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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理想性。这是因为它与现有的民族主义间的反差实在太大。这种对比和匡正效果使得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对许多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些人未必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青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往往倒是出于现实的思考。既然民族主义看来不会从世界政治中消失，那就不如接受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因为它无疑是民族主义中最温和的一种。既然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那就不如尽量用自由主义理念来减低它走向极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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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尚未能消除许多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基本疑虑。例如，在无法保证民族群体自由民主社会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强调特殊群体性有可能成为压制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威权统治的籍口。强调民族国家的绝对合理性，则有产生权力集中和权力官僚凌驾于法制之上的危险。又例如，强调民族群体的本质文化特性可能导致力图恢复传统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约束力，形成保守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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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包含对民族主义的肯定，但严格地说，这不一定是对其公民社会道义性的肯定，而很可能是实用性的肯定。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承认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现代集体意识，并不等于说其他群体意识就无法形成相似或更具道义合理性的凝聚力，更不等于说民族主义的群体凝聚力必然具有道义性。人们的生活中可能有不同的群体形式，某些形式的凝聚力未必与公民社会的道义性有关，如等级分明的家长式大家庭或家族，狂热盲信的宗教团体，帮会团伙，等等。这些群体的合理性可以从社会传统、经济制度和普遍或特殊心理学得到解释。但是，合理性的解释并不等于道义上的认可。单从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和凝聚力不能推导出民族主义的公民社会道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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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一个很陈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它可以通过吸纳自由主义理念而变得温和而具理性。然而，也正因如此，它不可能仅以自由主义作为它的表述框架。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政治与自由民主宪政的结合看来并不容易。同时，民族主义政治与种种暴力、歧视、排外性政治的分离，也同样不容易。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论能否像它自己所期许的那样，匡正现有的民族主义政治，扭转民族主义发展的势头，恐怕现在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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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的塔米尔的观点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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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el Tamir，Liberal Nation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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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冷漠和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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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的冷漠往往直接导致政治上的不参与。虽然研究政治不参与的学者都认为政治冷漠是一个重大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性质却有两种不同的基本看法。第一种是“冷漠无害”的观点，它认为政治冷漠对个人和社会都没有害处，甚至还不无益处；第二种则是“冷漠堪忧”的立场，它认为民众的政治冷漠反映社会制度，尤其是它的民主肌体出了毛病。汤姆·德鲁卡在《政治冷漠两面观》一书中讨论上述两种态度。从政治学的角度，他称第一种为共和自由论观点，第二种为民主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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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积极参与是共和思想的根本理念。公民参与也是共和体制民主性质的保证。民主的两个部分是人民（demo）和权威（kratis），意指多数人自治的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寡头政治或独裁。民主曾专指希腊城邦那种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现代的民主则主要是指代议民主，也就是“共和”。在共和制度中，人民选择其代表，而不是直接立法和行政管理，但是公民参与仍然是政治权威和政体运作合法性的唯一正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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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公民参与的共和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自由主义公民观起了很大的作用。自由主义所取的是最小程度政体模式，它不像共和主义那么强调公民参与治理和接受治理是为了维护某种共同向往的好生活样式。自由主义认为在公民间起作用的仅仅是“社会契约”或者“自我利益”关系。国家和政府所起的仅仅是维持这种社会秩序的作用，目的是防止公民互行不义，督促他们公平交往。