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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销夏》春图之一。口交。丫环侍立在侧。正是《某氏家训》中所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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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代中国人对待此事的态度大异于是——他们认为性交之类的活动完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和相当程度上公开化。反映这方面情况的史料主要见之于色情文艺作品中，可以分为两种情形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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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是一对男女性交时，有姬妾或丫环之类陪侍在侧。她们的任务是在旁端水递帕，或为男女主人助兴，或帮助男女主人完成一些特殊的性交体位姿势。这种情形在春宫画中反映甚多。高罗佩曾将他寓目的十二部晚明春宫画册共三百余幅作过统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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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约一半的画是画一对男女，而另一半画画的是有一个或更多的女人在场陪伴、观察或辅助他们（指性交的男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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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销夏》中一些图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图也在高罗佩寓目并统计过的三百余幅之内。此外如著名的春宫画册《鸳鸯秘谱》第四图、第十二图，《花营锦阵》第十五图、第十八图、第二十三图等，都描绘了这种情形【43】。又如有一幅《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画着众宫女强按小周后四肢，让宋太宗“强幸”之——这些宫女们都成了强奸犯的帮凶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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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时由众女陪侍在旁，还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许多记载。比如《大乐赋》写到帝王们“成贵妃于梦龙，幸皇后于飞燕”那一段时，就有“侍女前扶后助，娇客左倚右攀”之句。在许多明、清色情小说中，男女主角性交时丫环侍女或女方女伴在场观看结果自己也禁不住春心摇荡的描写，到处可见。这种情节并非作者们不约而同一齐杜撰，而是有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根据的，对此可举明代无名氏《某氏家训》中的一段为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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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御妻妾，令新人侍立象床，五六日如此，始御新人，令妻妾侍侧。此乃闺阁和乐之大端也。这种情形当然是多妻家庭中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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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性活动公开化的第二种情形，是两个以上的女性同时参与与一男子的性行为。这在小说、戏剧等作品中有大量描写。例如《肉蒲团》第十五回“同盟义议通宵乐，姐妹平分一夜欢”写未央生与香云、瑞玉、瑞珠、花晨诸女之事；《醒世恒言》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写完颜亮宣淫之事；《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写“任君用姿乐深闺”之事；《隋炀帝艳史》第三十一回末写隋炀帝用“乌铜屏”围绕与诸妃嫔淫乐事；《金屋梦》第三十回写李守备与两荡妇淫乱事；汤显祖《南柯记》第三十八出“生恣”写淳于棼“三花一笑喜何其”之夜事；等等，都是这种情节。甚至还发展出一男二女同时行乐的特殊性交技巧，比如《肉蒲团》第三回“道中翁错配风流婿，端庄女情移轻薄郎”，写到未央生买回春宫画册与妻子一起观看，在有的版本中，一直写到该册的第八图，就是一种一男二女同时性交的特殊技巧【46】；而这种技巧正是明代房中书《素女妙论》“九势篇”中的第八势，名为“鱼唼势”。这种一男数女同时进行的性行为，在古代波斯、印度等处的绘画中也有表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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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中国人性活动的公开化，西方学者虽然颇为注意，却并非没有误解。比如克伦豪森（P. Kronhausen）等人认为“古代中国和日本都经常描绘一男多女之性交，日本多为高级妓女及其助手，中国则为众妻妾”【48】，但他们多半是将一男多女同时进行性行为和一男一女性交而姬妾旁侍两种情形混为一谈了，因为在传世的中国明、清时期春宫画中，描绘前一种情形的相当少见，虽然并不是绝对没有【49】。又如麦克马洪将中国古代的性活动公开化归结成“三种窥淫形态”：贬斥、阻止、参与，也是用现代西方人的习惯眼光去看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显得有些牵强附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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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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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量的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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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拟在此集中讨论中国古代的性变态问题，这一小节则仅就色情文艺作品中所涉及的性变态略作考察。总的来说，中国古代色情文艺作品中反映性变态的内容非常之少，主要仅有男同性恋（homosexuality）、女同性恋（Lesbianism）和一种带有施虐淫（Sadism）色彩的描写程式。