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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显然坚信，造成一个妇女喜欢家庭生活的不是社会关系，而是因为她是女性。如果妇女有权力，这种权力来自她们的母亲角色并且在家庭中使用。男性从父亲的身份中既没有获得权力也没有获得社会地位；他们是通过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而获得权力和地位的。[4]男性从工作中获得权力，女性从家庭中获得权力。这是马克思的论断，但是他没有为这一论断做出论证，好像这是一件自然形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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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专偶制婚姻的原动力出现的时机和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财富，大量的财富可能集中在一个男子手中。为了保证由这个男子的子女继承他的财产，“父权”必定取代“母权”，这个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似乎是最自然的转变”。[5]男女劳动分工也许是由哺育导致的，但是男性继承权却不如前者那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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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恩格斯提出的女性专偶制婚姻的出现是由于财富集中在一个男子手中，财富要遗留给他自己的子女，麦金农的质疑是：为什么剩余财产不是被共同占有？为什么妇女不为她们自己取得财富？被男子取得的财富为什么不能被认为是配偶双方共同拥有的？男性不过从事了照顾畜群的劳动，为什么这种劳动就意味着他能拥有财富？事实上，分工并不会自动产生相应的所有权区分。[6]罗宾所引用的人类学家的部分论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女性是被当做礼物交换的。可是，当初为什么是女性被当做礼物交换，而不是男性被当做礼物交换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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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认为，恩格斯夸大了无产阶级性爱和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差别。他说，性爱只可能存在于无产阶级中间，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真正的规则。一夫一妻制的永恒伴侣、纳妾和通奸只有微乎其微的作用。恩格斯的逻辑是：既然有产者的婚姻就是为了私有财产的继承，夫妻身份就必须是永久的、排他的、唯一的、明确的，如果孩子生不出来，还得纳妾，有了婚姻之外的爱恋对象，只能通奸。但是孩子必须是自己亲生的，这点得明确。所以资产阶级妻子不能和拥有私有财产产权的丈夫之外的人性交，以免在财产的继承上出问题。相反，无产阶级夫妻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财产可继承，性交可以随心所欲。她们的性爱“是以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与男子同等地位”。性爱强烈、积极、持久，它的道德吁求是一种“源于爱、互相爱”的关系。因此，无产阶级女性体验性爱，而资产阶级女性只拥有一夫一妻制。这似乎也就是说：那些因阶级地位而受压迫的女性不会作为女人而被男人奴役，她们所遭受的只是资本的剥削；而那些因阶级地位而获益的女性，即资产阶级女性，才作为女人受到奴役，只是受与其同一阶级男人的奴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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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不一定是性别压迫的根源。斯科特说，妇女的从属地位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并延续到社会主义，需要寻找一种排除了生理差异的唯物主义的解释。[8]如果说私有制是性别压迫的起源，那么在私有制消亡之后，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也应当消失。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已经被曾经废除过私有制的国家的情况所证明。因此，应当到阶级压迫之外去寻找男女不平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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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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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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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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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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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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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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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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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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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 3.弗雷泽的后现代性别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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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弗雷泽认为，过去的女性主义理论总是试图找出跨文化的性别主义的根源及其组织成分。“这种理论带有一些玄学话语的本质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色彩：它们对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关注不够；它们错误地把理论家自身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阶级、性倾向、民族或种族群体的特征普遍化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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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此认为，过去对性别不平等的种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当他们用生理学来解释男女两性在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特质时，他们就是本质主义的；当他们只用某一类特征，如女性的生理系统和男性的激素水平来解释女性在所有的文化中所受的压制时，他们就是单因论的。”[2]为此，她主张在研究男女不平等的起源时，更关注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原因，而不是把一切归结到生理的差异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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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举例说，一种本质主义的说法是，男人重理性，女人重关系，其实关系是各种各样的，男人也不能不看重工作中的关系，不能不看重与财富权力有关的关系。所以说它是本质主义的。从米切尔开始，人们将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归因于生产、生育、性关系和社会教养过程。“她们全都声称找出了某种存在于一切社会当中的具有跨文化解释力的人类的基本经验。在她们每个人的理论中，被研究的那种经验都与生理或准生理需要联系在一起，并被解释为对社会的再生产具有功能上的必要性。它们全都不属于那种需要调查其历史根源的东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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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批评关于公私领域划分的理论，认为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总是把女性和私领域联系在一起，把男性和公领域联系在一起，虽然这已不是生理决定论了，但是还是有过度概括之嫌。“自70年代末以来，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家基本上不再提生理决定论或跨文化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区分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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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提出，后现代的批判既不需要放弃大型历史叙述，也不需要放弃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只不过“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概念应当反映出事物的暂时性，应当把‘现代男性父权制核心家庭’一类具历史特色的制度性概念，摆在比‘生殖’、‘母性’一类非历史的功能主义概念更重要的位置上”。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还应当是非普遍主义的。当它涉及跨文化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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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提出男权制四因论的米切尔本人也意识到，大部分古典理论的探讨均假定妇女无力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认为这是导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关键因素。然而，在热带非洲的许多地区，男人们常常游手好闲，而妇女们不得不终日劳作。这种剥削没有任何“自然”的依据。此外，假定仅仅是因为不能胜任艰巨的体力劳动，而使妇女居于从属地位，那么先进的机械技术（不再依赖繁重的体力支出）就应该确保妇女的解放。工业化似乎一度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6]男女体力上的差异似乎能够解释男权制的起源。但是在体力劳动差异缩小之后，男权依然存在，这就是跨时空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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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雷泽等.非哲学的社会批判.见：李银河等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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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雷泽等.非哲学的社会批判.见：李银河等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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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雷泽等.非哲学的社会批判.见：李银河等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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