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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历朝正史。史官虽各有偏见和忌讳,但并未在正史中完全回避与性有关的问题。就性与社会、政治等方面关系而言,正史中大量材料,是其他史料来源无法替代或与之相比的。这方面的史料高氏几乎完全未加注意;造成如此严重的资料偏缺,令人奇怪,因为以高氏的汉学造诣和条件,他应该很容易了解这方面的史料。看来高氏从鉴赏晚明春宫图入手而进入这一领域,虽然能见人之所罕见,却也从一开始就局限了他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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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浩如烟海的稗官野史,包括文人的杂记、随笔、志怪小说之类。这类作品在题材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由于多属私人游戏笔墨,因而政治或道德方面的忌讳也少。许多文人私下所发表的对性问题的看法和感想,许多关于性变态的记载以及关于娼妓业的社会学史料,都保存在稗官野史之中。在这方面,高氏只注意到了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所引材料也缺乏代表性。此外对于反映文人个人精神世界的大量诗文,高氏也只是偶尔提到个别例子(如薛涛、鱼玄机的诗,此等处高氏有点猎奇之意),基本上未能掌握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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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评价“两考”相互间高下时,有一点必须指出,即《房内考》中几乎所有重要论点都已在《秘戏图考》中出现,《房内考》只是增述了有关史料和外围背景。对于论题专门的《秘戏图考》而言,这些重要论点(参阅本文第二节)足以使该书显得厚重、渊博;但对于论题庞大的《房内考》而言,这些论点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处理起来就有“吃力不讨好”之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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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考”具体失误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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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考”为开创性之研究,况且高氏以现代外国之人而论古代中国之事,则书中出现一些具体失误,自在情理之中。兹举证若干例,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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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认为“中国社会最初是按母权制形式(matriarchal pattern)组成”【45】,但是现代人类学理论普遍倾向于否认这种制度的真实性,因为迄今尚未在人类历史上发现任何母权制社会的确切证据;在中国古代也没有这样的确切证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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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在《房内考》中引述《左传·哀公十一年》卫世叔离婚一事时,将“侄娣来媵”之“娣”误解为侄之妹,而实际上应是妻之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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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中高氏引述《世说新语·贤媛》记山涛之妻夜窥嵇康、阮籍留宿事,说这是山涛妻想验证嵇、阮之间有无同性恋关系【48】,未免附会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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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有时年代错记、引文有误,这类小疵此处不必一提【49】,也无伤大局。但他也时常出现不该有的“硬伤”,比如他搜集、研读中国古代房中书甚力,却一再将《玉房秘诀》中“若知养阴之道,使二气和合,则化为男子;若不为男子,转成津液流入百脉……”这段话误解为“一个女人如何在交合中通过采阳而改变性别”【50】,并与“女子化为男子”之说扯在一起【51】。然而只需稍稍披阅《玉房秘诀》等高氏经常引用的房中书,就可明白上面那段话是说男精可在子宫内结成男胎【52】,若不结胎,也能对女方有所滋养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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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宫图的评述、鉴赏,应是高氏无可争议的“强项”,然而他在这方面也有令人不解的硬伤。最突出的一例是,在谈到春宫图册《花营锦阵》第四图时,高氏描述其画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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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头戴官帽的男子褪下了裤子,姑娘(此处高氏原文为girl)的裤子则脱在桌上。姑娘的一只靴子已脱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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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检视《秘戏图考》中所印原图,这个所谓的“姑娘”穿的却是男式靴子,脱落了靴子的那只脚完全赤裸着,是一只未经任何缠裹摧残的健康天足——这样问题就大了:因为按晚明春宫图的惯例,女子必定是缠足,而且在图中女子全身任何部位皆可裸露描绘,惟有足绝不能裸露;对于这一惯例高氏知之甚稔,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过,例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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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营锦阵》第四图。这实际上是一幕男同性恋的场景,高罗佩误读了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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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要指出中国人对表现女性裸足的传统厌恶。……只要让读者知道女子的裸足完全是禁忌就够了。即使最淫秽的春宫版画的描绘者也不敢冒犯这种特殊禁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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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此《花营锦阵》第四图(高氏指出它是从另一春宫图册《风流绝畅》中移补而来)就不可能是描绘男女之间的事。事实上它描绘的是两男肛交,其题词《翰林风》也明确指示是如此。【55】高氏之误,可能是因原图上那少年梳了女式发型而起——其实这种换妆在当时并不罕见,《金瓶梅》中就有确切的例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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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高氏推测“明朝以前的春宫画卷似乎一种也没有保存下来”【57】,这只是他未曾看见而已。例如在敦煌卷子伯卷二七○二中就有线描春宫图(当然不及晚明的精美),照理他不难了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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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高氏寓目晚明春宫图如此之多,却偏偏忽略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约刊于1630年前后)中几十幅有春宫内容的插图——这些插图中人体比例之优美、线条之流畅,远胜于高氏推为上品的《鸳鸯秘谱》、《花营锦阵》等画册【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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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考”与李约瑟及“上海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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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二卷时,见到高氏赠送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秘戏图考》。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其书“房中术”那一小节的一条脚注中述此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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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计,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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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似乎接受了李氏的意见,他在《房内考》序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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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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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氏在同一篇序中又说:新的发现并未影响《秘戏图考》中的主要论点,“李约瑟的研究反倒加强了这些论点”【62】。而且《房内考》在谈到《株林野史》、《昭阳趣史》等小说时,仍称它们的主题是“性榨取”——只是说成“古房中书的原理已沦为一种性榨取”【63】,算是向李氏的论点有所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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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戏图考》中至少八处提到一位“上海某氏”,此人是春宫图和色情小说之类的大收藏家。高氏书中谈到的《风流绝畅》、《鸳鸯秘谱》、《江南消夏》等春宫图册都是参照他所提供的摹本复制;他还向高氏提供了明代房中书《既济真经》、小说《株林野史》等方面的版本情况。对于他们之间的交往,高氏记述了不少细节,如关于春宫图册《鸳鸯秘谱》的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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