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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性福”的有些增进之处相当明显：我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开放，中国人可以更为公开、更为安全地谈论、表达和表现自己的性观念和性需求了。例如，关于“性工作非罪化”的呼吁，虽然尚未得到政府采纳，但是至少呼吁者也没有受到惩处，他们作为学者仍然可以安然工作和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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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性福”的增进之处则不那么明显。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人和人的心灵日益疏离，在物质生活条件直追西方发达社会的同时，“性福”似乎显得越来越奢侈：阳痿和性冷淡在白领阶层中弥漫，“剩女”问题愈演愈烈……。在一次电视谈话节目中，女主持人历数当下白领阶层在性和婚姻问题上的种种困扰，我则指出，许多这类困扰其实只是来源于人们自身的观念——有些问题，你思想上认为它是问题时它就是问题，而当你不认为它是问题时它就不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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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两个观念，长期被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脑中，被视为当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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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观念是：每一场恋爱都必须指向婚姻。所以任何无法缔结婚姻的恋爱都被看作是失败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至少也是“没有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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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观念是：每一场婚姻都必须白头到老。这实际上是以前封建礼教中“从一而终”的“现代男女平等版”——以前只要求女子从一而终，现在要求男女都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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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观念的联合作用下，恋爱和婚姻都变成非常沉重的事情——用赞成这两个观念的人的话来说，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今天离婚率虽然已经高到让某些人士忧心如焚的地步，但所有以离婚告终的婚姻仍然被视为“失败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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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中被视为天经地义，从未受到质疑和挑战，所以掩盖了中国人在性和婚姻方面的许多不幸。而在东部进入现代化社会时，这两个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许多人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白头到老固然是婚姻的理想境界，但以离婚告终的婚姻也未必都是“失败的婚姻”；而恋情的更新也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其实这也只是接受当年张竞生的“爱情三定则”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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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只会增进都市男女的“性福”，而绝不会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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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写这篇第三版前言时，会想到这两个观念的问题呢？那是因为我发现，在古代中国的很长历史时期，这两个观念并没有像20世纪所发生的那样深深植入中国人的脑中。如果说接纳第一个观念由于古代中国实行多妻制而减少了与现实的冲突的话，那么第二个观念在很长时期内也根本没有被中国上层社会所接纳（即并不要求女性从一而终），就不是今天的公众容易想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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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一个新的侧面再次证明了我在书中的一个论断：古代中国人在性和婚姻方面曾经远比我们今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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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可以看作《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在今天的现实意义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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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二版中，恢复了在初版时被删去的插图。这次第三版仍然保留这些插图，内容也仍俱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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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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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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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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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新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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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于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转眼之间竟然已经十年过去，而离开我写第一篇研究房中术科学价值的文章（《中国十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已经二十年了！蓦然回首，真有令人十分惆怅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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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问世之后，十年之间，既得到过国内外真正的性学研究者的好评，也曾很荣幸地被盗版书商垂青。我迄今已经出版过三十余种书籍，有幸被盗版书商垂青的，据书业朋友告诉我，只有两种——其一就是本书，其二是2003年的《性感：一种文化解释》（海南出版社）。这样看来，所谓“双效益图书”，本书或许差能近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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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本书之前，我原有一个颇为宏大的“中国性史三部曲”研究、著述计划。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已经写了十余万字，而本书的主要内容则是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由于写作顺序颠倒，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让每一部都可以独立阅读，我在本书中对前面两部的主旨也有简要论述。今后另两部也打算如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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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性史研究毕竟不是我的本业（本来是业余的，至多也就如朋友们所美言的算是“第二专业”），所以尽管二十年来我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并且随时将它们置于详细的分类之中，也不时写一些有关性史的文章，甚至还出版过尝试“时尚写作”的《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一书，但是我经常苦于拿不出大块时间来用于性史著述，以至于弹指间十年过去，计划中的前两部始终未能写成。而国内性学界及有关方面依旧对我十分关爱（我至今仍居位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等），每念及此，既愧对友人，也愧对自己——日日陷溺红尘，蹉跎岁月，近几年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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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曾认为，中国人在性观念的解放道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结论放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依旧是正确的。事实上，这十年我们又有了更大的进步。但是，毋庸讳言，继续进步的余地还是很大的。这里仅拿手边一件小事为例，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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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完稿后，上海有一家杂志向我约稿，命题作文，要我写张竞生。热心的编辑还向我提供了有关的资料。于是我写了长文《张竞生其人其事》，不料交稿后杂志却不敢刊用了，据说是“怕出问题”——其实后来该文多次在别处发表和转载，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可见对于开放的程度，不同的人认识是大相径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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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很意外地接到张竞生哲嗣（次子）张超的来信，告诉我台湾大辣出版社征得他的同意，出版了《性史1926》（即张竞生当年《性史》第一集的新版）。张超要求一定要将我的《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冠诸篇首，出版社也同意了。因为张超认为，拙文《张竞生其人其事》“是改革开放以来数百篇对家父（张竞生）的评价文章中最全面、准确和最有学术价值者”。能得张竞生后人如此推许，在我自己来说，当然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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