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91593
1703191594
民主的政治文化具有形式普遍性，公民性也具有形式普遍性。例如，中国公民并不必须具有“汉人”或“中华人”一类的民族实质性，也不必须信奉某种宗教或主义。正是由于公民性有形式普遍性，不同人群才能在宪法原则下团结在一起。正是由于公民性的形式性和非实质性，公民的共同性才能摆脱传统、民族、意识形态的桎梏，奠定宪法民主的基础，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结合程序。
1703191595
1703191596
由于其形式普遍性，现代公民性还是当代世界范围内民主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现代公民性适合于具有共同政治空间的多文化联系，这个共同的政治空间的范围可大可小，可以是民族国家，可以是国际区域，也可以是世界范围。这样的公民身份是一种后民族身份认同，它是民族国家范围内公民团结和结合的基础，同时也是世界性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的条件。所以哈贝马斯说：“只有在民主法制的宪法框架中，不同的生活方式才能平等地共处。但是，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必须在共同的政治文化中才能重合，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对其他生活方式持开放态度。只有民主公民性才能开启世界公民性的道路，世界公民性必然不会将自己封闭在局部偏见之中，必然会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交际。”（1992c：第17页）
1703191597
1703191598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是宏观的，然而它的理性追求和伦理原则却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关于民主问题的关心之上。这种宏观性和民主精神的结合成为哈贝马斯历时长久、涉猎宽广的理论工作的特殊印记。可以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理论印记，也是我们这个现代和后现代交汇、民主和不民主争战的时代的印记。我们和哈贝马斯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没有理由不关心哈贝马斯关心的问题。
1703191599
1703191600
本文所涉及的哈贝马斯著作
1703191601
1703191602
1971.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trans. by Jeremy Shapiro, Boston M.A.：Beacon Press.
1703191603
1703191604
1973.Theory and Practice，trans. by John Viertel, Boston：Beacon Press.
1703191605
1703191606
1975.Legitimation Crisis，trans. by Thomas McMarthy, Boston, M.A.：Beacon Press.
1703191607
1703191608
1979.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trans. by Thomas McMarthy. Boston, M.A.：Beacon Press.
1703191609
1703191610
1981.“New Social Movements，”Telos49, pp. 33-37.
1703191611
1703191612
1984.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 1，trans. by Thomas McMarthy, Boston, M.A.：Beacon Press.
1703191613
1703191614
1987.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 2，trans. by Thomas McMarthy, Boston, M.A.：Beacon Press.
1703191615
1703191616
1989a.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rans.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M.A.：MIT Press.
1703191617
1703191618
1989b.The New Conservatism：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Debate，ed. and trans. by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M.A.：MIT Press.
1703191619
1703191620
1990a.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 by 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M.A.：MIT Press.
1703191621
1703191622
1990b.“What does Socialism Mean Today? The Rectifying Revolution and the Need for New Thinking on the Left，”New Left Review,183：3-21.
1703191623
1703191624
1992a.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trans. by William Mark Hohengarten, Cambridge，M.A.：MIT Press.
1703191625
1703191626
1992b.Fakitizitat und Geltung：Beitra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Frankfurt：Suhrkamp.
1703191627
1703191628
1992c.“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Some Reflections of the Future of Europe，”Praxis International,12/1：1-19.
1703191629
1703191630
[1]本文凡引述哈贝马斯著作处，均在括号中直接以出版年份加以标明。哈贝马斯出版的著作及年份见文末。
1703191631
1703191632
1703191633
1703191634
1703191636
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
1703191637
1703191638
一、宪法爱国主义
1703191639
1703191640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是哈贝马斯宪政观的两个核心思想。这二者也是他在思考东德、西德统一所产生的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问题时的基本着眼点。哈贝马斯坚持以民主共同政治文化，而不是民族性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在德国特定的条件下，其理由为：第一，1989年后中欧、东欧形势和民族国家间冲突，让人们看到民族国家并非解决之道；第二，民族主义的兴起大大阻碍了经济和民主改革，造成了欧洲经济联合体的困难，使得民族认同与全球融合对立起来；第三，两德统一后，对来自非、亚、拉移民的排斥，落后于时代的清一色“欧洲”文化堡垒思想再度回潮。
1703191641
1703191642
哈贝马斯认为，存在多元文化差异的人类共同体是不能以民族认同来维系的。作为统一和融合的基础，民族主义缺乏价值规范的基础。提出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是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精髓。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强制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结合会是什么样的？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结合应从政治文化的形式普遍性得出它的原则标准。哈贝马斯认为，战后德国宪法，即“基本法”（Grundgesetz），体现了理性的民主政治文化的精神，因此必须将其确立为两德统一的基础。哈贝马斯反对把两德的统一仅仅当作“在法律行政上重新组织成一部自行运转的经济机器”。1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回答，德国将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哈贝马斯指出，一个民主国家的理性宪法体现了一种预先确立的、抽象化的原则性社会契约，它是一切具体共识和妥协的基础：“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宪法代表一种形式的共识。公民们在处理集体生活时需要有这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因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性赞同。这样一种社群关系是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别人待他如自由和平等之人”。2
[
上一页 ]
[ :1.70319159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