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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蓉江未第时，馆东城陆氏。时主妇新寡，有子七岁，从蓉江受业。一夕秉烛读书，闻叩户声，启而纳之，主人妇也。叩所自来，含笑不言。固诘之，曰：先生离家久，孤眠岑寂，今夕好风月，不揣自荐，遣此良宵。蓉江正色曰：妇珍名节，士重廉隅，稍不自爱，交相失矣。汝请速回，人言大可畏也！妇坚立不行，蓉江推之出户，妇反身复入，蓉江急阖其扉，而两指夹于门隙，大声呼痛，稍启之，脱手遁去。妇归，阖户寝，顿思清门孀妇，何至作此丑行，凌贱乃尔。转辗床褥，羞与悔并。急起引佩刀截其两指，血流奔溢，濒死复苏。潜取两指拌以石灰，什袭藏之，而蓉江不知也，即于明日卷帐归。后其子成进士，入部曹，为其母请旌。时蓉江已居显要，屡申屡驳。其子不解，归述诸母，母笑曰：吾知之矣。出一小檀盒，封其口，授其子曰：往呈尔师，当有验。子奉母命，呈盒于师。蓉江启视之，见断指两枚骈卧其中，灰土上犹隐然有血斑也。遂大悟，即日具题请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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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例中的“夜奔”冲动，都因外界的因素而得以在危机的边缘“守”住。而在下面一例中，则是采用肉体自我折磨之法以压抑性冲动，见青城子《志异续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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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母年少矢志守节。每夜就寝，关户后，即闻撒钱于地，明晨启户，地上并无一钱。后享上寿，疾大渐，枕畔出百钱，光明如镜，以示子妇曰：此助我守节物也！我自失所天，孑身独宿，辗转不寐，因思鲁敬姜“劳则善，逸则淫”一语，每于人静后，即熄灯火，以百钱散抛地上，一一俯身捡拾，一钱不得，终不就枕，及捡齐后，神倦力乏，始就寝，则晏然矣。历今六十年，无愧于心，故为尔等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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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代妇女的生活圈子极为狭小，既不能从事社会活动，在礼教的制约下也不能随便与亲友往来，更没有现代社会中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可供她们了解外界和消磨时光，因此夫妇之间的性爱在她们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一旦走上“守节”之路，性爱从此绝踪，生活和活动圈子却因要维护“清誉”而更为缩小。因此灵肉交战在她们身上极为剧烈，强劲的性张力几乎将她们身心撕裂。这是她们之所以有时会产生一时难以抑制的“淫奔”冲动，或不得不用黑夜捡钱之类怪办法来自我折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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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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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礼教强盛，性张力大为加强之后，中国人的不少性观念和性心理都受到影响，表现出在张力之下寻求平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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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伪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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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本是人之大欲，现在禁欲主义的礼教却又大行其道，成为强大的社会舆论，显得堂皇正大，很少有人敢于从正面进行否定和批判。两者之间出路安在？出路之一是虚伪——表面上赞同礼教，但在行动上悄悄违反，以济其欲。即使是礼教的热烈提倡者，也难免出此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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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道学家们的“二等圣人”，按理应是道貌岸然，德行纯粹之士，然而他道貌岸然则有之，德行纯粹则未必。庆元三年沈继祖上表弹劾朱熹，先数其政治上“大罪者六”，接着又历举朱熹个人道德品格方面的种种污点，表见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条，其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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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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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继祖的弹劾当然有着党争的背景，但他直斥朱熹言行不一之虚伪，朱熹却无所逃之。朱熹是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并且还明白说过“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那么仿此而论，娶妻是天理，引诱尼姑二人做妾非人欲而何？当时的反对派把朱熹等人讲论的理学称为“伪学”，其实颇得要领。如果说引尼做妾之类的指控未必完全属实，那朱熹何不理直气壮进行反驳？相反，一见宋宁宗降旨贬了他的官，他吓得赶紧上表认罪，在《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他不仅承认了那些指控，连自己几十年“正心诚意”的大学问也不讲了，并痛斥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这对他平日道貌岸然以礼责人的道学形象，真成极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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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家以“礼”责人“甚高难行”之事，“礼”既正大不可非议，“甚高难行”之事又难实行，世人只能以虚伪一途应之。而许多道学家又不能以责人之“礼”律己，则更成虚伪之表率。纪昀深恶此辈——他习惯称这些人为“讲学家”，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些人攻击、揭露和嘲笑不遗余力。比如卷十五述一故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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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四宝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姑表兄妹，儿时已由双方父母约为婚姻，二人感情亲密。