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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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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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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端禁欲主义的主张，连朱熹本人也未能实践（参见本书第五章所述朱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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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又通过为儒家经典作注的形式阐述其主张，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等。他在这些作品中经常透过自己的道学眼镜歪曲原作本义，或者借题发挥。比如对于“子见南子”一事，他骨子里是不赞成的，但孔子既曾见之，他不便“非圣”，只好说“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论语集注》卷三）——若换了别人去见，就不行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在《诗集传》中对大量《诗经》篇章的贬斥。《国风》中被他直接指斥为“淫奔之辞”者至少有二十二篇【6】；《卫风·氓》和《郑风·遵大路》本为弃妇之辞，他也不肯放过，硬指为“淫妇为人所弃”——仿佛天底下没有负心男子，只有该当被弃的“淫妇”。对于《郑风》，朱熹尤为痛恨，他在《诗集传》卷四中发了一大段议论，堪为宋儒道学之论的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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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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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道学言论之荒谬，只要指出一点就不难想见其余——朱熹自己是相信“孔子删《诗》”之说的（见《诗集传》序），那么《郑风》中如此可恶的大量“淫奔之辞”，“道大德全”的圣人孔子为何不将它们删去，还要传之后世去害人？何况孔子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岂不是圣人也为淫张目？这个例子也再次证明：宋、明道学家们虽自命为孔孟之徒，自许所言皆孔孟之道，其实离开当初孔孟的学说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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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倡导礼教，并不满足于仅在理论上阐发，在生活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实践。鄙弃文艺，不近娼女，成为人们勾画道学家面貌时的突出之点。据说程颐一日遇见秦观，问“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否秦观词中之句，秦以为程颐欣赏此句，“拱手逊谢”，谁知却得到程颐的训斥：“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见《瓮牖闲评》）陆九渊见谢伋狎娼，就责问“士君子朝夕与贱娼居，独不愧名教乎”，后来遭到谢的调侃，只好默然（《宋艳》卷五引《豪谱》）。有一个关于二程与妓女的故事，特别有名，可见《宋艳》卷一引《人谱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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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会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见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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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大程心中无妓”成为文人常用的典故。对这类故事的真实性不必过于拘泥，它们即使出于虚构或讹传，至少也反映了道学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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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所倡男女大防之礼教，要求人人都作道德自律，尽量过禁欲主义的生活，其中对妇女则更加上从一而终、“节”、“烈”等苛求。关于宋儒力倡礼教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清初方苞有一段论述，见《方苞集》卷四“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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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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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夸张而令人厌恶的礼教颂歌，对妇女则冷酷无情，论“道统”则迂腐可笑，但也确实反映了宋儒大倡礼教的“功效”——而这正是一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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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疑问与思考：礼教与政治集权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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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儒家礼教，源出先秦。但我们又已经看到，春秋战国之时，各国贵族在行动上如此放荡，可以说他们心目中根本不会有什么“男女大防”；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礼教又何以能够产生？这个疑问，可以由顾颉刚遗作中的一项研究结果帮助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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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认为，先秦各国风俗差异甚大，礼教只是鲁国的产物，“儒家师法孔子，保存宗法，以鲁国为中心，所以《礼记》所说的足以代表鲁国人的思想”。而一座泰山之隔的齐国，却是在性关系方面放荡开通之地。秦国的礼教，则由松而严，大成于始皇帝【7】。这种从地域角度作出的分析，有相当的史实根据。礼教始于鲁国，本有一定的必然性，虽未能化于天下，但后来儒家成为独尊，礼教也就从鲁国走向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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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初成一统，焚书坑儒之余，却大力提倡礼教，此事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先看一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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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泰山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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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省宣义，有子而嫁，背死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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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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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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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会稽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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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寡妇也，……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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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东巡至浙江，闻越俗男女无别，就立了《会稽刻石》去“教化”越人。巴寡妇清是当时出身富豪之家的“富婆”，始皇帝因她是“贞妇”而筑台表彰她，实开后世“旌表节烈”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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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的上述举动，首先可以说明当时关于性关系的风俗、心理在各地仍大不相同，所以他要在各地刻石“教化”。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提示了礼教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理解礼教何以会在宋代勃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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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汉朝已开始正式奖励贞节，如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汉书·宣帝纪》），元初六年诏赐贞妇有节义者谷十斛（《后汉书·安帝纪》）之类，但汉唐之间的节妇烈女，即使是方苞这样热心的搜寻者也未能找到几个。在《世说新语·贤媛》中虽能找到郗超之妻周马头“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这样的“节妇”标本，但那只是当时那一阶层中极罕见的特例——在《世说新语》中，更多的是阮籍醉眠邻家美妇之侧（《任诞》），阮咸私通姑母侍婢又公然将已怀孕之此婢追回（《任诞》），山涛之妻彻夜窥看嵇康阮籍相处（《贤媛》），甚至皇帝与臣下开性玩笑之类大违礼教的坦荡生动故事【8】。何以到了宋代，礼教偏能勃然大兴，乃至有所谓“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这样的“盛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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