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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基本性质、对学术活动的导向和社会政治意义，这三个方面都牵涉到与具体文化传统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价值相对论又常与文化相对论联系在一起。价值相对论是文化相对论的核心。文化相对论包括道德、认知、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它在文学、艺术、科学和大众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也不同。但是，这些差异的最终意义则往往落实为价值观的差异。人们一般认为，价值观的差异是文化差异中最深刻的，也是最难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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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西方和第三世界中出现的一些文化冲突论更是以渲染文化间不同的价值观来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利益对立。这类文化冲突和对立理论往往把价值相对论简单地用作一种客观陈述或文化政治立场，而忽略了相对论本身的理论构成和伦理内容。价值相对论仅仅被当作价值普遍主义的对立面。根据这种两分对立的模式，价值普遍论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明的普遍价值。价值普遍论的代表是“文化沙文主义”、“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与此相反，价值相对论则是正确的，因为它坚持每种文化有自身的价值，而把握自己的文化价值就是争取独立和反霸权。相对论因其坚持“自由”和“宽容”而比普遍论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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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相对论和“自由”及“宽容”的这种联系是否可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对价值相对论本身先作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价值相对论分别为四种互有区别的论说：事实差异说、文化决定差异说、道德怀疑论相对说和规定型相对说。这四种有关相对论的论说包含的价值主张和判断内容和范围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逻辑合理性也就不会一立俱立、一废皆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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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种价值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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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种相对论立场中，事实差异说是最基本的。它就事论事地指出，不同群体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差异影响了群体的整体世界观。事实差异说往往需要说明为什么会存在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差异。这时候，它就开始转化为第二种文化相对论的立场：文化决定差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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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差异的文化决定论是一种两步式的相对论立场：第一步是否定一切普遍性的道德观。由于不存在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人类道德观或良心，道德和价值仅仅是一个群体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第二步是从客观文化传统为客观行为习俗寻找解释依据。也就是说，群体的行为准则完全是由生存需要和传统这类文化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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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相对论对道德理性的根本看法是，道德和价值的选择是由确定的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且，既然凡是存在于文化中的价值观都是合理的，那么任何价值观也就无所谓对和不对，错和不错。所以，道德原则和价值本身是否具有道德性是无法判断和证实的。换言之，道德原则和价值只有合理性问题，没有正当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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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决定相对论便可以转化为第三种相对论立场，怀疑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道德相对论。既然相对论不相信任何道德原则具有本质的或普遍的道德性，那么它当然认为各种道德原则再怎么差别悬殊，也应当一视同仁地得到尊重，并应当避免相互干预。保持相互宽容的态度，这一立场虽然形似中立，但却是包含了具有普遍规定意义的价值立场：宽容。所以，怀疑主义相对论又可以转化为第四种相对论——规定型相对论，即将宽容规定为文化道德相对论的最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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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相互联系的相对论，就其整体而言，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立场：一、道德原则和价值的选择不是理性的选择（是决定的）。二、道德只有合理性问题，没有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道德原则和价值不能以真伪去判断，无所谓对错，凡在文化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三、道德立场和行为之间存在悬殊的差异是一件好事，应当尊重和维持。持这三个基本立场的相对论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立场，本身就具有普遍的规定性。它主张的是普遍的多元和宽容。但这又是一种自我破坏的道德规定性。因为，如果道德价值的正当性如相对论所说的那么不可证明，那么多元和宽容的正当性则也不可证明。