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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妓及其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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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时家妓的性质，李敖的尖刻之语说得最为简捷明白：“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18】不过从现代学者对古时家妓的论述中看，有一点似乎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即家妓与主人的姬妾实际上往往很难明确区分开来，因此在采择古籍中史料进行论述时，应留意甄别，尽量避免“扩大化”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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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帝王本有宫妓之制，教坊—乐籍的传统，即源出于此。官妓之设，是为一批官员们服务；而将宫妓“平民化”，使诸侯、外戚、大臣乃至富豪之家亦可蓄而有之，专为男性一家之主服务，就成为家妓。故家妓既可视为宫妓的扩大化，亦可视为官妓的私有化。持此观点以察家妓之发端，则齐桓公宫中“女市”之设，设或如高罗佩所说仅为侍奉桓公一人，自可视为桓公的家妓；而认为晋悼公赐魏绛女乐八人是为家妓之始【19】，也应可以成立。将晋君赐魏绛女乐事作为家妓之始，还有着一种征象意义——君主将自享的特权赐给部分臣下，正表明家妓是宫妓的扩大或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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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养家妓既为某种“恩自上出”所赐下的特权，在理论上自然不能人人都随意享用，而是要依据等级有所区别。比如唐中宗曾下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后来唐玄宗大展恩波，又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当听家蓄丝竹，以展欢娱”（俱见《唐会要》卷三十四），扩大了蓄家妓的范围。但是事实上官员违制而蓄家妓的事例多不胜举，因为理论上的等级限制并无多大的约束力，再说帝王也常因臣下有功等故而特赐女乐，而且上文已经指出过，家妓与姬妾是很难明确区分的。总之这基本上只是官员在私宅之内的私事，清心寡欲还是纵情声色，都不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过偶尔也可见到因违制蓄家妓而受罚的，例如《南史·王晏传》载其弟王诩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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诩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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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官员大约“正碰在风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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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经魏晋至南北朝，家妓盛行，贵族及高官还以此互相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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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史籍中的一些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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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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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新逝，王根就）“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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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陶“家庭侈糜，声妓纷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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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后房妓妾数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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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雍有妓女五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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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嶷妓妾千余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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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宗妓妾至数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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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隋唐，盛况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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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述后房妓妾百余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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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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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皓有家妓数十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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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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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愿有女妓百余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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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宅中有十院歌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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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也经常咏及家妓。比如白居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名句，樊素和小蛮都是他家中的歌舞妓；他的《不能忘情吟》咏叹将“放”掉樊素却又相恋不忍，《小庭亦有月》中有“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之句，而《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咏的是白、牛两家妓乐合奏联欢宴饮之事——“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又如刘禹锡诗中的《泰娘歌》专咏“韦尚书家主讴者”，《寄赠小樊》、《忆春草》两诗则是咏白居易家妓春草的，等等。白、刘二人之诗不过就便举例而已，其余不难类推而想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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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养家妓的风尚看来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宋代盛况稍减但仍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流行的时尚之一，元、明以下逐渐衰落，但直到清代仍可见到家妓的踪迹。不少人谈到清初李渔的家庭戏班，有人认为也可归入家妓之列；就广义言之这或许也无不可，但李渔行事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况且他带着戏班出入达官贵人之家，甚至可能已有某种赢利性质。对此究竟应如何界定，似有待于作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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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之一。家妓们年轻美丽、工歌善舞，就会为主人带来极大的荣耀，此风在唐、宋时尤甚。说宁王曼“贵盛”，只需举“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这一款证据就够了；而“李司徒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自然是令人艳羡的佳话；在“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王维《洛阳女儿行》）的诗句中，表现富贵骄奢的第一项也是家妓；为什么被认为真正善写富贵的诗句不是“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而是“笙歌归院落，歌舞下楼台”，道理也是一样——腰金枕玉与“不惜珊瑚持与人”是同一层次的富贵表现，只是夸示财富而已，而更高层次的富贵要靠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的家妓们来显示。如果说金玉满堂之类只是物质财富，那么“绝艺上色”的家妓们就很有点“文化财”（日、韩等国习语，指文化财富）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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