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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31 “守宫”即蜥蜴。其说在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所述更详,且显然与《养生方》中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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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33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养之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捣万杵,点女人支体,终年不灭,惟房室事则灭,故号守宫。《传》云:东方朔语汉武帝,试之有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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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35 此说的科学性显然不必认真看待。但它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希望能有一种技术判据来考察女子是否保持了处女贞操。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简书的写作年代,根据墓中出土的汉文帝十二年纪年木牍,可推断必在公元前168年之前。守宫之说起于更早当然也有可能,但因在其他先秦典籍中未有旁证,不妨推断其说出现未久——只是战国晚期至汉初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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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37 守宫之说在中国古代长期普遍流传。有见之诗人吟咏者,如杜牧《宫词二首》之一:“蝉翼轻绡傅体红,玉肤如醉向春风。深宫锁闭犹疑惑,更取丹砂试辟宫。”又李贺《宫娃歌》句云:“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又李商隐《河阳诗》句云:“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有见之小说情节者,如宣瘦梅《夜雨秋灯录》卷四“雪里红”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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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39 伸玉臂露守宫砂曰:六岁时遇吾师,以丹药点作贞验,至今身犹处子。……(新婚之夜)以臂红示生曰:妾尚女儿身,惟夫君怜之!生以唾拭之,不去。……明晨,视红褪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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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41 类似的传说,可以在旧诗文中找到许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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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43 判断处女的想法和传说,不止守宫一端。比如《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提到根据眉毛状态判断处女之事,此说至今仍流传民间。又传为伶玄所作《赵飞燕外传》中,提到赵飞燕已非处女而归汉宫,却骗过了皇帝,其中已出现民间至今广泛相信而实际上并不可靠的“落红”检验法。《杂事秘辛》中也谈到汉宫选妃时进行裸体检查而判断梁商之女为“守礼谨严处女也”。但此二文皆被认为系后人假托,不足证彼时已有其说。故关于中国古代之处女贞操观念,仍当以马王堆汉墓帛书《养生方》中守宫之说为年代可靠之最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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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45 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5982]
1703187846 Ⅱ.难解之谜——礼教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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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48 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5983]
1703187849 (一)宋儒大倡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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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51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论也有多方面内容,但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要点之一就是对礼教的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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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53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形成所谓“洛学”。宋儒之讲求礼教,其最著者即始于二程。有人问程颐:有寡妇贫困无依,可否再嫁?程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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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55 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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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57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两语从此成为名言。此说选择了饿死与再嫁两个极端情况来强调妇人从一而终的礼教,这与孟子当年“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啻食重”的教诲截然相反;然而宋儒却无不自命为孔孟之徒,二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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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59 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来强调礼教,并非孤立之说,它是所谓“理、欲之辨”的一个组成部分。二程反复阐述“理、欲之辨”,力倡禁欲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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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61 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二程粹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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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63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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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65 通过禁欲,乃可使“天理”得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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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67 朱熹继承二程学说而又有发展,形成所谓“程朱理学”,在当时被称为“道学”。对于礼教的强调,也在朱熹那里达到新的高度。他大讲“正心诚意”之类的内心自省,更断然将“理、欲之辨”推向极端,力言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绝不能并存,《朱子语类》卷十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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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69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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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1 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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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3 这种极端禁欲主义的主张,连朱熹本人也未能实践(参见本书第五章所述朱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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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5 朱熹又通过为儒家经典作注的形式阐述其主张,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等。他在这些作品中经常透过自己的道学眼镜歪曲原作本义,或者借题发挥。比如对于“子见南子”一事,他骨子里是不赞成的,但孔子既曾见之,他不便“非圣”,只好说“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论语集注》卷三)——若换了别人去见,就不行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在《诗集传》中对大量《诗经》篇章的贬斥。《国风》中被他直接指斥为“淫奔之辞”者至少有二十二篇【6】;《卫风·氓》和《郑风·遵大路》本为弃妇之辞,他也不肯放过,硬指为“淫妇为人所弃”——仿佛天底下没有负心男子,只有该当被弃的“淫妇”。对于《郑风》,朱熹尤为痛恨,他在《诗集传》卷四中发了一大段议论,堪为宋儒道学之论的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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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7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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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9 这番道学言论之荒谬,只要指出一点就不难想见其余——朱熹自己是相信“孔子删《诗》”之说的(见《诗集传》序),那么《郑风》中如此可恶的大量“淫奔之辞”,“道大德全”的圣人孔子为何不将它们删去,还要传之后世去害人?何况孔子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岂不是圣人也为淫张目?这个例子也再次证明:宋、明道学家们虽自命为孔孟之徒,自许所言皆孔孟之道,其实离开当初孔孟的学说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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