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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曾在法律上规定了对“淫词小说”的查禁及犯禁的处罚,如《劝毁淫书征信集》中引述《大清律例》有关条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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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坊肆市买一应淫词小说,……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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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处罚条款在清代诸帝的上谕中屡次重申(但往往没有对“买看者”的处罚),但是看来都仅成空文——否则也用不着不断重申,更用不着声讨、批判、捐款购毁这类诉诸道德教化的手段了。就总体情况而言,这些出自中央政府、地方当局或民间组织的查禁行动,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点有限的效果通常只能在一小段时间里保持;从长期来看可以说完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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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赏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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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色情文艺的查禁和讨伐,现代人一般不难想象。但是古代中国士大夫和官员们对色情文艺的欣赏和支持,今天来看就颇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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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士大夫中热衷于搜集、编辑和欣赏色情文艺的,大有人在。欣赏色情文艺给他们带来快感,在一些序跋中,可以看到对这些快感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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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四时风景,闺怨情痴,读之历历如在目前,不觉腹中多时积块豁然冰释矣。……虽未足动雅人之兴,亦足以畅叙幽情。(《白雪遗音》高文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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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阅之余,不禁胸襟畅美,面积愤夙愁,豁然顿减。……而其中之词意缠绵,令人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其亦可以步碧城十二阑干之后尘乎!泉乃恍然曰:词无深义,文有别情,吾辈在异乡中可藉以畅叙幽情,岂非小快大乐之一助耶?(同书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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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对民间情歌而发,读后感中强调一个“畅”字。对于更多的色情或准色情作品,欣赏者和辩护者们又强调“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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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删《诗》,善恶并采,淫雅杂陈,所以示劝惩,备观省。(屠隆《鸿苞·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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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乎钗飞钏舞,尽可销愁;雨魄云魂,原非著相。遇青裙而下拜,缠红锦以何嫌?……不知史氏非无别子,唐人亦有稗官。约指一双,竟上繁钦之集;存诗三百,不删郑国之风。……但得指陈义理,悟入空空;何妨游戏文章,言之娓娓哉?(邹弢《青楼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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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删《郑》、《卫》”是欣赏者和辩护者经常祭出的法宝,尽管这其间有那么一点偷换概念——《郑风》、《卫风》中的诗歌无论怎样大胆讴歌情爱,毕竟没有像明、清色情文艺中那样直接描写性行为。如果《挂枝儿》、《夹竹桃》中那些色情歌谣让孔子见了,他是否会删去,恐怕还在未定之天。因此欣赏者和辩护者们又提出一个“真”字来与道学家的讨伐相抗衡,表达这种思想最透彻的,可举冯梦龙那篇短小而有名的《叙〈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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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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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所搜集编辑的这些“私情谱”是何光景,我们已在本章Ⅱ之(三)中举过若干例,它们与色情小说及春宫画确实可以等量齐观,视为侪类。为什么“真”能够使得色情乃至淫秽变成可以接受的呢?王国维有一段话似乎能对此有所启发,《人间词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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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语出《古诗十九首》之二)。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古诗十九首》之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第六十二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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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句,若是与明、清色情小说中类似情节的详细描写相比,恐怕也算不上“淫之尤”,然王国维毕竟不是道学家,他欣赏的所谓“真”,或近于“直率”。他又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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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惟万不可作儇薄语。(《人间词话》删稿第四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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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儇薄”者,无真情也,若出于真情,则虽“奸非”亦可恕,其他更可想见矣。“真”与礼教是难以相容的,《山歌》、《夹竹桃》中那些直率表达着情欲的煎熬和对性爱的渴望的女子,当然不是卫道士们希望的贞妇烈女,毫无疑问,她们和她们的情郎们,正是《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中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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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欣赏色情文艺,是文人的传统爱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文人都如此)。这件事能给他们带来“畅”。至于“孔子不删《郑》、《卫》”或“真”之类,不妨视作他们在理论上为自己寻找的依据。从那些查禁色情文艺的文献中,就不难想见色情文艺作品是何等畅销。春宫画册成为馈赠高官的礼物,也可见此物之受人欢迎。高官大吏对于民间“私情谱”的歌谣集子,也有兴趣,钮琇《觚》卷二“英雄举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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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公廷弼当督学江南时,……吾吴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梦龙文多游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熊公在告,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跼蹐不敢置对,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虑也。……熊飞书当路,而被讦之事已释。“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是否为反语?看来不是,因为熊廷弼为他排解了来自卫道士阵营的攻讦。这一行动客观上至少是对《挂枝儿》之类作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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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热衷于搜集和把玩色情文艺,虽然就这一社会现象而言已有足够的史料加以证实,但就其具体情形而言尚缺乏生动的个案。不得已,姑用一个近代的例子代之,以便多少能获得一点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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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喜藏秘戏图,既有秘戏泉币,又欣羡曼青的秘戏小镜,为题二诗:并头交颈镜中窥,相对何须更画眉,此是同心双结子,曾从袖底系人思。六朝小镜菱华,堪与摩挲遣有涯,何似大泉图秘戏,横陈一例尽无遮。他搜罗的秘戏图,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尤以法国的一套,设着彩色,最为冶艳。他又登报征求裸体美人照片,亦获得相当数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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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是谁?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也。举他为例,似乎稍欠普遍意义,但也聊胜于无。搜集色情文艺作品,当然可以出于多种动机,比如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征集歌谣,《歌谣周刊》上载其章程有云:“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况且欣赏与研究本来很难区分,当年冯梦龙编辑《挂枝儿》、《山歌》和《夹竹桃》,即或纯出于欣赏,今日的研究也不能不大大受赐于他。高罗佩多方搜集明代春宫画,遂成这方面举世闻名的专家,也是同类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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