相对论者不能证明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不多元”和“不宽容”，而非得“多元”或“宽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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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相对论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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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个别类型而言，这四种相对论还各有待廓清的理论问题。先看“差异说”。许多价值差异往往并不那么一目了然。直观的价值差异往往只涉及表象，而忽略表象差异背后的一致，亦即价值背后的价值。例如，反对和支持堕胎都可以是出于珍惜尊重生命的价值，前者是保护胎儿，后者则是保护孕妇。历史中体现的价值差异往往也有一个价值释义的问题。例如《圣经》中有禁止离婚的信律，这是否就和现代人婚姻自由的价值完全不同呢？表面的差别往往隐藏着深层的相似。在《圣经》时期，妇女在经济上极无保障，因此这一圣经信律的道德意图可以理解为保护弱者（妇女、儿童）不受强者的欺凌遗弃。这和现代社会以婚姻自由为妇女提供保护的道德取向并无二致。不同文化群体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但问题是这种差别究竟有多深刻、多本质。差异相对论往往夸大文化间的表面差异，而忽略与之相关的深层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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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化决定论”，它基本上只是一种假说。文化决定差异说的情况和事实差异说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种观察陈述。文化决定论是一种特殊的万事有因论，它假设世间任何事物皆有起因，因此道德原则和价值观也有起因。但是问题是，文化和价值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决定关系？形成和维持道德信仰的原因很多。除了文化传统之外，这些原因还可以包括对其他民族、群体的道德信仰的知识。例如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旦了解了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和国际间的人权普遍宣言，就可能对自己传统文化道德观形成批判性的看法。在历史过程中，传统文化道德观遭外力（革命运动、殖民主义、传教布道）改变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化并不能保证道德传统的永远继续。文化决定价值论往往把同一社会中的道德观单一化。实际上，每个社会内部在具体道德原则上的看法，都可能存在分歧。文化决定论往往过分强调文化内部的整一性，而在不同文化之间则过分强调依重对立两分模式，如“中西”“中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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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怀疑主义相对论。怀疑主义相对论内部有强硬型和温和型的分歧。强硬型相对论认为道德原则是不可能用说理来证明其是非的。无论是在群体中的价值观（如忠、孝、节、义），还是在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如人权），价值观永远只是某些人的价值观。这些人以理性化为手段而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成为形形色色的霸权（统治意识形态、文化帝国主义等等）。虽然强硬型的怀疑主义相对论对霸权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它对霸权却并不具有真正的批判作用。这是因为，既然一切道德判断皆无法用说理证明其正当性，那么，作为道德判断的谴责霸权亦无正当性。就道德立场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和反文化帝国主义并无区别。强硬型怀疑主义相对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虚无主义。它和当今世界“道德多元”这一实际存在的情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联系。因为即使全世界真的有了统一的道德标准，强硬相对论仍然会坚持道德不可能以说理证明其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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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型的怀疑主义相对论和强硬型相对论在道德理性问题上有分歧。它认为道德原则是可以作粗线条的理性说明的，但具体的细节则应考虑到传统和具体环境的条件。例如，人们可以从“生命权利”和“人性尊严”来证明“人权”价值的正当性，而不必只是把它当作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由于社会传统和具体环境的不同，落实“人权”的标准在各国可以有所不同。事实上，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人权标准给各国人权的不同落实情况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人权共同宣言所涉及的仅是人权最低标准，即使如此，也只是在有限的领域中而已，几乎所有具体的权利，如有关父母子女、雇佣关系、民事纠纷等等的权利，仍都受个人所在国的法律、习俗和道德传统的规范。人权宣言所使用的是不具体的、留有解释空间的语言，例如宣言说，对个人“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方能予以逮捕，这里所说的只是形式程序，至于“法律程序”的具体过程和内容则完全没有规定。人权宣言还明文规定，允许在紧急或例外情况下搁置落实人权标准，各国可以把人权作为一种目标，而不是一种规定来逐步加以实行。这些都是预留空间的做法。从温和型怀疑主义相对论的角度来看，人权标准不仅可以用理性证明其正当性，而且也充分尊重落实价值环境和条件的多元性。可惜的是，在我们熟悉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的反霸权话语中，温和型相对论观点往往反倒被忽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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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命令式相对论。命令式相对论内部也存在着强硬型和温和型的分歧。命令式相对论的特点在于其有关价值多元和宽容的道德命令。强硬型命令认为宽容是唯一的普遍原则。温和型的命令式道德相对论则认为，除了宽容，还可以存在其他普遍道德原则，但这些只是一些数目极有限而且规定相当宽泛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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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命令式相对论的差别可以在一些自由主义和一些后现代主义的道德立场上反映出来。不少自由主义者和后现代论者都认为道德意识是纯个人的，每个人在道德和价值问题上都具有自主权和自决权。在道德问题上，强硬派相对论者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对他人说“不”，任何人对他人的道德和价值有所评议或批评都是“干涉隐私”。宽容是社会人际关系间的唯一最高准则。这一意义的“宽容”只具有工具性价值。人们共同遵守这一规范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内在的德性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冲突和争斗。