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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a.“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Telos,81，Fall pp. 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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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b.La noblesse d’Etat：Grands corps et grandes ecoles, Paris：Editions de Min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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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a.“Droit et passe-droit. Le Champ des pouvoirs territoriaux et la mise en oeuvre des reglements，”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81/82, pp. 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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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b.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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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Sage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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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与他人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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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Pierre Bourdieu and Monique de Saint Martin,“La sainte famille. L’episcopat francais dans le champ du pouvoir，”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44/45, p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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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Pierre Bourdieu，Loic J. D. Wacquant，et al.,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t,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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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Pierre Bourdieu and Alain Accardo,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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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凡引述布迪厄著作处，均在括号中直接以出版年份加以标明。布迪厄出版的著作及年份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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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知识分子和民主社群：50年后说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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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于1952年6月1日92岁高龄时因肺炎去世，思路清晰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杜威从50多岁起就不再上教堂，但他的民主理念却一如宗教信仰般执着。他的葬礼在纽约市一个不属特别教派的社区教堂举行，这座教堂的宗旨是“在这个世界实现挚爱的社群”。这对杜威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杜威一生关心民主公民社群（共同体）问题。他生活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一个在美国被称为“新激进主义”的时代。在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时候，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将其关注点由政治转向各种社会改革，“新激进主义的崛起与特殊社会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产生交遇了”。1这批知识分子包括倡导妇女解放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青年反叛第一文化英雄”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以性为政治的梅布尔·卢汉（Mabel D. Luhan），以及与早期《新共和》杂志联系在一起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等等。力主民主群体建设和教育改革的杜威就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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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去世时，已经是一位遭美国思想哲学界遗弃的人物。大多数美国哲学家对杜威关心的伦理、社会和政治的大问题，尤其是“关于人的问题”，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而专注于在他们看来更具哲学价值的逻辑和语言分析。在这些分析哲学家看来，杜威不过是一个“对真正的哲学严密性和真正哲学问题一无所知的老好人”。杜威一生反对门类分明的专业主义，反对把哲学当作一项专门知识，自然难免成为恪守哲学门规者嘲笑的对象。然而，时过境迁，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教条性自20世纪60年代已备受质疑。哲学家回过头来再次把伦理和政治纳入哲学问题的范围。在美国，在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当道时不得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伦理和政治关怀的社会理论学者们重新从杜威这样的美国本土知识分子那里发现了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不少欧洲思想家，如哈贝马斯，早已从美国实用主义的民主传统中受益多年，而像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那样的欧洲传统的公民参与关心者则又反过来引发人们对杜威民主思想的兴趣。1969年，南伊里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计划为37卷的杜威文集的第1卷，如今已经出全。70年代末至80年代，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鼎力为杜威在哲学界争回他应有的地位。今天我们回顾杜威声名的沉浮，自然不只是为了庆幸他命运的峰回路转，而是要看一看，他的哪些思想在经过了长期尘封之后又被人们重新发现并重视。这些思想中包含的许多内容曾在五四运动前夕吸引过中国知识分子，现在也还不知不觉地渗透在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许多问题之中。这使我们在杜威逝世50多年后的今天更加有了再说杜威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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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民主和公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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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正值冷战的高潮，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给美国人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在一片批评美国学校人材培养失败的声浪中，杜威成为一个现成的靶子，他的教育理论更是首当其冲。杜威的教育理论一向视育人优先于知识积累。他批评学校把教育纯粹当作职业训练，因而忽视了对学生全身心人格培养的作用。杜威认为，人只有在社会活动中保持对存在意义的敏锐思考和好奇，才算是身心合一，而任何社会活动，不分职业高下，知识多寡，都具有人格培养和公民性培养的作用。杜威的教育理论是他的民主理论的一部分，而这二种理论的基本前提则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可完善性。