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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妇之节危矣哉！（贺贻孙《水田居诗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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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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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沈德潜否定这位假想女子的“节妇”资格之后，后来的许多唐诗选本都不再入选此诗。在那些戴着道学眼镜的明、清文人看来，这位既忠于丈夫、又通情达理能够尊重求爱者感情的唐代节妇是大大不够格的；她应该“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瞿佑《续还珠吟》）。还是徐增明白唐人观念与后世道学家大不相同，在《而庵说唐诗》中有持平之论：“君子之道，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若在今人，则怒形于色，掷珠痛骂矣。”仅此一诗，已可看出宋儒大倡礼教前后“贞节”观念的转变之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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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烈”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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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已经听方苞抱怨过宋以前“节”、“烈”太少，但自“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之后，果然日益多起来。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将“守节”与女方家族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因为促寡妇改嫁的动力通常都来自女家。“旌表节烈”遂定为常规，《明史·列女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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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类从，具著于篇，视前史殆将倍之，然而姓名湮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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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统治者和卫道文人，就是要用这数不清的节烈“先进事迹”和遍布各地的“贞节牌坊”来鼓励礼教。各地官员要“岁上其事”，每年向上汇报本地的节烈事迹，以致出现了造假、虚报等弊（上级向下“压指标”、下级竞相浮夸搞攀比之类，在中国官场上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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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节妇传”、“烈妇传”、“烈女传”之类，在明、清文人集子和地方志（也不外是这些文人们所撰）中大量可见。修《明史》时收集到“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入传308人。而在《古今图书集成》的“闺节”与“闺烈”两部中，收录明代竟近三万六千人。这里仅就几部明、清人文集中的标本略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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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庄集》，内有此类节、烈事传八篇。举卷七“洞庭三烈妇传”中一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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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酉冬，余至洞庭山，知山中二十年之间有三烈妇焉。……马氏，同里周文遂之妻，年十七而归。后五年，文遂病；病且死，屡顾其妇，妇曰：君谓我年少不能守耶？以刀断左手一指，示夫为誓。文遂死，纳指棺中以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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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马烈妇后来因父母迫她改嫁，上吊自杀，年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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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集》，内有节、烈事传十六篇。举卷八“高节妇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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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妇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师俗早嫁娶，位之死，节妇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无宗亲，依兄以居。丧期毕，数喻以更嫁。节妇曰：吾不识兄意何居？吾非难死也，无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无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长为妹赡二甥乎？节妇曰：易耳！自今日即无累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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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于是搬出兄家，“为市人缝纫”谋生，养育二子成人。后来孙子中了进士，晚岁过上了“家僮数十，出入呼拥”的生活，九十六岁而死，共“守节”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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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集》，收节、烈事传十九篇。戴名世虽是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受害者，似乎有异端的味道，但他在表彰节、烈方面，完全是合格的卫道士。举卷八“戴节妇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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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节妇者，……贞女也，不女之而妇之者，所以成节妇之志也。汪氏与泰兴戴氏世为婚姻，戴氏有子曰弘毅，妇之父许以女妻之，即节妇也。节妇未嫁而弘毅死，……节妇至戴氏，临丧次哭之极哀，见者皆为感动。比其父母还，而节妇遂不肯行也，曰：吾今且为戴氏妇，非汪氏女也！父母舅姑皆不从，节妇志益坚，卒不能强也，遂老于戴氏。今节妇年四十，盖已守志二十余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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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也承认这位节妇之举是“礼之所未载”的“甚高难行之事”，但他认为这样不近人情的“榜样”，教化的力量更大，是“虽不合于礼之文而要为不失乎礼之意者也”，所以仍应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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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十四“书张烈妇事”，张烈妇年少而寡，夫家迫她改嫁，她逃回本家。其父去吴江县告官，但县令判定第二次婚姻有效。于是她又去松江府上告，并在公堂上自杀而死。这一下引起“社会舆论”的震动，士大夫“翕然褒其义烈”，最后吴江县令受到罚俸（停发工资）五月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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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烈的观念在明、清文人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即使像李贽这样真正的异端，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免俗。他欣赏殉夫而死的荀采和被元兵俘获后上吊而死的谢枋得之妻李氏（《藏书》卷六十四），却将蔡文姬斥为“流离鄙贱，朝汉暮羌，虽绝世才学，亦何足道”（《续焚书》卷四）。真正能在这个问题上持开明见解的，当然也有其人（比如戴震，见本书第九章），但非常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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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灵肉煎熬——性张力的集中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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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一小节所举几个事例看，女子们何以如此热衷于去当“节妇”、“烈妇”，不惜抛掷青春，甚至残身弃命？以往常用“受礼教毒害之深”去解释，这说到底也不算错，但更具体些来看，则是因为官方政策和社会舆论已造成了这样的机制——一个女子走上“节烈”之路，不仅能给家族和乡里带来荣誉，也是她本人出人头地、乃至青史留名的捷径。但是，一旦她们走上“守节”之路，则礼与欲的争战，即化为灵与肉的煎熬；这种身心的痛苦，在文人冠冕堂皇的“节妇传”中是从不反映的——反映了就不成其为“载道”宏文了。只有在一些笔记小说中，保留了这种灵肉痛苦的若干描述。这种痛苦可以看做性张力的集中表现之一。兹结合几个具体事例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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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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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河一节妇建坊，亲串毕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谑者戏问曰：汝今白首完贞矣，不知此四十余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动心否乎？节妇曰：人非草木，岂得无情？但觉礼不可逾，义不可负，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扫毕，忽似昏眩，喃喃作呓语，扶掖归，至夜乃苏，顾其子曰：顷恍惚见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劳慰甚至，言人世所为，鬼神无不知也。幸我平生无瑕玷，否则黄泉会晤，以何面目相对哉！……此妇子孙颇讳此语，余亦不敢举其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谓皎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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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妇不过说了一句实话，承认花朝月夕也曾动心，但以礼自制，终于“守”来一座贞节牌坊。其子孙就担心她这句实话传出去会“有损形象”，故“颇讳此语”。纪昀思想通达，认为此妇所言是光明磊落的。但她“人非草木，岂得无情”之时，究竟如何自制，其间灵肉如何交战，并未明言。这种交战情景，可举《谐铎》卷九“节母死时箴”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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