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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见惯浑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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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尽江南刺史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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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因以妓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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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没像张缋那样酒醉失态，而是即席赋诗表示对李司空歌妓的好感；李就将歌妓送给他了，其“量”应又过于王韶。但是所有这些故事（或佳话）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女子只是娱客的工具，客人喜欢，主人就可以将她送人（后文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至于歌妓对风流自命的江南刺史是否也有好感，通常就不必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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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方面的所谓“量”，犹有更大得多者，且能超越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举两例如下，见《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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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毕秋帆制军一日清晨至某妾房，揭帐视之，某妾起坐之顷，似有慌张掩饰之状；视其被中，隆然凸起。戏以手纳被中探之，适与被中人首相抵，公戏抚之曰：真好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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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陶公督两江，或告以阃内人杂，恐不尽妥，公因留意察之。一日方自上房出，遽回某妾屋中，惟闻妾叱人曰：老爷才出而汝即来，何如此大胆！公遂潜出，犹告人曰：吾妾尚懂规矩，还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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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雅量洵后人所不及，然此岂可为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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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事的具体真实性当然不无疑问，但是将此置入古代中国上层社会一贯的放荡传统这一历史背景中去看，则这类事情并非现代人心目中那样难以想象——进而言之，当我们看到这类事情在现代一些西方国家也被坦然接受时，是否可以认为这其实是某种古代传统的复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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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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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妇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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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将中国古代社会看成铁板一块而且几千年不变化地由“封建礼教”严酷统治的简单化观念中，妇女被认为所受压迫更沉重。她们苦难更深，权利更小，心灵更痛苦。这种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说法，在近来的各种论著中仍不时可见。但是若能捐弃成见，平心考察史事，就会发现另一幅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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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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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族妇女之放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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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谈到上层社会在性关系方面的放荡，主要是就男性而言。尽管性关系绝大部分情况下总要有男女共同参与才能形成，而在这些放荡事件中，男性的性对象经常是同阶层的女性（比如在春秋时代的大量通奸事件中就是如此），因此贵族妇女在性关系方面也相当放荡，应该已可推想（比如夏姬就是突出之例）。但是再考察一些女性为主的事例，对历史情况的了解将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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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吕不韦与秦庄襄王后之私通，历来议论者甚多，或搜奇猎艳而津津乐道于秦王政之为私生子，或借此指斥暴秦宫闱之淫秽。其实庄襄王后原是吕不韦的姬人，虽经政治婚姻而成为庄襄王之妻，与吕旧情不断，仅此尚不足为放荡之尤。但她看上嫪毐，应可算是淫行（其事俱见《史记·吕不韦列传》）。联想到前述“秦宣太后爱魏丑夫”，这类事在秦宫看来渊源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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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汉代，这类事例依然可见。汉武帝对这类事的处理很可注意。他姑母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寡居时已五十余岁，将十三岁的卖珠小儿董偃收入府中，花五年时间将董偃教养成一名贵族子弟，然后公开作为自己的情夫。为了使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合法化，有人替公主出主意，叫她称病不朝，请求武帝驾幸府中看望。武帝去到公主府中，出现如下一幕，见《汉书·东方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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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登阶，就坐未定，上曰：愿谒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蹝跣顿首谢曰：妾无状，负陛下，身当伏诛，陛下不致之法，顿首死罪！有诏谢。主簪履起，之东厢，自引董君，董君绿帻傅，随主前伏殿下，主乃赞：馆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谒。因叩头谢。上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进觞。当是时，董君见尊不名，称为主人翁，饮大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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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见，汉武帝对董偃表示了尊重，称之为“主人翁”——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主人公（翁）”一词即由此而来。“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董偃一时竟成了斗鸡走马蹴鞠击剑的浪子班头，有点像现代的某种娱乐业明星。后来虽有东方朔指斥他“有斩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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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臣私侍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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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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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诱君主荒淫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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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也”，但汉武帝不肯治他的罪，只是对他的宠爱有所减少，仍让他去做姑母的情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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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性喜渔色，对待馆陶公主和董偃之事又如此宽容，但他却冷酷无情地下令处死钩弋夫人——在他已七十高龄时为他生下了太子（后来的汉昭帝）的女人。对于人们“且立其子，何去其母”的疑问，汉武帝说出一番理由，见《史记·外戚世家》末褚先生的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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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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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虽有道理，毕竟过于冷酷。但从中也可看出女主的“淫乱自恣”绝非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