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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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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 3.弗雷泽的后现代性别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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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弗雷泽认为，过去的女性主义理论总是试图找出跨文化的性别主义的根源及其组织成分。“这种理论带有一些玄学话语的本质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色彩：它们对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关注不够；它们错误地把理论家自身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阶级、性倾向、民族或种族群体的特征普遍化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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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此认为，过去对性别不平等的种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当他们用生理学来解释男女两性在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特质时，他们就是本质主义的；当他们只用某一类特征，如女性的生理系统和男性的激素水平来解释女性在所有的文化中所受的压制时，他们就是单因论的。”[2]为此，她主张在研究男女不平等的起源时，更关注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原因，而不是把一切归结到生理的差异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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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举例说，一种本质主义的说法是，男人重理性，女人重关系，其实关系是各种各样的，男人也不能不看重工作中的关系，不能不看重与财富权力有关的关系。所以说它是本质主义的。从米切尔开始，人们将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归因于生产、生育、性关系和社会教养过程。“她们全都声称找出了某种存在于一切社会当中的具有跨文化解释力的人类的基本经验。在她们每个人的理论中，被研究的那种经验都与生理或准生理需要联系在一起，并被解释为对社会的再生产具有功能上的必要性。它们全都不属于那种需要调查其历史根源的东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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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批评关于公私领域划分的理论，认为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总是把女性和私领域联系在一起，把男性和公领域联系在一起，虽然这已不是生理决定论了，但是还是有过度概括之嫌。“自70年代末以来，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家基本上不再提生理决定论或跨文化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区分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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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提出，后现代的批判既不需要放弃大型历史叙述，也不需要放弃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只不过“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概念应当反映出事物的暂时性，应当把‘现代男性父权制核心家庭’一类具历史特色的制度性概念，摆在比‘生殖’、‘母性’一类非历史的功能主义概念更重要的位置上”。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还应当是非普遍主义的。当它涉及跨文化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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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提出男权制四因论的米切尔本人也意识到，大部分古典理论的探讨均假定妇女无力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认为这是导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关键因素。然而，在热带非洲的许多地区，男人们常常游手好闲，而妇女们不得不终日劳作。这种剥削没有任何“自然”的依据。此外，假定仅仅是因为不能胜任艰巨的体力劳动，而使妇女居于从属地位，那么先进的机械技术（不再依赖繁重的体力支出）就应该确保妇女的解放。工业化似乎一度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6]男女体力上的差异似乎能够解释男权制的起源。但是在体力劳动差异缩小之后，男权依然存在，这就是跨时空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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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雷泽等.非哲学的社会批判.见：李银河等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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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雷泽等.非哲学的社会批判.见：李银河等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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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雷泽等.非哲学的社会批判.见：李银河等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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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弗雷泽等.非哲学的社会批判.见：李银河等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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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弗雷泽等.非哲学的社会批判.见：李银河等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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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见：李银河等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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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 4.威蒂格的社会建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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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学者威蒂格是批判性别不平等起源的本质主义和生理决定论的重要思想家，她的分析采用了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她指出：按照那种为我们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然的想法，一个特征又一个特征，我们就这样被逼进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必须与之相符的身份之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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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不只在贬低女性时，而且在我们贬低男性时，比如说男性的暴力倾向具有生理上的必然性，“在这样说的时候，在承认了男女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区分时，我们就把历史自然化了，我们假定‘男人’和‘女人’一向存在，并且永远存在。我们不仅把历史自然化了，而且随之把压迫我们的社会现象也自然化了，使得改变成为不可能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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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奴隶制的出现来比喻性别制度的产生：在黑奴制这一社会经济事实出现之前，种族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其现代意义上不存在，它只适用于家庭的沿革。然而，种族的概念现在同性别的概念完全一样，被当做“与生俱来”的，一种“感知的天赋”，“肉体的特性”，属于自然的秩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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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批评过去一个世纪的女性主义，认为它一直没有解决过它在自然与文化、女人与社会问题上的矛盾。女人是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她们的斗争的，她们正确地认为，受压迫的结果使她们拥有了共同的特征。但是对她们来说，这些特征是自然的和生理的，而不是社会的。她们在这一点上走得很远，以致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虽然她们并不相信达尔文所说的“女人进化程度比男人低”，但是她们确实相信，“男女两性的特征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分离，社会基本上反映了这一两极分化过程”。早期女性主义的失误在于，它仅仅攻击了达尔文主义关于女性低下的说法，与此同时却接受了这一说法的基础，即关于“女性是独特的”这一观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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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蒂格尖锐地说，如果说女性主义还有一点逻辑的话，它必须为一个无性别的社会而努力。她批评女性主义者们所坚持的“差异中的平等”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原则，这个思想现在再次死灰复燃。她们重新落入那个威胁我们的陷阱：女人的神话。女人一定要把她们自身同强加给她们的“女人”定义区别开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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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为所有的人类所做的个人和主体的定义，必须超越性别的分类（女人和男人），而个人主体的出现，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摧毁性别的分类，不再使用这种分类，并且拒绝所有用这一分类作为其基础的科学（实际上是所有的社会科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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