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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69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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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1 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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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3 这种极端禁欲主义的主张,连朱熹本人也未能实践(参见本书第五章所述朱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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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5 朱熹又通过为儒家经典作注的形式阐述其主张,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等。他在这些作品中经常透过自己的道学眼镜歪曲原作本义,或者借题发挥。比如对于“子见南子”一事,他骨子里是不赞成的,但孔子既曾见之,他不便“非圣”,只好说“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论语集注》卷三)——若换了别人去见,就不行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在《诗集传》中对大量《诗经》篇章的贬斥。《国风》中被他直接指斥为“淫奔之辞”者至少有二十二篇【6】;《卫风·氓》和《郑风·遵大路》本为弃妇之辞,他也不肯放过,硬指为“淫妇为人所弃”——仿佛天底下没有负心男子,只有该当被弃的“淫妇”。对于《郑风》,朱熹尤为痛恨,他在《诗集传》卷四中发了一大段议论,堪为宋儒道学之论的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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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7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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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79 这番道学言论之荒谬,只要指出一点就不难想见其余——朱熹自己是相信“孔子删《诗》”之说的(见《诗集传》序),那么《郑风》中如此可恶的大量“淫奔之辞”,“道大德全”的圣人孔子为何不将它们删去,还要传之后世去害人?何况孔子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岂不是圣人也为淫张目?这个例子也再次证明:宋、明道学家们虽自命为孔孟之徒,自许所言皆孔孟之道,其实离开当初孔孟的学说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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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81 宋儒倡导礼教,并不满足于仅在理论上阐发,在生活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实践。鄙弃文艺,不近娼女,成为人们勾画道学家面貌时的突出之点。据说程颐一日遇见秦观,问“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否秦观词中之句,秦以为程颐欣赏此句,“拱手逊谢”,谁知却得到程颐的训斥:“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见《瓮牖闲评》)陆九渊见谢伋狎娼,就责问“士君子朝夕与贱娼居,独不愧名教乎”,后来遭到谢的调侃,只好默然(《宋艳》卷五引《豪谱》)。有一个关于二程与妓女的故事,特别有名,可见《宋艳》卷一引《人谱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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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83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会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见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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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85 从此“大程心中无妓”成为文人常用的典故。对这类故事的真实性不必过于拘泥,它们即使出于虚构或讹传,至少也反映了道学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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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87 宋儒所倡男女大防之礼教,要求人人都作道德自律,尽量过禁欲主义的生活,其中对妇女则更加上从一而终、“节”、“烈”等苛求。关于宋儒力倡礼教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清初方苞有一段论述,见《方苞集》卷四“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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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89 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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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91 这番夸张而令人厌恶的礼教颂歌,对妇女则冷酷无情,论“道统”则迂腐可笑,但也确实反映了宋儒大倡礼教的“功效”——而这正是一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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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93 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5984]
1703187894 (二)疑问与思考:礼教与政治集权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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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96 前面已经谈到,儒家礼教,源出先秦。但我们又已经看到,春秋战国之时,各国贵族在行动上如此放荡,可以说他们心目中根本不会有什么“男女大防”;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礼教又何以能够产生?这个疑问,可以由顾颉刚遗作中的一项研究结果帮助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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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898 顾颉刚认为,先秦各国风俗差异甚大,礼教只是鲁国的产物,“儒家师法孔子,保存宗法,以鲁国为中心,所以《礼记》所说的足以代表鲁国人的思想”。而一座泰山之隔的齐国,却是在性关系方面放荡开通之地。秦国的礼教,则由松而严,大成于始皇帝【7】。这种从地域角度作出的分析,有相当的史实根据。礼教始于鲁国,本有一定的必然性,虽未能化于天下,但后来儒家成为独尊,礼教也就从鲁国走向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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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00 秦始皇帝初成一统,焚书坑儒之余,却大力提倡礼教,此事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先看一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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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02 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泰山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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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04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背死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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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06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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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08 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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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10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会稽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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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12 清,寡妇也,……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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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14 始皇帝东巡至浙江,闻越俗男女无别,就立了《会稽刻石》去“教化”越人。巴寡妇清是当时出身富豪之家的“富婆”,始皇帝因她是“贞妇”而筑台表彰她,实开后世“旌表节烈”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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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16 始皇帝的上述举动,首先可以说明当时关于性关系的风俗、心理在各地仍大不相同,所以他要在各地刻石“教化”。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提示了礼教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理解礼教何以会在宋代勃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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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87918 始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汉朝已开始正式奖励贞节,如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汉书·宣帝纪》),元初六年诏赐贞妇有节义者谷十斛(《后汉书·安帝纪》)之类,但汉唐之间的节妇烈女,即使是方苞这样热心的搜寻者也未能找到几个。在《世说新语·贤媛》中虽能找到郗超之妻周马头“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这样的“节妇”标本,但那只是当时那一阶层中极罕见的特例——在《世说新语》中,更多的是阮籍醉眠邻家美妇之侧(《任诞》),阮咸私通姑母侍婢又公然将已怀孕之此婢追回(《任诞》),山涛之妻彻夜窥看嵇康阮籍相处(《贤媛》),甚至皇帝与臣下开性玩笑之类大违礼教的坦荡生动故事【8】。何以到了宋代,礼教偏能勃然大兴,乃至有所谓“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这样的“盛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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