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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实践上说，布迪厄强调科学和科学实践的自由却仍然具有实际意义。在题为“不安分的科学”的访谈中，布迪厄特别指出，人们是否可以从事具有自由批判性的社会科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科学本身，而是“取决于它和社会世界的关系，取决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他指出，像在苏联这样的极权专制社会中，社会学就根本无法起到自由批判的科学作用，“那些自称是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的人只不过是社会工程师”，他们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为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政策配方。这种社会学为统治权力服务，为统治者行为提供“合理性……（或者）半理论化解释”。（1993：第13页）布迪厄所说的具有自由精神的社会科学与这种奉旨社会学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拒绝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科学，一种旨在揭露社会权力不平等结构和再生机制的批判性知识，一种让知识分子自己认清与当权者可能的互利关系的冷静思考。（1993：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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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布迪厄在知识的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最好的途径也许并不是通过他对社会学的科学主义解释，而是通过他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实际区别。在这一点上，布迪厄所极为重视的区分原则也适用于他自己。斯沃茨（D. Swartz）对此曾提出两种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区分。第一种区分是关于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和启蒙理性，第二种区分则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和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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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对启蒙理性的看法是，启蒙理性既具历史性，也具普遍性。一方面，他认为需要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科学理性，反对“把理性当作一种（纯）思想或语言结构”（Bourdieu & Wacquant，1992：第189页），反对把理性的普遍性建立在任何思想或语言结构上。布迪厄的这一看法明显有别于哈贝马斯那样的交际理性观。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却又并不像德里达那样用解构语言来否定普遍理性。布迪厄认为，即使理性产生于历史环境和受历史条件限制，它仍然会产生某些能超越自身历史限制的价值，那就是理解、发现和交流。布迪厄称这些为科学的价值。科学话语必须排除权力因素，如占有、强迫、地位优势等等，必须保证程序的公正，必须遵守有凭有据、逻辑合理的法则，必须接受群体的共同检验。科学因这些理性实践而比其他文化实践更能体现交际理性的普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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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指出，在历史过程中，科学逐渐从经济、政治、宗教权力那里争取到独立性，科学理性是知识场域的集体财富和共同利益。布迪厄强调理性是利益的觉悟和非天生的语言能力，强调历史条件下的普遍性而非历史性。彻底破坏普遍性，这就使得他在启蒙和启蒙理性上有了自己的独特立场。正如斯沃茨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布迪厄（在启蒙问题上）的观点看作是一种定位策略，这使得他一方面能对福柯以及像德里达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者有所批评，一方面又能对处于另一端的哈贝马斯也能有所批评。针对后结构主义者，布迪厄确定了理性启蒙传统的方法和规范。布迪厄认为这个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我参照，又在某种程度上能自我超越的知识形式。他不同意激进相对论者把科学简单地描绘为一种与宗教和魔术等价的知识形式。布迪厄同时针对哈贝马斯把超然理性与知识场域内的某种利益联系起来。而这一利益正是布迪厄希望能得到制度化和发展的利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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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把理性看成是知识分子应当共同维护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道德禀性。这就使得他把知识分子捍卫学术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看成是一种现实政治斗争而非单纯道义政治。这一政治斗争的对象是明确的，它是国家行政权力和商业经济势力对独立学术活动的控制和干扰。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揭示和批判现有不平等制度之外，科学知识分子政治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维持其自身的独立。在布迪厄那里，科学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政治的核心，知识分子应当以科学的名义，为维护知识场域共同利益而介入政治。布迪厄的科学知识分子主要和五种知识分子政治角色有所区分。第一种是与精英文化保卫者的区分。布迪厄对传统精英文化卫士和象牙之塔的大学不以为然。与那些以尊奉和传承精英文化为己任的僧侣型的教授相比，布迪厄自己就是一个先知型的学者。第二种是与为统治者利益服务者的区分。布迪厄批评技术官僚用科学为官僚国家政治服务，也反对科学工作服从于统治者的特权利益。第三种是与下层和弱势群体代言人的区分。左翼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关护者，说是关心和了解他们的疾苦，实际上是以他们的代言人自居。布迪厄拒绝这种恩主式的左翼积极分子政治角色。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体并不共有相同的利益。第四种是与进步政党同路人的区别。这也是左翼知识分子经常自夸的政治作用。在法国，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左翼知识分子以同路人的身份一方面支持左派政党，一方面又与其组织和基层运动保持某种距离。第五种是与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有机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与工人阶级结为一体、表达工人阶级集体认同和利益的知识分子。在布迪厄那里，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结盟只是因某种被统治的同型性，并不是因为这二者有相同的利益或惯习而可以有机地合为一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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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心目中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以“社会学家”为基型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社会学的特殊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各种争夺的场域——不只是阶级争夺，而且是各种科学争夺本身。