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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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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夸张而令人厌恶的礼教颂歌，对妇女则冷酷无情，论“道统”则迂腐可笑，但也确实反映了宋儒大倡礼教的“功效”——而这正是一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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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疑问与思考：礼教与政治集权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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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儒家礼教，源出先秦。但我们又已经看到，春秋战国之时，各国贵族在行动上如此放荡，可以说他们心目中根本不会有什么“男女大防”；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礼教又何以能够产生？这个疑问，可以由顾颉刚遗作中的一项研究结果帮助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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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认为，先秦各国风俗差异甚大，礼教只是鲁国的产物，“儒家师法孔子，保存宗法，以鲁国为中心，所以《礼记》所说的足以代表鲁国人的思想”。而一座泰山之隔的齐国，却是在性关系方面放荡开通之地。秦国的礼教，则由松而严，大成于始皇帝【7】。这种从地域角度作出的分析，有相当的史实根据。礼教始于鲁国，本有一定的必然性，虽未能化于天下，但后来儒家成为独尊，礼教也就从鲁国走向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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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初成一统，焚书坑儒之余，却大力提倡礼教，此事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先看一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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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泰山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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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省宣义，有子而嫁，背死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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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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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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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会稽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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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寡妇也，……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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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东巡至浙江，闻越俗男女无别，就立了《会稽刻石》去“教化”越人。巴寡妇清是当时出身富豪之家的“富婆”，始皇帝因她是“贞妇”而筑台表彰她，实开后世“旌表节烈”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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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的上述举动，首先可以说明当时关于性关系的风俗、心理在各地仍大不相同，所以他要在各地刻石“教化”。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提示了礼教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理解礼教何以会在宋代勃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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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汉朝已开始正式奖励贞节，如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汉书·宣帝纪》），元初六年诏赐贞妇有节义者谷十斛（《后汉书·安帝纪》）之类，但汉唐之间的节妇烈女，即使是方苞这样热心的搜寻者也未能找到几个。在《世说新语·贤媛》中虽能找到郗超之妻周马头“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这样的“节妇”标本，但那只是当时那一阶层中极罕见的特例——在《世说新语》中，更多的是阮籍醉眠邻家美妇之侧（《任诞》），阮咸私通姑母侍婢又公然将已怀孕之此婢追回（《任诞》），山涛之妻彻夜窥看嵇康阮籍相处（《贤媛》），甚至皇帝与臣下开性玩笑之类大违礼教的坦荡生动故事【8】。何以到了宋代，礼教偏能勃然大兴，乃至有所谓“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这样的“盛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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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备解答上述问题，洵非易事。前人亦未见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我在这里只打算特别强调以往一直被忽略了的一点——即礼教盛行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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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强调上面这一点，也非三言两语就可说清。我们不妨先将目光越出中国之外。在古代东方民族中，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礼教，其他如印度、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在历史上也都可以找到要求女子从一而终、主张禁欲生活崇高可敬之类的礼教内容。例如在印度古代的《摩奴法论》中，就有如下条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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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必须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不得享有自主地位。（Ⅴ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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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贤妇都不许有第二个夫主。（Ⅴ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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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期，父亲保护她；在青年时期，夫主保护她；在老年时期，儿子们保护她；女子不配独立自主。（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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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中国礼教中的“三从”和“从一而终”完全一样。金克木认为婆罗门教的“法”与中国儒家的“礼”有相同的性质【10】，确为高明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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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这些古代东方民族，有一个共同之点——它们都是行一夫多妻制的。礼教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产生，这并非偶然。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是：在一夫一妻制社会（比如古代西欧）中，有妇之夫如要娶纳另一女子，他必须先过与原妻解除婚姻这道关；而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就根本不存在这道关。因此，与一夫一妻制社会相比，一夫多妻制社会中性关系的流动性要大得多。所以，一夫多妻制社会需要强调女子从一而终，需要男女大防之礼教，来保护男性中心的社会和家庭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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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代中国的礼教，为何迟至宋代以后才成为左右社会生活的强大力量？这可以从政治集权与礼教的关系上寻求答案。单从儒家主张大一统的王道而礼教亦出于儒家，到始皇帝初成一统而向各地推广礼教，已可窥见礼教与政治集权有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的关系。从宋代起，中国封建社会从巅峰走向下坡，政治上的集权空前加强，至明、清而尤甚。在这老朽昏迈的暮年，中国社会的活力大为下降，深自闭固，不思对外进取，而对于“稳定”的要求则空前强烈。宋代以降，礼教实际上是在高度政治集权的间接推动下走向兴盛的，而它的兴盛又大有助于政治集权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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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再次将目光转向域外。在一向行一夫一妻制的欧洲，认为性关系放荡会导致社会解体，而性关系严谨则有助于社会稳定的观点，也一直是保守派人士中普遍持有的。罗马贵族的性放荡，经常被指为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这种观点在现代仍颇有市场，比如在冷战时代，美国的保守派人士认为在性解放背后潜藏着“共产主义土壤”，而苏联的正统意识形态官员则认为苏联青年性关系的放纵是资本主义腐蚀侵害的结果。双方都认为性解放会不利于自己一方的社会制度。这种有趣的巧合加倍支持了将性关系开放程度直接与政治集权化程度联系起来的观点。对于正处在改革开放中的当今中国社会，不少西方人也喜欢从这一观点来进行观察和推测【11】。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晚明社会几十年间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相对放松而一股类似“性解放”的潮流正于此时涌现（详见本书第八章）；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实不乏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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