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89218
上面这段记载，因在中国古籍中迄今还不易找到旁证，初看似乎难以置信，但是季羡林经过研究，认为这记载“可能是真实的情况”【8】。他依据《罗摩衍那》、巴利文《本生经》、汉译佛经《大智度论》等经典中共有的妓女与降雨相联系的情节，正确指出《中国志》中“描绘的妓女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原始巫术的继承”【9】。这一结论虽不能证明《中国志》中所述明代妓女是巫娼（事实上当然也不是），却足以间接支持王书奴对于上古曾有巫娼的推测——因为巫娼的遗迹已经确切可见【10】。而巫娼与圣娼在理念上的相通之处在于，她们都负有与神交通、为神服务的义务。
1703189219
1703189221
（二）官营：中国娼妓的早期情形
1703189222
1703189223
中国官营娼妓——中国娼妓业有确切记载可考的最早形态——通常被追溯到齐桓公，这在先秦典籍中有几处传述，听上去像是当时一个时髦的话头：
1703189224
1703189225
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战国策·东周策》）
1703189226
1703189227
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韩非子·难二》）
1703189228
1703189229
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1703189230
1703189231
齐桓公这一举措（据说出自管仲的“策划”）被王书奴推为“全世界官娼鼻祖”【11】。此举的用意，后人猜测不一。清代有人认为是“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现代人也多相信此说【12】。高罗佩则另有异说，认为“这些妇女无疑全是供桓公一人享用的。……可见古书所说桓公宫中的‘女市’只能用来证明桓公纵欲过度，而不能用来证明管仲建立了声名狼藉的馆舍”【13】。要说桓公设女闾是“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似乎并无实据；但无论他是否借此充实国库，也无论是否仅他自己一人享用众妓女，女闾的官营娼妓性质都不会改变。因为从后世长期存在的官妓情况看，官方设置她们不仅不指望从她们身上弄钱，相反还要为她们费钱。后世达官贵人又有家妓，主要用以侍奉家主一人，但以之荐客赠人也无不可；若女闾之设果如高罗佩推断的那样仅以侍奉桓公一人，则视之为桓公家妓可也——但国君的“家妓”，自然属于“官家”。总之，女闾之设已是官营娼妓业的早期形式【14】。
1703189232
1703189233
官营娼妓的传统在中国持续了约两千年之久。
1703189234
1703189235
自齐桓公女闾之后，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供军士解决性饥渴的营妓。《吴越春秋》云“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记述更详：“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接下去就是汉武帝的举措，《汉武外史》云“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这种随军妓女（多半总是在军队驻地临时设置，到和平时期就会相当固定）的传统，古今中外皆可见到许多例证。
1703189236
1703189237
至唐代，可考的史料大为丰富。官营娼妓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前人谓之“宫妓”与“官妓”。两者的区别其实也很简单——前者供天子独自享用，后者则为各级文武官员服务。宫妓主要是提供音乐舞蹈曲艺等以娱天子（天子当然也可以“赐”群臣同观共乐），故有教坊之设，以资培训与管理，性服务应是次要的——天子的性对象实在太多了。官妓最常见的服务是以色、艺为官员们佐酒助兴，例如新进士们挟妓宴游的“曲江之会”，一直是令文士们艳羡不已的风流佳话。
1703189238
1703189239
两宋时代官营娼妓仍然兴盛。邓之诫《骨董琐记》归纳云：“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南宋时有名的“瓦舍”，据说也是从随军营妓发展而来，吴自牧《梦粱录》云：“瓦舍者，……不知始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场。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城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
1703189240
1703189241
官营娼妓业在元、明两代依旧持续不衰，至清代始被革除。关于官营娼妓业的沿革、盛况、官妓的来源与构成、官妓与官员的交往等各种情况，王书奴等人先前著作中已有较详细的描述【15】，彼详则此略，本书不再多谈。我下面想要稍作讨论的，是以往尚未见作出明确论述的两个问题，而它们对于理解和把握官私娼妓业的运作又很重要。
1703189242
1703189244
（三）官妓是否以赢利为目的？
1703189245
1703189246
至少从原则上说，官妓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体上，政府对她们实行某种供给制，即所谓“官给衣粮”。这可以考察一些史料来推断和佐证。唐代范摅《云溪友议》记杜慥、韦任符二人事云：
1703189247
1703189248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任符，二公皆长年务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饮宴，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其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云：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蛾。乐营都是闲人也，两地风情日渐多。
1703189249
1703189250
杜、韦二人因学道禁欲，不事声色，所以很少令所属官妓执役，却仍对她们“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这是唐代的例证。到元代，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段记载，明确谈到这个问题：
1703189251
1703189252
新都城和旧都近郊公开卖淫为生的娼妓达二万五千余人。每一百个和每一千个妓女，各有一个特别指派的宦官监督，而这些官员又受总管管辖。管理娼妓的用意是这样的：每当外国专使来到京都，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照例由皇家招待。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妓女们也把这种差役看成是自己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所以不收取任何报酬。【16】
1703189253
1703189254
虽然《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未可尽信，特别是有些细节难免夸张失真之嫌，但官妓侍寝而不取报酬这一点确实与中国文献中的有关记载相合。降及明代，私娼已经繁盛而官妓制度渐近尾声，但仍有史料表明官妓的非赢利性质，谢肇淛《五杂俎》记其事云：
1703189255
1703189256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1703189257
1703189258
可见那时各地官妓仍只须为官府执役即可，并无赢利的压力。而“京师教坊”之纳税，或系“转换经营机制”；至于各地之“私窠子”，那是不纳税的，故谓之“私”也。
1703189259
1703189260
官妓虽能从官府获得衣粮而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作为狎客的官吏仍会送给她们钱物以博取她们的欢心。以常理而论，“缠头之费”对她们来说应该还是很重要的。这也可以通过一些事例来考察，比如唐代孙棨《北里志》中就有不少材料，稍举几则如下：
1703189261
1703189262
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宴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序）
1703189263
1703189264
刘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邺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时同年郑宾先辈扇之，极嗜欲于长安中。（为见天水仙哥一面）而所费已百余金矣。（天水仙哥）
1703189265
1703189266
小润字子美，少时颇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变化年（二十岁进士及第）溺惑之，所费甚广。（王团儿）
1703189267
[
上一页 ]
[ :1.70318921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