些话语通过教育、医学、人口统计和经济学得到贯彻，以国家机构为后盾和支撑物，尤其将目光瞄准家庭。它们的作用是将这些形象和知识模式散布和“植播”到个人、家庭和机构中。福柯认为，这一机制使性不仅成为老百姓所关心的事，而且也成为国家所关心的事；更准确地说，性变成了一件需要社会整体和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接受监督的事。[1]在这样严密的监督之下，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将感到无形的压迫，最终窒息。而一个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社会应当是具有多元价值观的、宽容、仁慈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丰富的充满差异的人性将得到自由伸展的空间，禀性各异的人们将能够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在这样的社会中，萍和春这样的人才能拥有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权利，得到自我的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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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里提斯.社会性别机制.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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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 8.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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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农民生儿子的动机极为强烈，渗透到村落文化的深处，计划生育的方向又不可能改变，我国的性别比不可能不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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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定义是：某人口一定时期内的活产男婴数与女婴数之比。在不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受孕时，男女性别比为140比100，此后一路下降，由于流产等原因，正常出生性别比应为106或105。在1955年，联合国确认过的正常出生性别比值域为102～107。由于在随后的各个年龄段，男性的死亡率均高于女性，因此全人口的性别比应当比出生性别比更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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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从总体水平看，198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07.4，1985年上升为111.4，1990年达到114.73，1995年更高达117.4。从分地区情况看，1989年全国有16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出生性别比在110以上，1995年扩大到21个。1989年我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是浙江，为117.6，而1995年出生性别比超过120的省份有10个，最高的省份湖北为134.6。[1]目前，全国只有上海、贵州、西藏、新疆的出生性别比还在100～107之间，其余26个省份均高于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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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能够找到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如下（其中有些与前引资料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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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5.1 1965年：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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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7.5 1967年：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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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8.7 1969年：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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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8.5 1971年：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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