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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贽并不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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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叛逆礼教的潮流中，李贽尽管表现突出，名声特大，遭到的打击也可以说特别严厉，但实际上他绝不是孤立的一员。在李贽同时或前后，士大夫中以各种怪诞举动对礼教肆行挑战者大有人在。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记下了不少这类事例，试看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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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海）既罢免，以山水声妓自娱，……居恒征歌选妓，穷日落月。尝生日邀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康修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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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益自放，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诸伎拥之游行城市。（“杨修撰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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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隆）在郎署，益放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屠仪部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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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翼）与所厚善者张生孝资，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日分类，仿而行之。或紫衣挟妓，或徒跣行乞，遨游于通都大邑，两人自为俦侣，或歌或哭，……（“张太学献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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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蔉）其持论多訾毁道学，……左官家居，好纵倡乐。有所狎女优，往来汳洛间，于田（蔉字）微服往从之，与群优杂处，女优登场，持鼓板为按拍。久之群优相与目笑，漏言于主人翁，主人翁知为李翰林，具衣冠，肆筵席，再拜延请。于田拂衣就坐，欢饮竟日，借主人翁厩马，与女优连骑而去。（“李副使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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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海、杨慎、屠隆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们这些怪诞越礼之事自然很为时人注目，常在各种笔记、传说中出现。比如《四友斋丛说》卷十八也记着康海“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又如前引李蔉与女优事，也在当地流传很久。由于这些越礼的行为是公然进行的，而且普遍带有故意引人注目、耸动视听的动机和效果，这些行动的意义就绝不仅仅是几个行动者个人的越礼或“堕落”，而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们构成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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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官员、士绅一直是道德和礼教的宣传者、维护者，这一点被看成是他们责无旁贷的社会义务。到了宋、明以降，这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即使他们个人在行动上男盗女娼，只要这种行动是悄悄进行的，不是故意招摇过市、耸动视听的，那么他们口头上的仁义道德仍被认为是尽了他们的社会义务的——这自然极大地鼓励了虚伪；但是在卫道之士看来，即使是这样的虚伪，也远比直面人生的言行一致要好得多，因为这样的虚伪至少照顾到了“世道人心”，注意到了“社会影响”。而现在有相当大一群官员和文士——可以将李贽看做他们的代表——不仅令人痛心地放弃了他们的社会义务，而且还公然以种种行动去冲击和破坏礼教，这在卫道之士眼里，实在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正可当选这种看法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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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讴歌情欲以冲击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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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明开始，礼教的叛逆者们不仅以自身惊世骇俗的行动去冲击礼教，而且还用文字语言为冲击礼教的行动张目。这方面最容易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对人间男女情欲的大胆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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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六章里我们曾谈到晚明最赤裸裸的色情小说之一《绣榻野史》，现在存世有明万历年间醉眠阁刊本，目录题“李卓吾先生批评绣榻野史传奇”，卷首署有“卓吾子李贽批评”字样。书中评语出现在每回之末，多为不关痛痒的评论语，亦无什么卓异的见解。如果这些评语真是出于李贽之手，那么评语中说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了评语这一事实本身——让自己的名字与如此“淫书”直接联在一起，这是“正人君子”们死也不肯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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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大名鼎鼎的汤显祖。《牡丹亭》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有“反封建”的意义，前人早已反复说过。但是若仔细看一下他对男女情欲的态度，其“超前”的程度足以让我们小吃一惊：《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是剧中特别有名的一出，在这一出中，汤显祖让柳梦梅与杜丽娘发生了性关系，为此还被一些现代论者批评，说这种安排是“低级趣味”的“糟粕”；但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汤显祖对这种安排的态度——他让花神代他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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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花御史惜花天，检点春工又一年，蘸客伤心红雨下，勾人悬梦彩云边。吾乃掌管南安府后花园花神是也。因杜知府小姐丽娘，与柳梦梅秀才后日有姻缘之分，杜小姐游春感伤，致使柳秀才入梦。咱花神专掌惜玉怜香，竟来保护他，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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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明确地肯定和欣赏恋爱中男女的婚前性行为，即使在汤显祖身后四百年的中国人也仍然难以想象，而他还接下去让花神在这对爱侣旁边尽情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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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则是混阳烝变，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搧，一般儿娇凝翠绽魂儿颤。这是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呀！……他梦酣春透了怎留连？拈花闪碎的红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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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足以让卫道之士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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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言》、《二拍》之类的通俗小说中，一篇又一篇男女恋情故事的情节和结局，常常正面讴歌了情欲，自不必说。但有时作者还不满足于让故事表达他的好恶，忍不住站出来直接发表议论，比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浮翠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开首处一段议论，就比较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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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怎见得便个个死于非命？看官听说，你却不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夫妻自不必说，就是些闲花野草，也只是前世的缘分。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前缘凑着，自然配合；奸骗的保身没事，前缘偿了，便可收心。为此也有这一辈，自与那痴迷不转头送了性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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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期而成正果，尚可理解为男女自由恋爱而最终合法结为夫妇；但“奸骗”而保身没事，却被解释为“前缘”的了结，只要事后及时“收心”，仍可不受报应和谴责，这种观念之“超前”，即使已站在21世纪门槛上的中国人，也不见得敢公然笔之于书。这倒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著名人文主义者瓦拉（Lorenzo Valla）作品中提到的观点，在《论真正的善》一书中，第二位发言者宣称：每种快乐都是善的；而在为性欲快乐的辩护中，他甚至提倡通奸和公妻。瓦拉的作品问世尚早于《二拍》约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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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中作者站出来直发议论的另一种形式是为故事中的地方官员拟写讼案判词——这些判词的对仗用典、卖弄辞藻等特点，确实可在一些明、清判案实例中见到，其内容自然可由小说作者根据故事情节虚构。在这些小说虚拟的判词中，也可见到对人间情欲的理解和赞美，比如《醒世恒言》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篇末乔太守的判词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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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衒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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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聊斋志异》卷十“胭脂”中引清初施闰章的判词，也是同类例子，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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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身犹未字，岁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裳之旧队，何愁贮屋无金？而乃感关雎而念好逑，竟绕春婆之梦；怨摽梅而思吉士，遂离倩女之魂。……嘉其入门之拒，犹洁白之情人；遂其掷果之心，亦风流之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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