公民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他们并不需要由国家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共同体好生活的理念。只要社会能维持法制秩序，每个公民尽可追求他自己心目中的好生活而不妨害他人。公民是一种法定身份，并不是参与的结果，公民有自行决定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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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公民理念不同，为何有结合的可能？其实并不奇怪，政治理念都来源于实际生活，永远不可以有绝对纯正的模式。虽然共和主义强调公民的参与，但公民在任何共和制度中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却并不平等。且不说那些被排除在公民之列以外的人群（历史上的妇女、奴隶），就是名义上平等的现代公民，也是有的理所当然地代表别人，有的注定要被别人代表。自由主义坦承公民参与程度和方式的差异，并且将此与个人自由选择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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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自由主义不只是简单强调个人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更把不参与作为一个关乎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问题来讨论。共和自由理论以“冷漠”这个概念在不参与者和不参与行为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那就是“责任”。不参与者之所以不参与是以为独立的个体自由地选择了冷漠的态度，不参与者为自己的不参与行为负责。社会中民众不参与现象的责任归属在于个人，而不在于可能出了毛病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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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贝雷森等人在《投票：一次总统选举的舆论研究》一书中就是以美国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为前提提出民众冷漠问题的。贝雷森等人认为民众是在对政策决定表示满意或不感兴趣时才选择冷漠态度的。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政治冷漠有防止过度参与的特殊功能，对现代民主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社会的冷漠阶层很可能缓解异议、调整和变化所引起的震荡，因而起到了维护民主体制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社会可以无限度地承受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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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雷森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冷漠无害论时所说的过度参与仅仅是假设的。到了70年代，当塞缪尔·亨廷顿重提冷漠无害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在亨廷顿看来，六七十年代民众的狂暴参与实际上已经削弱了美国民主社会，因此过度参与已经不再是假设的可能，而是严重到了产生危机的程度。亨廷顿相信，边缘群体如今在民主制度中获得了正当的地位，过度参与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破坏民主。他认为，“现在不是要减小某些群体的边缘性，而是要所有的群体都更多地自我克制”。民主虽宝贵，但政治民主却不能无限发展，民主“并非越多越好”。亨廷顿认为，过去人们过分强调民主参与是政治体制权威的唯一源泉，今天需要开拓政治体制正当性的新源泉，尤其是专门知识，资深的阅历、经验和特殊才能。民主运作如果从依靠参与转向依靠专门知识，就可以提高制度的效率，减轻它所受的各方压力，使之从技术权威层面获得更大的合理性。民主的最大威胁来自民主理想本身：“民主政治体制常常需要某些个人和群体有某种程度的冷漠和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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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和贝雷森等人提出民众参与问题的背景虽不相同，但他们都对民众参与抱有一种无以掩饰的恐惧，他们都害怕太多的民主会引起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甚至动乱。共和自由论对民众参与不仅抱有“冷漠无害”的态度，更是怀有多多未必益善的想法。这是与共和思想讲究有素质的参与、要求参与宁缺毋滥的传统一脉相承的。共和自由论认为，为了维持民主制度，保证其正常有效运作，有一些具有民主素质且具有参与意愿的公民参与就行了。没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公民有进行其他活动的意愿，尽可在其他活动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既然没有政治参与意愿，也就不要拿什么普通的公民美德去勉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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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自由论的这种想法不是全无道理的。第一，共和思想（例如在马基雅维利和卢梭那里）强调某种为全社会公众所认可的美德或普遍意志，公民的参与于是被提升为这样一种美德和体现这种普遍意志的日常活动表现。这是很美好的共和社会理想。但是历史的实践却并不那么美好。任何不容质疑的单一美德和普遍意志对个体公民都构成强制力，它可以成就公民的责任心，也可以成为专制的借口。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很强调政治参与，积极投入运动就是干革命，否则就是反革命，参加运动是公民的首要责任，因为革命运动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共和自由派建议不要拿政治参与去勉强普通人，可以说是出于对共和制度专制倾向的警惕，这也是表现它自由主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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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西方的共和自由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已经得到民主制度的保障，并且已经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实行。在这种情况下，共和自由论者提出冷漠无害，实际是把政治参与的首要功能从务求正确调整为纠正偏差。对于民主社会的广大选民来说，如果候选人之间没有实质的差别，而他们又无特殊劣迹，那么就不必在任何一个人还没做之前就断言他绝对做不来。不妨让他做做看，等他实在做不来，选民再纠正先前的选择不迟。选民之所以能表示如此的大度，那主要是因为民主制度保证了谁也不能一旦当选就改变民主游戏规则。如果选民错误选择的后果是他们自己就此丧失自由选择和纠正选择的权利，如果每次选举都成为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生死存亡的决斗，那么公民便不会冷漠。