这种只具形式作用的规范仅仅是没有具体内容的道德外壳。把这种规范从社会扩展到国际关系就成为“互相尊重”。这里的“尊重”指的是“互不干涉内政”。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对我的最大尊重就是不要管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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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温和型的命令式相对论者看来，这种单纯“说不”的“宽容”或“不干涉内政”并不能充分概括相对论的价值观。相对论的价值观除了“互不干涉”之外，还应当有其他具体的价值内容（如人道待遇、民主人权等等）。没有具体伦理或道德内容的“宽容”不仅是空洞的，而且还可能沦落为暴政和压迫的借口。事实上，许多民族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这类情形——如军事独裁、种族清洗甚至屠杀无辜，正是在这种形似宽容、“互不干涉”的默许或纵容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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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和普遍论一样，它既可能有积极的效果，也可能有消极的效果。一般地说，文化普遍论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明的普遍价值，极端的立场是只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普遍性。这种态度近于文化沙文主义。文化相对论则认为每种文化有自身价值，普遍的或超文化的价值是不存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强调“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如果把这个论调推到极点，那就等于种族主义了。文化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都不可取。因此，相对论和普遍论的争论，问题并不在于何取何舍，而在于如何避免走向极端。否则，出发点再正确的理论，效果也还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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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宽容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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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一直被当作一种基本的自由主义伦理价值，一种实现个人选择和社会多元的公共行为。尽管宽容在当今政治和法律话语中仍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观念，但在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它却常常使人困惑。例如，对新纳粹分子的种族主义言论保持沉默，这种“克制”算不算宽容？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既嫌弃又“不干涉”，这种态度算不算宽容？对世界恐怖主义暴行置身事外地表示“理解”，这算不算宽容？历史翻案文章否认纳粹或红色高棉的屠杀罪行，其中包含的“容忍”算不算是宽容？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宽容不再是一种现成的道德态度或行为模式，它本身成为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哲学或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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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在具体问题上有时无法提供两全的解决之道，这是因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力量在左右宽容，一是道德绝对论，一是无原则道德多元论。道德绝对论往往尽量缩小宽容的适用范围，而道德虚无主义则往往无限放大宽容的运用尺度。因此，前者经常要把宽容转变为“不可宽容”，而后者则时时要把宽容当作“不关我事”。例如，德国新纳粹光头党煽动对库德族移民的仇恨，道德论者会认为对此绝不能施以宽容，政府必须出面加以禁止。无原则道德多元论者则会认为，每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只要这事不伤害到我，谁爱干啥都与我无关。后一种论调中的宽容看似出自自由主义传统，其实已经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宽容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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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洛克（John Locke）在《一封关于宽容的信》中提倡的是一种有原则的宽容。洛克提倡宽容，不是放弃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是看到，强迫别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必然会有负作用。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中主张宽容，也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应当是独自作出道德判断的独立自主个体。而如今，宽容则往往成为一种对不同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简单接受，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道德虚无论或相对主义，甚至是一种麻木的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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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了解宽容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什么意义，必须将它与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冷淡区分开来。道德虚无主义导致绝对的价值相对论。它的必然结论是，一切人际关系均为尼采所言的权力关系，一切价值信念均无客观依据，因此也就绝无优劣的差别。宽容其实是与这种道德相对论背道而驰的。宽容必然与追求道德真理共生。追求道德真理必须开放言路，多元是为了开放言路，但是开放言路则又是为了达到共识。放弃了共识目标，为多元而多元就会失去实际社会意义。无原则的多元会削弱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和道德判断。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丧失了对周遭事物的关心和道德判断，这个社会就无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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