因是贫家子女，分别外出做人家婢仆，中经许多波折，终得一起服役于郑某家。郑知二人婚姻之约及感情后，决定助二人成婚。这本是桩美事，不料郑家馆师严某，“讲学家也”，竭力反对此事，并以“中表为婚礼所禁，亦律所禁，违之且有天诛”等危言恐吓各方，又标举“我辈读书人当以风化为己任，见悖理乱伦而不沮，是成人之恶，非君子也”。结果活活拆散了这对苦命鸳鸯，四宝被卖给别人做妾，数月后病死，三宝闻之发狂出走，不知下落。这道学家严某，当然不是在热心维护“优生法”——古人并不认为表兄妹结婚有何不可，严某是另有居心，纪昀接着记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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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严某作此恶业，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当无善报。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觊觎四宝，欲以自侍耳。若然，则地狱之设，正为斯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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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学家的虚伪迂腐，纪昀又假谈狐鬼，对他们恣意嘲弄。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记一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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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生颇讲学，平日亦循谨无过失，然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友人于五月释服，七月欲纳妾，此生抵以书曰：“终制未三月而纳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诛心，鲁文公虽不丧娶，犹丧娶也。朋友规过之义，不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论大抵类此。一日其妇归宁，约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诘之，曰吾误以为月小也。亦不为讶。次日又一妇至，大骇愕，觅昨妇，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渐尪瘠，因以成痨——盖狐女假形摄其精，一夕所耗己多也。前纳妾者闻之，亦抵以书曰：“夫妇居室，不能谓之不正也；狐魅假形，亦非意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损真元，非恣情纵欲不至是，无乃燕昵之私，尚有不节以礼者乎？且妖不胜德，古之训也。周、张、程、朱，不闻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无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此生得书，但力辩实无此事，里人造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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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故事的具体真实性不必拘泥，只看成是文艺作品中的道学家形象，至少绝无问题。就像人们常引用《儒林外史》中王秀才闻女儿绝食殉夫却笑道“死得好”这一情节来说明礼教如何杀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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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的虚伪之风也同样影响到女子，使她们中不少人变成心里想爱、表面上却冷若冰霜的怪物，令人难以亲近，以为这就是“守礼”。有人认为《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就属此类（当然她甚工心计，表面不是十分难相处）。又如袭人也算得上伪君子，她自己可以与宝玉“初试云雨情”，却又跑到主子那里去打小报告，提醒主子注意防范宝玉与其他女子可能的私情。这种虚伪，更为不堪，不过倒确是深得朱熹的论敌们所斥“伪学”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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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奔女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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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因爱慕男子而主动“奔”就，这在中国古代久已有之，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一些事例，古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也承认“奔”所成就的婚姻为有效。但从道貌岸然的宋儒开始，将此事归入“淫”之列，谓之“淫奔”。朱熹对“淫奔”深恶痛绝，《诗经·国风》中那些“男悦女”的篇章他固然也看不顺眼，但“女惑男”的篇章则更被他斥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简直无可救药。（《诗集传》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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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女爱慕来奔，是古代中国文士一直心驰神往的大快事之一。汉、唐之间，这类故事就很流行——通常总是女仙女鬼爱慕人间才子，主动传情送爱，这些美丽的女性柔情似水，不仅让才子凭空得色得财，还要帮助她们凡胎浊骨的情人成仙了道，同登永生极乐境界。我们不妨从早期的例证开始，看一看这类故事的若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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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宋玉《高唐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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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宋玉东家之子）登墙窥臣三年。（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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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例中，楚王接纳了巫山之女的情爱，“因幸之”；后一例中的宋玉则“至今未许也”。对奔女是接纳还是谢绝，在后来的故事中成为有无“仙缘”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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