因此，冷漠反倒可以看作是民主社会稳定的表现，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专制转向民主的社会中，没有选举经验的民众投票率反倒远高于民主社会富有选举经验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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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自由论的冷漠无害想法，虽然在一定限度中不乏合理性，但它的局限性却不容忽视。它关于公民权利已得到民主体制保证的想法，在当今民主欠缺的世界中显然是一种奢侈的前提。而且，它关于参与者和参与行为之间关系的两个正反假设都不确实。即使在公民权利有保障的民主制度中，政治参与者也并非定有优良的公民素质，参与者有的固然是在政治活动中寄托其抱负与理想，但也有并非以“乐政”而以功利为动机的。另一方面，不参与者并非是因为缺乏公民素质或者缺乏参与意愿，他们的不参与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社会、政治性的无意愿、无行动，是一种不得已的政治角色反映。而共和自由论的大问题正在于把不得已经过调适的政治角色当成了自由意志的选择。共和自由论以功能主义看民主，以为既然现有的制度在运作，说明民主已经够了。它同时又以训政口吻谈过度民主的危害，好像它完全有把握现有程度的民主已经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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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问题上的功能主义和训政态度是保守的和精英主义的。功能主义往往着意于保存现有的制度。它总是从现存制度的好的地方着眼，它提出的问题是人们应如何适应现有制度，而不是如何改变它。只要现有制度尚在运作，功能论便视其为有益。凡是运作的便是合理的。与功能主义掩饰不合理制度相得益彰的是对民众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它总是在用各种标准（意识形态、党派、阶级、教育等等）确定某些公民比其他公民更有觉悟、更先进或更具睿见，因此当然也就是全社会的领导力量和先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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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论在政治参与问题上与共和自由论的分歧，正在于它坚持要改善现有民主制度，并重视公民实际上的不平等。民主论强调，政治民主与普遍的政治冷漠是不相符合的，普遍的政治冷漠（包括对政治的疏离、不信任、失望怀疑甚至鄙视）标志着民主制度出了毛病。民主论不把政治冷漠的责任归咎于个人，而把它与社会性因素放在一起考虑，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权力分布和运作体制等等。民主论不把冷漠仅仅看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把它看作是人们必须忍受的生存困境，一种受制于外力的心态或政治命运。冷漠甚至不是解释政治不参与的必需概念，因为不参与者对参与的限制或者无能为力，或者蒙昧无知。现有的政治体制既规范它所乐见的正当的参与，又诱导于其无害的冷漠（从一般民众的不关心政治到知识分子的“学政分离”）。民主论要求在讨论政治参与的同时不要忘了问一问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参与。要尽量在个人意愿范围之外去寻找政治冷淡这一社会病症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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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特斯纳德在《半人民主权》一书中指出，现代政治是组织的政治，这使它不可能同时兼顾全体民众的需要，也不可能把民众的需要都当作政治问题来重视。“一切政治组织都有偏向，强调某些冲突，掩饰另一些冲突，（政治）组织其实就是动员偏向。某些问题被纳入政治问题，另一些则被划出政治问题。”有些民众不参与，那是因为掌权的政治组织的主张和章程不能表达他们的需要。夏特斯纳德指出：“说谁最有需要谁就会最积极参与是不确实的。事实上，谁规定了进行何种游戏，谁也就规定了什么人才可以加入游戏。”在夏特斯纳德看来，问题不只是由教育、阶级、职业等因素所造成的政治不平等，而是政治体制的正常运作本来就在不断制造不平等，不断形成“偏向政治章程”。这种不平等要比表面的不平等更难诊治。现代政治虽有民主理想，强调人民主权，但基于它的（两党）政党政治形式，能实现的充其量不过是半人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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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特斯纳德把冷漠问题作为“偏向性政治章程”的附属问题，冷漠是有觉悟的表示，冷漠是拒绝带有偏向性的政治章程。彼德·巴赫拉赫则把冷漠当作一个独立的中心问题，冷漠是无觉悟的表现，但责任不在冷漠者，而在于控制民众觉悟赖以发生的参与结构的政治制度。巴赫拉赫指出：“我们知道低经济收入阶层的绝大多数民众在政治上是冷漠而且无知的。我们也知道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是成正比关系的。”巴赫拉赫在对冷漠的分析中引入了“真正利益”这一概念，他认为，不参与者不明了那些形似遥远的政治问题如何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和有什么样的关系。民众之所以不能形成对自身利益的清晰认识是因为现有的政治体制把许多有关民众福祉的问题排斥在“政治”范围之外，使得民怨民情无法公开暴露和厘清为迫切的政治问题。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需要有恰当的参与结构，即各种供民众表述需要、统观分散现象和增进自我利益认识的组织结构。现有的政治体制通过控制民众的这种参与结构（包括新闻舆论和各种社会运动）来使民众长期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之中。民众的冷漠是他们参与结构遭控制的结果，也是蒙昧状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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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体制中，固然有如巴赫拉赫所提示的那种积极发展民主的途径，如当代西方各种新型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有力地动员民众的参与，培养了参与者的政治素质。但是，现代民主社会民众参与的最重要的形式仍然是公民选举和在重大问题上的公民表决。关心参与问题的理论家都把选举投票作为观察民众政治参与的首要指标。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民主社会中，没有任何其他政治活动能像选举那样定期动员民众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参与的浪潮。和其他政治活动相比，选举不仅范围广大，而且限制也小，因为至少在形式上公民都有选举权，不像许多其他的政治活动那样受党派、阶级、教育、社会地位的种种限制和约束。选举成为现代社会有规则的自我激励、自我重唤和更新集体意识的嘉年华仪式。从这一点来说，民主选举能使民众自发动员的社会比民主选举名存实亡、死气沉沉的社会远具政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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