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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缕述近年书刊报章上常见的十九个与性有关的话题，是为了从一个角度来说明：我们今日在性问题上的处境，与古人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十九个话题，有十五个的情境与古代大体相同或相似；剩下四个新话题中，也有三个能找到古代的背景。无论现代社会发展如何迅速，变化如何剧烈，我们终究无法割断历史。表层的东西变得再快，深层的东西仍可能依旧——从画在绢帛上的古代春宫画到今天影碟中的色情内容，技术手段相去何啻霄壤，本质却完全一样。这一点是我们观照今日情形时应有的认识。不过在接下去讨论近年一些新进展之前，我们最好再一次将目光先投向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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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沃尔芬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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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性问题所持的宽容态度，即使在欧美各国也是近几十年的事。著名的“沃尔芬登（Wolfenden）报告”经常被当做这方面转变的标志。这是由英国“同性恋和卖淫行为研究委员会”（也被称为“沃尔芬登委员会”）于1957年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旨在讨论有关性行为的法律的制定问题。该报告论证的焦点，是要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划出界线；它主张法律的职责是调整公共秩序，维护可接受的公共风俗标准（即不有伤风化之意），而不是侦察人们的私生活。报告引用精神分析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力主应避免试图通过建立公共法规去建立道德风尚（公共法规要过问的是那些有伤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的性行为）。因此报告建议，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不宜纳入刑法范围。用类似“沃尔芬登模式”写成的报告还有“关于淫秽物品和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到1967年制定的《两性关系犯罪行为法》中，沃尔芬登报告中的上述建议已得到立法上的贯彻和体现，同性恋不再被视为犯罪行为。报告中关于卖淫行为的评价也常被人们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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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芬登报告影响颇大，成为对性更宽容、更多地承认性的私人性质这样一种潮流的标志。随着个人隐私权日益受到尊重，人们普遍放弃了禁欲主义流行时代那种自觉充任“道德警察”、“道德法官”的做法。其实这一思想潮流，在西方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例如在穆勒（J. S. Mill）著名的《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即有对如下两原则的论述：一、任何行为，只要不危害或妨碍他人，即不应加以干涉；二、法律没有实施道德的责任。该两原则的精义在于区分个人与公众（也可以映射为道德与法律）之间的权、责界限——当年严复将此书书名译成《群己权界论》，可谓单刀直入，点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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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念转变：回归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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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芬登报告虽是现代西方的产物，但它所表征的思想观念之转变，却未必没有与古今中国人相通之处。比如上一章谈到袁枚因断袖之癖而被上司责问之事，袁枚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他此举未妨碍公务，连他妻子也愿意容忍——就是说他的同性恋行为未危及他人，因此旁人不必干涉；他对上司此举又报以讽刺抨击，暗示上司的职责是考核督促属下的公务，而不是去侦察属下的私生活。这一切岂不都与沃尔芬登报告极为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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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后，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较之“文革”十年浩劫中极“左”禁欲桎梏下的理论观念，已有了很大变化。在这里全面讨论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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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待同性恋的态度，1983年出版的《性医学》中译本删去了整整四章，其中有一章就是“同性恋”，这表明那时同性恋还被认为是禁区，不能谈论。但到了1992年就出版了《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这样客观考察、研究同性恋的专著【2】，同性恋不再成为讨论的禁区。这本书是一项调查计划的成果，调查采用了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和人类学的个案访谈方法，首次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中国男同性恋现象的概貌。作者表示希望此书可以有助于“改变我们向来对这一问题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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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婚前性行为，在80年代之前当然被视为“腐化堕落”的行为，但是这种现象近年普遍起来。198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婚前体检中妇女已有性经历的比例为73.1％（其中农村80.7％，城市64.3％）【3】。1991年一项由上海市高教局作为重点研究课题的调查则显示，女大学生中到22岁时有过性交行为的占16.8％，认为只要基于爱情或互相愿意就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占59.5％，认为未婚夫过去与别人有过性行为可以接受的占47.4％【4】。这些调查结果的公开发表，在十年前还是绝对无法想象的。而且，不仅这些调查报告本身不对所调查的现象进行带批判色彩的道德判断，舆论也都平静而坦然地接受了这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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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在怎样看待婚姻这一问题上，中国人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转变。进入80年代之前，离婚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公认极为困难的——只要女方表示不愿离，法院就极少有判离的；当女方以死要挟时，情况更是如此。离婚案常常旷日持久，长达十年八年也不足怪。而与此同时，舆论又总是一致谴责主动提出离婚的一方——如果这是男方，那就更加严厉（“新时代的陈世美”一度是报刊上使用频率颇高的语汇）。这种令人费解的怪现象，实际上还是封建礼教的阴魂在作祟，因为这只是用“男女平等”去补充“从一而终”，要求男女共同“从一而终”而已。但到了经过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今日，离婚早已不再成为舆论谴责的对象，也用不着再打持久战了。