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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傅金沙（光宅）令吴县，以文采风流为政，守亦洁廉。与吴士王百谷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后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之充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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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百谷用“名娼”来“招待”县令，他好居间为人请托，“后门”既通，私囊大饱。这与现代商人们用色情服务（轻则“三陪”，重则荐枕）来“热情款待”官员或打交道的对手以充贿赂，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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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妓、家妓是为官吏和文士阶层服务的。等到官妓、家妓式微而私妓大盛之后，高级妓女们又多了一个服务对象，即富商大贾——他们虽然政治地位低于官吏和文士，但因其经济地位仍可厕身于中国古代上层社会之中。但商贾们总的来说文化层次较低，他们虽一掷千金却仍得不到名妓青眼的故事，在青楼文学作品中经常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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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狎妓的动机：精神还是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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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谈妓女就立刻联想到“卖淫”、“性交”的浮浅流行观念相对应，狎妓的官吏文士等人也总是被想象成肉欲炽烈、以糟践污辱女性为乐的下流恶棍。而当谈到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比如李白、白居易、李善兰（晚清有成就的数学家，后面还会谈到他）等人时，自然对于他们与妓女的交往——不管这在他们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分量——绝口不提。在当代国内正式出版物中，最先出现的与上述流行观念明确不同的论述，却非出自国人，而是来自荷兰人高罗佩。因其说颇为有据而且重要，必须稍微多引几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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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能够结交艺妓的人至少属于中上阶层，因此在家中也有妻妾多人。既然如前所述，他们有义务给妻妾以性满足，那就很难期望一个正常的男人竟是因性欲的驱动而与外面的女人发生性交。当然人们会有调换口味的愿望，但这只能算是偶然的胡来，并不足以说明他们与职业艺妓整天厮混的动机。浏览描写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你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必须遵守某种既定的社会习俗之外，男人常与艺妓往来，多半是为了逃避性爱，但愿能够摆脱家里的沉闷空气和出于义务的性关系。换句话说，原因其实在于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并不一定非得发生性关系。一个男人可以与艺妓日益亲昵，但并不一定非导致性交不可。而且如果他终于厌倦了这种关系，他可以中止它，就像开始时一样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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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男人对艺妓的这种超然态度常常使人联想到，为什么在名妓的传记中，总是对她们的社会成就格外重视。她们的歌舞技艺和善于应对总是被首先提到，而动人的姿色总是放在第二位。甚至颇有一些著名的艺妓姿色并不出众。这也说明了，在中国诗文中，作者对他们与艺妓的关系的描写为什么总是充满伤感的情调。这部分文学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关系常常带有柏拉图式的味道。它还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崇拜者总是热衷于长期而复杂的求爱。显然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与意中人同床共寝（未能做到这一点，往往既不会使求爱者怨恨，也不会招人耻笑），还不如说是追求一种优雅的娱乐和在风月场中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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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高氏“逃避性爱”、“柏拉图式”等语，虽然稍有夸张，但证之以大量传世的笔记小说、青楼文学等作品，其说确实可信。“性爱”高氏原文作carnal love，意为“肉体之爱”。文士与高级妓女们的交往，主要动机是精神上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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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越是有较高文化修养因而精神世界丰富的男性，他与女子的交往中就越少肉欲的成分，他会更喜欢友谊、知心、调情等等，而那种上床性交的结局就等而下之了——正是曹雪芹笔下所贬斥的“皮肤滥淫”【48】。而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宋儒大倡“男女大防”之礼教后，一个上层社会男子所能合法交往的女子基本上只有两种：妻妾和妓女。妻妾是他合法的性配偶，或是他传宗接代的工具，或是他某一场政治婚姻的产物（他必须和她“相敬如宾”），等等；但就是很难成为（或不必成为）他恋爱的对象。他和妻妾无需恋爱，却有义务上床。如果他想体验真正的恋爱，或是情人，或是“女友”（现代意义上的，仅是“女性友人”而已）给他带来的精神快感，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对象只能是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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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妓女狎客故事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海上花列传》，因用吴语写成，流行不广。张爱玲将此书译成国语并详加注释，在译后记中也着重谈到上面的问题，恰可与高氏之说相互补充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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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上等妓院的“制度化的卖淫”）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直到民初也还是这样。北伐后，婚姻自主、废妾、离婚才有法律上的保障。恋爱婚姻流行了，写妓院的小说忽然过了时，一扫而空，该不是偶然的巧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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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善写女性题材的女作家观察世情、体察人性的有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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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狎客与妓女之间的感情，还须注意辨析。这种感情与现代意义上的真诚爱情，通常有着很大距离。在文士们留下的大量“赠妓”、“酬妓”、“别妓”之类诗篇中，尽管也经常满篇深情，缠绵悱恻，但对于这种情，不能只看诗句而脱离上面所讨论的背景。正如康正果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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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歌妓眼中的官员，还是官员眼中的歌妓，所谓多情，似乎都带有很大程度的自作多情，因为双方都知道，人世的聚散总是无情的。……歌妓本人也会把诗人的自作多情当做可以欣然接受的殷勤。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文人惯于写诗搞这种风雅的游戏，这里面丝毫不存在现代学者热衷赏析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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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客与妓女之间的情，通常总是带有逢场作戏的意味，即使是张爱玲所说的《海上花列传》中狎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其实也摆脱不了这种意味。鱼玄机“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名句，正可为此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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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人眼中看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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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以欣赏、嘲谑、调侃的态度去观察、描述妓女，以及他们笔下妓女的美丽、聪慧、多情等等，在前人诗文集和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但不是这里打算讨论的内容。而文人们心目中妓女们（主要限于上等妓女）的社会地位如何，才更有考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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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家们不仅将妓女本人视为下贱之人（他们常用“贱娼”、“贱妓”等名称），还将妓女这一群体看做危害世道人心、促使世风日下的祸水。像“大程心中无妓”那样能在有妓之席上应酬至席终，已属“宽容”之例。不过也有许多文人并不这样看待妓女。可以举一些例来考察，比如明代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记傅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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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有名秀云者，晋府乐长也，声容冠一时。工小楷，善画兰。操琴爱《汉宫秋》，称绝调；又能以琵琶弹《普唵咒》，与琴入化。……卒为轻薄子所绐，倾囊相委，久知其负己也，抑郁而逝。淹殡积岁，傅青主闻而怜之，言：“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吾何惜埋香一抔土乎？”于是设旛旐，陈冥器，张鼓乐，召僧尼，导引郊外，与所知词客数辈酹之酒而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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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还为秀云作了十四首“顶针诗”，其中“芳魂栩栩自仙游，走马章台满目愁，疏雨细风清夜永，可怜一曲《汉宫秋》”、“《汉宫秋》是古琴文，几个知音坐上闻，流水不逢钟子辈，当垆谁识卓文君”等章，传诵一时。傅山此举，哪有一点鄙视妓女之处？又如周作人曾将前人两则笔记作比较，一为《退园随笔》中记郎葆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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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观察葆辰善画蟹，官京师时境遇至窘，画一蟹值一金，藉以存活。平康诸姊妹鸠金求画，郎大怒，忿然曰：吾画当置幽人精室，岂屑为若辈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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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农《冬心集拾遗》中却为向歌妓赠画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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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写雪中荷花，付棕亭家歌者定定。今夕剪烛画水墨荷花以赠邻庵老衲。连朝清课，不落屠沽儿手，幸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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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农将妓女与老僧并列，置于恶俗士大夫（即所云“屠沽儿”）之上，当然有牢骚骂人之意，但在对待妓女的态度上，毕竟与道学气十足的郎葆辰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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