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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历朝正史。史官虽各有偏见和忌讳，但并未在正史中完全回避与性有关的问题。就性与社会、政治等方面关系而言，正史中大量材料，是其他史料来源无法替代或与之相比的。这方面的史料高氏几乎完全未加注意；造成如此严重的资料偏缺，令人奇怪，因为以高氏的汉学造诣和条件，他应该很容易了解这方面的史料。看来高氏从鉴赏晚明春宫图入手而进入这一领域，虽然能见人之所罕见，却也从一开始就局限了他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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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浩如烟海的稗官野史，包括文人的杂记、随笔、志怪小说之类。这类作品在题材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由于多属私人游戏笔墨，因而政治或道德方面的忌讳也少。许多文人私下所发表的对性问题的看法和感想，许多关于性变态的记载以及关于娼妓业的社会学史料，都保存在稗官野史之中。在这方面，高氏只注意到了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所引材料也缺乏代表性。此外对于反映文人个人精神世界的大量诗文，高氏也只是偶尔提到个别例子（如薛涛、鱼玄机的诗，此等处高氏有点猎奇之意），基本上未能掌握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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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评价“两考”相互间高下时，有一点必须指出，即《房内考》中几乎所有重要论点都已在《秘戏图考》中出现，《房内考》只是增述了有关史料和外围背景。对于论题专门的《秘戏图考》而言，这些重要论点（参阅本文第二节）足以使该书显得厚重、渊博；但对于论题庞大的《房内考》而言，这些论点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处理起来就有“吃力不讨好”之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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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考”具体失误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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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考”为开创性之研究，况且高氏以现代外国之人而论古代中国之事，则书中出现一些具体失误，自在情理之中。兹举证若干例，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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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认为“中国社会最初是按母权制形式（matriarchal pattern）组成”【45】，但是现代人类学理论普遍倾向于否认这种制度的真实性，因为迄今尚未在人类历史上发现任何母权制社会的确切证据；在中国古代也没有这样的确切证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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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在《房内考》中引述《左传·哀公十一年》卫世叔离婚一事时，将“侄娣来媵”之“娣”误解为侄之妹，而实际上应是妻之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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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中高氏引述《世说新语·贤媛》记山涛之妻夜窥嵇康、阮籍留宿事，说这是山涛妻想验证嵇、阮之间有无同性恋关系【48】，未免附会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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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有时年代错记、引文有误，这类小疵此处不必一提【49】，也无伤大局。但他也时常出现不该有的“硬伤”，比如他搜集、研读中国古代房中书甚力，却一再将《玉房秘诀》中“若知养阴之道，使二气和合，则化为男子；若不为男子，转成津液流入百脉……”这段话误解为“一个女人如何在交合中通过采阳而改变性别”【50】，并与“女子化为男子”之说扯在一起【51】。然而只需稍稍披阅《玉房秘诀》等高氏经常引用的房中书，就可明白上面那段话是说男精可在子宫内结成男胎【52】，若不结胎，也能对女方有所滋养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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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宫图的评述、鉴赏，应是高氏无可争议的“强项”，然而他在这方面也有令人不解的硬伤。最突出的一例是，在谈到春宫图册《花营锦阵》第四图时，高氏描述其画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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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头戴官帽的男子褪下了裤子，姑娘（此处高氏原文为girl）的裤子则脱在桌上。姑娘的一只靴子已脱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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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检视《秘戏图考》中所印原图，这个所谓的“姑娘”穿的却是男式靴子，脱落了靴子的那只脚完全赤裸着，是一只未经任何缠裹摧残的健康天足——这样问题就大了：因为按晚明春宫图的惯例，女子必定是缠足，而且在图中女子全身任何部位皆可裸露描绘，惟有足绝不能裸露；对于这一惯例高氏知之甚稔，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过，例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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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营锦阵》第四图。这实际上是一幕男同性恋的场景，高罗佩误读了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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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要指出中国人对表现女性裸足的传统厌恶。……只要让读者知道女子的裸足完全是禁忌就够了。即使最淫秽的春宫版画的描绘者也不敢冒犯这种特殊禁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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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此《花营锦阵》第四图（高氏指出它是从另一春宫图册《风流绝畅》中移补而来）就不可能是描绘男女之间的事。事实上它描绘的是两男肛交，其题词《翰林风》也明确指示是如此。【55】高氏之误，可能是因原图上那少年梳了女式发型而起——其实这种换妆在当时并不罕见，《金瓶梅》中就有确切的例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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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高氏推测“明朝以前的春宫画卷似乎一种也没有保存下来”【57】，这只是他未曾看见而已。例如在敦煌卷子伯卷二七○二中就有线描春宫图（当然不及晚明的精美），照理他不难了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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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高氏寓目晚明春宫图如此之多，却偏偏忽略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约刊于1630年前后）中几十幅有春宫内容的插图——这些插图中人体比例之优美、线条之流畅，远胜于高氏推为上品的《鸳鸯秘谱》、《花营锦阵》等画册【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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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考”与李约瑟及“上海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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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二卷时，见到高氏赠送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秘戏图考》。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其书“房中术”那一小节的一条脚注中述此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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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计，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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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似乎接受了李氏的意见，他在《房内考》序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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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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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氏在同一篇序中又说：新的发现并未影响《秘戏图考》中的主要论点，“李约瑟的研究反倒加强了这些论点”【62】。而且《房内考》在谈到《株林野史》、《昭阳趣史》等小说时，仍称它们的主题是“性榨取”——只是说成“古房中书的原理已沦为一种性榨取”【63】，算是向李氏的论点有所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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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戏图考》中至少八处提到一位“上海某氏”，此人是春宫图和色情小说之类的大收藏家。高氏书中谈到的《风流绝畅》、《鸳鸯秘谱》、《江南消夏》等春宫图册都是参照他所提供的摹本复制；他还向高氏提供了明代房中书《既济真经》、小说《株林野史》等方面的版本情况。对于他们之间的交往，高氏记述了不少细节，如关于春宫图册《鸳鸯秘谱》的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