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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会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见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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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大程心中无妓”成为文人常用的典故。对这类故事的真实性不必过于拘泥，它们即使出于虚构或讹传，至少也反映了道学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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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所倡男女大防之礼教，要求人人都作道德自律，尽量过禁欲主义的生活，其中对妇女则更加上从一而终、“节”、“烈”等苛求。关于宋儒力倡礼教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清初方苞有一段论述，见《方苞集》卷四“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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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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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夸张而令人厌恶的礼教颂歌，对妇女则冷酷无情，论“道统”则迂腐可笑，但也确实反映了宋儒大倡礼教的“功效”——而这正是一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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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疑问与思考：礼教与政治集权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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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儒家礼教，源出先秦。但我们又已经看到，春秋战国之时，各国贵族在行动上如此放荡，可以说他们心目中根本不会有什么“男女大防”；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礼教又何以能够产生？这个疑问，可以由顾颉刚遗作中的一项研究结果帮助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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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认为，先秦各国风俗差异甚大，礼教只是鲁国的产物，“儒家师法孔子，保存宗法，以鲁国为中心，所以《礼记》所说的足以代表鲁国人的思想”。而一座泰山之隔的齐国，却是在性关系方面放荡开通之地。秦国的礼教，则由松而严，大成于始皇帝【7】。这种从地域角度作出的分析，有相当的史实根据。礼教始于鲁国，本有一定的必然性，虽未能化于天下，但后来儒家成为独尊，礼教也就从鲁国走向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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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初成一统，焚书坑儒之余，却大力提倡礼教，此事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先看一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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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泰山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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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省宣义，有子而嫁，背死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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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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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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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会稽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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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寡妇也，……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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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东巡至浙江，闻越俗男女无别，就立了《会稽刻石》去“教化”越人。巴寡妇清是当时出身富豪之家的“富婆”，始皇帝因她是“贞妇”而筑台表彰她，实开后世“旌表节烈”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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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的上述举动，首先可以说明当时关于性关系的风俗、心理在各地仍大不相同，所以他要在各地刻石“教化”。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提示了礼教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理解礼教何以会在宋代勃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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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汉朝已开始正式奖励贞节，如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汉书·宣帝纪》），元初六年诏赐贞妇有节义者谷十斛（《后汉书·安帝纪》）之类，但汉唐之间的节妇烈女，即使是方苞这样热心的搜寻者也未能找到几个。在《世说新语·贤媛》中虽能找到郗超之妻周马头“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这样的“节妇”标本，但那只是当时那一阶层中极罕见的特例——在《世说新语》中，更多的是阮籍醉眠邻家美妇之侧（《任诞》），阮咸私通姑母侍婢又公然将已怀孕之此婢追回（《任诞》），山涛之妻彻夜窥看嵇康阮籍相处（《贤媛》），甚至皇帝与臣下开性玩笑之类大违礼教的坦荡生动故事【8】。何以到了宋代，礼教偏能勃然大兴，乃至有所谓“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这样的“盛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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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备解答上述问题，洵非易事。前人亦未见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我在这里只打算特别强调以往一直被忽略了的一点——即礼教盛行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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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强调上面这一点，也非三言两语就可说清。我们不妨先将目光越出中国之外。在古代东方民族中，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礼教，其他如印度、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在历史上也都可以找到要求女子从一而终、主张禁欲生活崇高可敬之类的礼教内容。例如在印度古代的《摩奴法论》中，就有如下条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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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必须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不得享有自主地位。（Ⅴ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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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贤妇都不许有第二个夫主。（Ⅴ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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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期，父亲保护她；在青年时期，夫主保护她；在老年时期，儿子们保护她；女子不配独立自主。（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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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中国礼教中的“三从”和“从一而终”完全一样。金克木认为婆罗门教的“法”与中国儒家的“礼”有相同的性质【10】，确为高明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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