这一转变过程刚开始时，还有一些人士因看到离婚率有所提高而惊恐不安，如今则绝大多数人都安之若素了；事实上离婚率也并未如那些人士所担忧的那样高到“影响社会安定”的地步，而婚姻质量则确实有所提高。此外，至迟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非婚同居现象逐渐普遍，而且也被容忍。以往指称这一现象的习语是“非法同居”，如今则普遍去掉了“非法”两字；“姘居”之类的贬义词更是极少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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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例子所代表的观念转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从极“左”禁欲向常情常理的回归，但这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更早的时代（比如开朗坦荡的唐代），事实上这是一种深刻的革新。这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群己权界”的结果，不再有兴趣去充当“道德警察”。也是人们日益明确了道德与法律分野的结果——法律上不禁止的事并不等于在道德上也应提倡，道德上应该批判的事也不等于必能在法律上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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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的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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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上海出版了《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一书【5】，此事可以视为性的社会调查在国内得到普遍认可的标志。在这项调查的前后，各种内容比较专门的性社会调查也进行过不少次，但规模都比较小。而“两万例”调查因其内容全面及规模巨大，成为中国目前在性社会调查方面无可替代的研究成果。这一地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估计也不会轻易动摇。这项调查使世人对当代中国人的性生活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切实的、建立在统计数据之上的了解，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这样的文献。在这个意义上，称此书为“中国的《金赛报告》”确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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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性文化》的主体由四大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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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部分是“中学生与性”及“大学生与性”，是针对青少年的调查。内容包括性的生理发育、性意识、性心理、性观念、性行为、恋爱以及性教育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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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对已婚成年人的调查，题为“夫妻关系和夫妻性生活”，其中包括夫妻间性生活的各种情况（如首次性交、性交的频率、时间、方式、满意程度等），以及手淫、同性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等；还有恋爱、婚姻生活中的其他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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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是“性罪错”。这是对强奸、轮奸、奸淫幼女、淫乱、卖淫、流氓、容留卖淫、重婚、引诱卖淫、强迫卖淫十种目前中国法规确认的罪错的调查。但是除了对此十种行为的一般情况（如手段、对象、动机等）的调查，调查者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导致这些行为的社会环境上，如性经验、家庭、婚姻、性观念、社会活动圈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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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将《中国当代性文化》与《金赛报告》——通常是指《人类男性性行为》（1948年）和《人类女性性行为》（1953年）两书【6】——相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两者之间事实上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金赛报告》对性反应中的器官、性反应中的心理因素、性高潮等方面的调查要细致深入得多；又如性与宗教信仰、性与社会地位、人与动物的性接触等方面，《中国当代性文化》几乎完全未涉及。当然这也与国情的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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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性文化》的成就和价值是巨大的，但不必讳言，它也还有一些欠缺之处，这里参考海外学者潘士弘的意见略言之【7】。欠缺之处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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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某些当前社会上急需的资料数据，未能加以重视并深入调查，如各种避孕工具与性行为、绝育手术与性行为、同性恋的行为方式、同性恋性伴侣转换频率、同性恋性行为发生地点、性病防治措施、性病患者获得性病知识与药物的来源、性病患者求医的百分比、性病患者对性伴侣的态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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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调查报告中仍表露出一些主观倾向的痕迹，例如谈到婚外性关系时，不用“亲密交往”、“发生性关系”等中性字眼，而仍用了“勾勾搭搭”、“通奸”之类附加道德判断的语汇。又如报告中说“封建思想仍有很大影响，资产阶级的性观念又在渗入……”，不知对于后者将如何界定，再说后者对于前者明显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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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可能比较严重一点，即调查报告在统计学上有问题。报告过分追求取样数量的巨大，却未能做到随机抽样，而这会使统计结论的代表性大受影响。根据统计学原理可以证明，对于这样的调查，最大的抽样数只要达到400就足以满足需要——关键在于保证做到随机抽样。因此，以此次调查所组织的人力，“如果在取样方法上略加改进，其代表性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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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存在着不足，《中国当代性文化》的积极意义仍是难以估量的。以此为代表的性社会调查的进行以及调查结果的公开出版，表明中国社会已经从性忌讳、性禁锢的黑暗中走出来了。性的问题可以公开谈论了，人们也愿意在越来越多的适当场合谈论它了，而这是妥善解决各种性问题的必要条件之一。有了这个条件，许多有关的新进展也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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