在杜威那里，民主是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这使得杜威的民主理论有别于许多其他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杜威认为，民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共同体存在方式，民主不能等同为至今在历史中形成的任何政治实体形式。民主是一种不断进行的实验，不断有完善的可能。民主不是终极性现实，民主永远是民主化的进程和民主化社会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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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威那里，民主化的社会应具备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民主社会注重的是“个人”而非“个人主义”。个人理念强调人的个别性，强调个别经验的价值和个别生存的尊严，但反对把人当作孤立的原子。人的个别性首先体现为他对集体贡献的个别性。第二，民主社会共同拥有的基本理念以自由与平等为最重要。自由不是没有约束的我行我素，自由指的是一种在行动中个人和群体同步的自我实现的能力。平等不是人人相同或千人一面，平等指的是承认个别性。人人平等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由他者所代替。第三，民主生活方式形成于社会不同群体的相互渗透和共同利益。民主社会是“诸共同体的共同体”。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拥有和相互渗透的共同利益越多，这个社会就越民主。反之，一个社会中阶级或阶层的界限越森严刻板（如阶级斗争或种族对立），这个社会就越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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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民主思想互为依存。他认为，民主社会的教育应当对所有的公民平等开放，而且应当以公民教育为其核心。他还认为，教育应当帮助每个学生选择人生的事业，而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是群体生存规划的有机部分。他同时认为，为达以上目的，教育应当扩大学生的兴趣范围，打破知识等级和学术兴趣界限，破除脑体等级和社会阶级壁障。他特别强调，教育应当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思想习惯（尤其是与他人易位而思和非自我中心），发展他们群体交际的能力（如说理、辩论、协商和妥协）。2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美国人来说，杜威的教育理论太理想化，根本没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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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杜威民主理论的命运也不比他的教育理论好到哪里。当时是美国现实主义民主理论的巅峰时期。美国的政治现实主义早在20年代即以限制一般人参与政治来改造民主理论，这一趋势在50年代演变为自由主义的精英民主理论。50年代的民主现实主义者有的批评杜威，有的干脆把他撂到一边，另行打造所谓与工业化社会相一致的“经验型”民主理论。他们的民主理念比杜威的民主理念要狭隘得多。杜威认为，“世界受害于领袖和权威远比受害于群众为烈”，民主现实主义者则认为，非理性的无知大众才是当今社会稳定的心腹大患。他们不相信普通人能够积极参与对自己生活的决策。他们认为决策的权力必须由精英执掌，因为只有精英才具备有效统治的知识和技能。群众可以定期参加选举，由此决定是否让同一批精英继续执掌统治他们的权力。民主社会只须让群众享有有限的民主参与权，就能保持民主的正常有效的运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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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李普曼与杜威争议民主的意义，所持的就是这种有限民主参与说。杜威的基本立场是，民主取决于公民素质，公民素质虽有缺陷，但可培养。发展民主应以提高和培养公民民主素质为本。李普曼的基本立场是，公民民主素质差，这是民主制度的实际限制，把握民主程序是应对这一限制的现实手段，在民主社会中，只要掌权的是能人就行，不必期待人人都成能人。李普曼和杜威的分歧不只体现为理想和现实或者公民素质和制度程序的区别，而且也体现为对人的根本生存价值的不同理解。在杜威那里，自治是个人目的和群体目的和谐交融的实现，是人存在最根本的好。但在李普曼这样的民主现实主义者那里，自治只是人的众多需要中的一种，而且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人类关心“各种各样的事情，关心秩序、权力、富足、声色之乐、新奇变化等等”，人并不为自治本身而求自治，“人求自治是为其结果”。因此，用来衡量政治的尺度不应该是公民们的自治程度，而应该是“能否保证某种最低程度的健康、好的住房、物质需要、教育、自由、快乐和美”。李普曼认为，在现代工业化民主社会中，自治只不过是一种需要扩展的次要的好而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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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民主现实主义者们也像李普曼那样单纯强调民主的程序性和实用性，这一概念之下的大众民主无非就是，“日子过得好，就支持当政的；日子过得不好，就支持在野的”。5民主现实论者对普通老百姓能力的现实期待，不过仅此而已。民主制度的选举程序迫使精英不得不对广大民意负责，也让普通民众有机会用选票来影响（而非直接参与）决策。这种精英论的民主程序观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精英一旦当权，往往就能操纵民意，而民意既不能充分独立，又何来顺应民意之说？民主现实论者认为不必对此过分担心。他们相信，既然不同的精英都在争取选民支持，那就没有任何一个精英可以独自操控民意。民主现实论者还认为，除了投票选举，没有必要让民众广泛参与，太多的参与往往弊大于利，因为缺乏知识和能力的参与，除了发泄非理性的激情，就是为蛊惑煽动铺垫温床。这种参与反倒是破坏了稳定秩序和良性竞争。因此，一些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实际上有利于民主机制的有效运作。民主现实论者建议，最好不要把民主参与当作一种必实现不可的理想，而是应该把它很实际地当作一种政府合法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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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民主现实主义虽然传承了20年代的民主现实主义，但却有其自己的特点。在20年代的李普曼那里，现实主义的出发点是美国民主和理想民主之间存在的实际差距。从程序入手保障民主是不得不然。在许多50年代的现实主义者那里，现实主义的出发点是美国民主的完美性，美国民主就是理想的民主。在他们那里，描述美国民主就等于为普遍民主找到了现成的政治配方。这种美国模式民主的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时期比较政治学的产物：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是在与苏联式的极权专制的比较中见出其优越性的。然而，两极对立的比较往往单纯从政府行政效率着眼，把民主制度纯粹当作一部政治机器，从而忽视了民主的根本道德伦理价值。事实上，1989年以后一些国家中专制极权的瓦解或改革，并不等于自动接受民主。极权专制向民主参与的转化极为艰难，反倒是向技术官僚和精英威权政治的转化比较容易。这一点是50年代的精英民主论者始料未及的。而正是这一点特别使我们有重新回顾杜威民主理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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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道德和人性“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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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民主理论特别强调民主的伦理价值。杜威从“彻底的道德理念”来看待民主的基本原则、实践方式和社会目的，以两相结合的政治哲学和哲学人类学为其民主理论的基础。前者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道德的政治”，后者关心的根本问题则是“道德政治之所以可能的人性根据为何”。对这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形成了杜威民主思想极具特色的道德和人性地图。在杜威那里，民主不只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政治程序或者政权合法性依据。民主的要义也不限于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有效发展。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都还没有直接关怀“人的问题”。在杜威那里，民主是一种关于人的信念或信仰，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仰。信奉民主也就是相信只要具备了适当的社会条件，所有的人都会具有理性判断、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和一切大信仰者一样，民主信仰者是在人还不是这么完美时相信人能够完美，在人还并不都具备某种能力时相信人能具备这种能力。民主是一种面向未来、而非局限于眼前的“生活方式”，“因为民主只能以经验的终结为其终结，民主的任务是不断地创造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人性的经验，那就是人人得以分享，人人都能贡献的经验”。6民主的经验不只为精英专有，它属于每一个参与民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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