依次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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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中集中反映男同性恋的，有《宜春香质》、《弁而钗》，两书皆为地道的色情小说，结构简陋，文笔平庸，前者尤甚。清代后期有长篇小说《品花宝鉴》问世，专写清代乾隆朝之后贵族公子名士与男性优伶的同性恋，虽亦间有秽笔，但已完全不能归入色情小说之列了。此外如《石点头》卷十四“潘文子契合鸳鸯冢”之类，涉及男同性恋的小说也有不少，包括《金瓶梅》在内，但都不是以此作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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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世的春宫画中，反映男同性恋的作品也非常之少。在高罗佩曾经寓目并作过统计的十二部春宫画册共三百余幅图之中，实际上描绘男同性恋的只有一幅，即《花营锦阵》第四图——有趣的是，这唯一的一幅还被高罗佩遗漏了，他因误认图中的青年是女性而将此图归入男女异性恋的肛交一类【51】。《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受私贿后庭说事”是晚明画家笔下另一个男同性恋的例子。不过严格说来，这幅图算不上春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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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同性恋相比，明、清色情文艺中对女同性恋的反映更少。以女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除李渔的戏剧《怜香伴》之外，几乎就没有了。在《绣榻野史》、《金海陵纵欲亡身》等作品中只是作为陪衬略微提到过几句女同性恋情形。反映较多的当推《金屋梦》，其中第三十回的“扮新郎二女同床”和第三十九回的“同床美二女炙香瘢”，都用了大段笔墨描述梅玉与金桂二人之间的女同性恋及其性行为（实际上是相互为对方实施自慰）。但在春宫画中，对女同性恋的反映倒比男同性恋略多。高罗佩考察统计的三百多幅画中，反映女同性恋的占到百分之一。在中国人观念中，多妻妾家庭中女性性饥渴是难免的，因此女同性恋似乎不是太大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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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销夏》春图之一。女同性恋的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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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色情文艺中，有一种程式化的描写经常出现，即与处女性交时女方的痛苦和男子的快意。用现代观点来看，这种描写带有比较明显的施虐淫（Sadism）变态色彩。在色情小说中，施虐的一方常被安排为历史上以“荒淫”著称的帝王，如隋炀帝、金海陵王之类。例如《金海陵纵欲亡身》中写到海陵强占重节时，重节“皱眉啮齿，娇声颤作，几不欲生，再三求止”，而海陵则是“兴发如狂”；对于另一少女，海陵又“乘兴幸之，竟忘其质之弱、年之小也，此女果不能当，涕泗交下，……女阴中血流不止”。海陵这种“尝幸室女，必乘兴狠触，不顾女之创痛，有不遂其情者，令妃嫔牵制其手足，使不得动”的作风，已属变态——这当然未必是历史上完颜亮其人真有其事，只说明小说作者描述了施虐淫的变态情形。对于《隋炀帝艳史》中描述的隋炀帝荒淫行径，也应同样看待。该书第三十一回写隋炀帝与月宾（十三岁少女）之间的性行为，用欣赏的笔调细述月宾的痛苦和恐惧；第三十二回又写隋炀帝因服了方士所献丹药，“欲火如焚，情兴勃勃，不能自制”，竟将他宠幸的十几个美人“俱已幸遍，……一个个俱采伤揉碎，不敢承当”。这种笔墨，不足以使人相信历史上的隋炀帝其人真是如此，倒很使人怀疑该书作者（明代“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自己是否有一点施虐淫的变态心理。这种欣赏女性初交时的痛苦的心理，在一些较为华丽的作品中也有反映，这里仅举《董解元西厢记》卷五中一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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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宵夜暖，高把银点，雏鸾娇凤乍相见。窄弓弓罗袜儿翻，红馥馥地花心，我可曾惯？百般就十分闪。忍痛处，修眉敛；意就人，娇声战；涴香汗，流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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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心理，还与“处女癖”的观念有关，我们将留待今后另一书中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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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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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壮伟”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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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色情文艺中，以男性阴茎长大，即所谓“阳道壮伟”为荣，是普遍的观念。通常，男主人公如果天生“壮伟”，就有了自命不凡的资本；反之则自惭形秽。这方面例证极多，姑举其特别极端而别致者两例，其余不难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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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情小说中，追求“壮伟”最不要命、也最异想天开者，莫过于《肉蒲团》中的未央生。在第七回中，他冒着丧失生育能力的危险（前面已经谈过，子嗣对古代中国人来说何等重要！），要术士对他的阴茎施行外科手术。而手术的内容更是骇人听闻——将狗的阴茎组织移植到他的阴茎上使之粗壮长大。结果未央生获得了足以傲视群伦的“壮伟”之物，此后和他发生性关系的美女们无不对他大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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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瓶梅》第八十回中，西门庆平日的狐朋狗友们为了悼念纵欲而死的西门庆，请水秀才写了一篇祭文。这篇祭文却是十足的文字游戏——干脆将西门庆其人比作一根“壮伟”的阴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