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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曾在法律上规定了对“淫词小说”的查禁及犯禁的处罚，如《劝毁淫书征信集》中引述《大清律例》有关条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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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坊肆市买一应淫词小说，……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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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处罚条款在清代诸帝的上谕中屡次重申（但往往没有对“买看者”的处罚），但是看来都仅成空文——否则也用不着不断重申，更用不着声讨、批判、捐款购毁这类诉诸道德教化的手段了。就总体情况而言，这些出自中央政府、地方当局或民间组织的查禁行动，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点有限的效果通常只能在一小段时间里保持；从长期来看可以说完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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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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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赏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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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色情文艺的查禁和讨伐，现代人一般不难想象。但是古代中国士大夫和官员们对色情文艺的欣赏和支持，今天来看就颇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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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士大夫中热衷于搜集、编辑和欣赏色情文艺的，大有人在。欣赏色情文艺给他们带来快感，在一些序跋中，可以看到对这些快感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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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四时风景，闺怨情痴，读之历历如在目前，不觉腹中多时积块豁然冰释矣。……虽未足动雅人之兴，亦足以畅叙幽情。（《白雪遗音》高文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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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阅之余，不禁胸襟畅美，面积愤夙愁，豁然顿减。……而其中之词意缠绵，令人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其亦可以步碧城十二阑干之后尘乎！泉乃恍然曰：词无深义，文有别情，吾辈在异乡中可藉以畅叙幽情，岂非小快大乐之一助耶？（同书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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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对民间情歌而发，读后感中强调一个“畅”字。对于更多的色情或准色情作品，欣赏者和辩护者们又强调“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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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删《诗》，善恶并采，淫雅杂陈，所以示劝惩，备观省。（屠隆《鸿苞·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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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乎钗飞钏舞，尽可销愁；雨魄云魂，原非著相。遇青裙而下拜，缠红锦以何嫌？……不知史氏非无别子，唐人亦有稗官。约指一双，竟上繁钦之集；存诗三百，不删郑国之风。……但得指陈义理，悟入空空；何妨游戏文章，言之娓娓哉？（邹弢《青楼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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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删《郑》、《卫》”是欣赏者和辩护者经常祭出的法宝，尽管这其间有那么一点偷换概念——《郑风》、《卫风》中的诗歌无论怎样大胆讴歌情爱，毕竟没有像明、清色情文艺中那样直接描写性行为。如果《挂枝儿》、《夹竹桃》中那些色情歌谣让孔子见了，他是否会删去，恐怕还在未定之天。因此欣赏者和辩护者们又提出一个“真”字来与道学家的讨伐相抗衡，表达这种思想最透彻的，可举冯梦龙那篇短小而有名的《叙〈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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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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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所搜集编辑的这些“私情谱”是何光景，我们已在本章Ⅱ之（三）中举过若干例，它们与色情小说及春宫画确实可以等量齐观，视为侪类。为什么“真”能够使得色情乃至淫秽变成可以接受的呢？王国维有一段话似乎能对此有所启发，《人间词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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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语出《古诗十九首》之二）。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古诗十九首》之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第六十二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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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句，若是与明、清色情小说中类似情节的详细描写相比，恐怕也算不上“淫之尤”，然王国维毕竟不是道学家，他欣赏的所谓“真”，或近于“直率”。他又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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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惟万不可作儇薄语。（《人间词话》删稿第四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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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儇薄”者，无真情也，若出于真情，则虽“奸非”亦可恕，其他更可想见矣。“真”与礼教是难以相容的，《山歌》、《夹竹桃》中那些直率表达着情欲的煎熬和对性爱的渴望的女子，当然不是卫道士们希望的贞妇烈女，毫无疑问，她们和她们的情郎们，正是《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中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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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欣赏色情文艺，是文人的传统爱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文人都如此）。这件事能给他们带来“畅”。至于“孔子不删《郑》、《卫》”或“真”之类，不妨视作他们在理论上为自己寻找的依据。从那些查禁色情文艺的文献中，就不难想见色情文艺作品是何等畅销。春宫画册成为馈赠高官的礼物，也可见此物之受人欢迎。高官大吏对于民间“私情谱”的歌谣集子，也有兴趣，钮琇《觚》卷二“英雄举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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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公廷弼当督学江南时，……吾吴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梦龙文多游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熊公在告，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跼蹐不敢置对，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虑也。……熊飞书当路，而被讦之事已释。“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是否为反语？看来不是，因为熊廷弼为他排解了来自卫道士阵营的攻讦。这一行动客观上至少是对《挂枝儿》之类作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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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热衷于搜集和把玩色情文艺，虽然就这一社会现象而言已有足够的史料加以证实，但就其具体情形而言尚缺乏生动的个案。不得已，姑用一个近代的例子代之，以便多少能获得一点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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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喜藏秘戏图，既有秘戏泉币，又欣羡曼青的秘戏小镜，为题二诗：并头交颈镜中窥，相对何须更画眉，此是同心双结子，曾从袖底系人思。六朝小镜菱华，堪与摩挲遣有涯，何似大泉图秘戏，横陈一例尽无遮。他搜罗的秘戏图，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尤以法国的一套，设着彩色，最为冶艳。他又登报征求裸体美人照片，亦获得相当数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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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是谁？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也。举他为例，似乎稍欠普遍意义，但也聊胜于无。搜集色情文艺作品，当然可以出于多种动机，比如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征集歌谣，《歌谣周刊》上载其章程有云：“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况且欣赏与研究本来很难区分，当年冯梦龙编辑《挂枝儿》、《山歌》和《夹竹桃》，即或纯出于欣赏，今日的研究也不能不大大受赐于他。高罗佩多方搜集明代春宫画，遂成这方面举世闻名的专家，也是同类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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