同时，社会学家本身就处在这些争夺之中。在阶级场域中，他是某种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在文化生产场域中，更确切地说，在社会学这个小场域中，他还拥有某种特别的（专业）资本。”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应当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保持高度的清醒，他的知识政治永远与这些复杂而多重的社会位置息息相关。（1993：第10页）因此，布迪厄不认为社会学家可以成为一个全方位知识分子。在法国传统中，像萨特这样的全方位知识分子已成为一种极具影响或者甚至具有规范意义的模式。全方位知识分子对社会中发生的大小事件都会义正词严地表明态度，布迪厄对这种事事通晓的知识分子甚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作为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学家应当或能够扮演的角色。一个社会学家的专业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涉及一切领域，而高谈阔论的圣贤作风只会造成某些智者可以超脱社会权力现实的假象。而且，事事表态看上去是关心公众事务，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在知识场域内的表现手段和占位方略。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表述政治立场，最要不得的就是运用学术之外的手段，如媒体轰动效应，借助政治正确性或利用大众情绪等等。（Bourdieu & Wacquant，1992：第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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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批评“普遍知识分子”时也涉及了全方位知识分子的问题。但布迪厄所说的科学知识分子却并不等于福柯所说的“专门知识分子”。福柯的专门知识分子将其政治行为局限于专业场域内，形成一种各自为政的微观政治。但是，布迪厄设想的却是知识分子的大群体政治，它不仅横贯同一社会中不同的专业范围，而且还有国际社会间的联系。布迪厄呼吁知识分子打破那些限制思想自由交流的地区和国家限制，以建立他们“在世界范围内集体行动的目标和方式”。（1989a：第99页）正如斯沃茨所指出的那样，“布迪厄和福柯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布迪厄有意要创造让知识分子在许多问题上能进行集体干预的社会条件……因此，布迪厄的立场其实可以说是萨特和福柯的综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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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所说的科学知识分子与他自己的政治行为甚为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有意识地选择揭露现实社会不平等结构和权力再生机能的研究项目；二、批判地对待知识实践；三、有选择地在一些高能见度的政治问题上有所参与。8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前已论及，不再赘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面。布迪厄关心公共事务，但不热衷于抛头露面。他很少参加签名表态或游行集会这类活动，也不公开为左派政党或工会联盟站台打气。尽管布迪厄声名卓著，并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席教授，但他在媒体的曝光率却远不及他的一些同行，如图海纳（Alain Touraine）和莫兰（Edgar Morin）。他也不特别投入关于环保、妇女、少数族裔或和平等方面的社会运动，这使得他和关心精神病患者、罪犯和同性恋者的福柯很不相同。法国有不少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共产党，如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或在60年代参加极左组织，如格鲁克斯曼（Andre Glucksman），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又变成激进的反共人士。布迪厄和这些知识分子不同，他一直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直到1981年法国社会党执政，他从来没有在批评统治法国的保守政党的问题上有所动摇。尽管他多年来一直与法国社会党和法国社会主义工会保持联系，但他对社会党压制反对者权利的做法还是照样持批评态度。无论是对左派还是右派政治势力，他同样反对它们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建立和依赖的技术官僚组织结构。1981年，布迪厄与福柯一起发起公开抗议，反对社会党密特朗政府在波兰军方镇压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上采取的不干涉政策。1993年，他主编了《世界的重负》（1999）一书，批评社会党忽视法国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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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布迪厄却并非是一个纯反对型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完全拒绝参与社会改革的实际事务。尽管他反对知识分子为政治权力服务，但他本人也曾为社会党的密特朗政府提供帮助。1985年，他应密特朗的邀请，起草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大纲。1988年，罗卡尔（Michel Rocard）出任法国总理，布迪厄接受了教育课程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对法国教育课程提出了不少建议。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越来越多地在电视、报刊上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也更加频繁地到欧洲、美国和日本出访与讲学。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了他的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费希特（J. G. Fichte）说过，什么样的哲学家做什么样的哲学9，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提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理论。这对布迪厄可以说是很合适的。我们大可不必把他关于科学知识分子的理论当作一种人人应当遵行的模式，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具有布迪厄那样经历、成就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法国传统中，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表率的也远不止布迪厄一人，萨特、加缪、福柯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遭遇、经历和社会实践与布迪厄不同，但就言行一致、我行我知而论，他们其实又何尝不能说是属于同一群体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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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涉及的布迪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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