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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能说真话的权力关系中，有权者和无权者都在做戏。日常生活和做戏的界线失去了把持，一切变得真假难分。斯科特对下层群体政治对抗和政治话语形式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观察来确立“公开语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隐蔽语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对基本概念的。他指出，即使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对权力说真话”也是一种奢侈的理想。在主奴关系分明的社会关系中则更是如此。弱者在权势面前的伪装成为普遍的现象。主奴形态明显的社会关系包括主子和奴隶，地主和佃农，殖民地或极权社会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等等。主奴权力差异悬殊，这极大地限制了权势者和无权者双方在公开政治话语中真实表白的可能，迫使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地作“不真实表现”。权势政治和下层政治因此都极富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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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政治和下层政治都离不开公开语本。公开语本指的是“下属者和统治者的公开交往”。（2）公开语本不能只看表面。公开语本并不能有效显示下层群体的真正态度和意见。表面的恭顺合作也许只是掩饰的结果或者反抗的策略。公开语本是主奴权力社会形态的主导语本。与之相比，隐蔽语本则是衍生性的，“它的言论、姿态或行为只是因为与公开语本相一致、相矛盾或相变化方有意义”。（4—5）公开语本和隐蔽语本都是做戏，但前者是上得台面的表演，而后者则是不入流的下三滥，前者因此可将后者贬斥为道德败坏、存心不良、流氓行为、痞子作风等等。公开语本的四种基本政治作用分别是确认、隐藏、粉饰和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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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用某类盛大游行来说明公开语本对绝对权力的确认作用。游行的场面和程序所展现的是权力的威严和等级。主席台上的观礼席位和入场顺序必须按预定程式一丝不苟地执行，“它所设计的权力和团结的印象，是为了使党员、公民和外国敌对分子受到同样的震慑”。展示权力者不仅需要把自己放置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还需要独占公共舞台，因此，一切未经官方批准的群众集会必然只能是反公众的行为，是“暴徒乱民”或者“乌合之众”的捣乱破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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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权力和行使强制暴力的效能是一样的，但成本却低廉得多。“只要拿捏得当，”斯科特说，“展示权力能造成确实具有权力和有决心行使权力的效果，比真的动武经济实惠许多。”（48）与动真格的暴力相比，展示权力比较文明、比较有风度。权力展示是表演，其观众不仅是权力震慑对象，而且也是权力拥有者。反复展示的权力能使权力拥有者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权力展示能起到长自己威风，灭敌人志气的作用。所以，“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或者“叫阶级敌人吓破胆”，这类豪言壮语并非只是小儿科的唬人招数。它们其实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公开语本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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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语本的第二个政治作用是隐藏。斯科特用法国作家热内（Jean Genet）《屏风》里的故事做例子，对之加以说明。故事中，阿拉伯劳工杀了他们的欧洲工头，发现他平日的大肚子原来是用布垫出来的，并不像他假装的那么孔武有力。欧洲工头的小把戏当然只能骗骗乡下人，但是斯科特关心的是行为的象征意义：“只要控制了公开舞台，当权的对付底下人，就能把自己装扮成任何摸样。这种骗术就叫宣传”。（50）因此，当权的必须与老百性保持相当的距离，做出深藏不露的样子。偶然发一道深奥莫测、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指示，给人一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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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主角需要隐藏，权力的运作也需要隐藏，这样才能显示权力的稳定团结。南斯拉夫作家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新阶级》一书中用一个例子说明后台操纵与前台仪式化表演之间的关系。吉拉斯写道，在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重大的国家大事是在亲密的饭桌、猎场上或两三个人的密谈中决定的。党代表大会、政府会议或议会，其作用只不过是代为宣布或装饰门面而已”。（12）国家社会出了重大的事情，即使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不到官方宣布的时候，也是不能公开议论的。冤假错案不到官方平反的时候，都仍是正确的决定。于是出现了斯科特所说的“双重文化”现象：“官方文化充满了粉饰之辞、沉默和陈词滥调。而非官方文化则有其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学和诗歌，自己的刻薄话，自己的音乐，自己的幽默，自己的小道消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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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语本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作用其实是同一个作用的两个方面，就是凡事粉饰或冠冕堂皇。饿死人是“自然灾害”和“苏俄逼债”的结果，失业是“待业”或“下岗”，学校关门、学生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粉饰的要义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为什么能这么说。斯科特认为，这是“因为统治者对公开知识的垄断是得到受制者公开认可的。当然，受制者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只要没有人公开质疑这种垄断，它也就无须提供解释说明，无须负任何责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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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对戏的反应，信或不信，放在心里或做在面子上，都直接关系到戏的成败。对统治者来说，最理想的当然是受制者心悦诚服地感觉到统治权力的稳固。退而求其次，也得让受制者觉得，即使不心悦诚服，顺从也比不顺从好。公开表示的顺从，不相信但却做出相信的样子，将观众反应预先纳入权力演示，这才是权力公开语本的精髓。斯科特指出：“有效地展示顺从，再加上对偶尔不顺从行为警戒性的惩处，便能使权力关系演示得有声有色。”（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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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开的顺从是权力演示追求的效果，但它毕竟和心悦诚服的积极认同有所不同。因此斯科特指出，“区别奴隶和主子各自的公开语本便十分重要”。（67）奴隶对自己和别的奴隶的恭敬顺从后面藏着什么，多少是知道的。不过，对于他的主子和别的主子的“权力、自信、团结和坚强决心”后面是否也藏匿着什么，就不那么清楚了。奴隶在日常生活中处世行事的分寸，全靠揣摩主子是否真的厉害来拿捏。斯科特指出，只要奴隶吃不透主子的虚实，他就不敢不恭敬顺从，“这就是为什么统治者一定会小心监察公开语本，不让其露出丝毫分裂和脆弱的破绽，让那些本来蠢蠢欲动、想要抵抗的家伙得了便宜”。（67）正是由于统治者阵营的些微分歧也会削弱其公开语本的震慑力，内部的叛徒要比外部的敌人更可恶万分，对叛徒的惩戒也就历来比打击敌人更为严厉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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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子为了维护公开语本的至尊，需要对奴隶参演公开语本的方式保持高度戒备。奴隶必须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习惯而成自然。顺从讲究的就是分寸，不足则露出不服的叛逆痕迹，过之则有故作夸张的讽刺之嫌。公开表现的顺从行为“可能是几乎自动的仪式和习惯动作，也可能是精心盘算，想得些好处；可能是成功的伪装，也可能是真心诚意地敬重长官”。（24）主子总觉得奴隶天生不老实，一有机会就翘尾巴。有时候奴隶说得越好听，主子就越疑心。“由于受制群体的基本生存策略就是在支配权力下争取获得主子的好印象，”斯科特写道，“所以统治群体中的精明成员总能看出受制者行为中有做戏的成分。”（3）受制群体公开语本行为必有做戏成分，但是在不同权力关系中的程度却有所变化。斯科特的结论是：“统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差别越大、权力越专横，受制群体的公开语本也就越刻板程式。换言之，权力越有威胁性，表演面具也就越厚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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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假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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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祥瑞、万民同心的公开语本，其实只是表象。它与其说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分享共识的场所，还不如说是他们相互斗智角力的地方。但是，由于公众话语受统治者支配，被统治者的反抗很难在公众话语中留下痕迹。他们的反抗往往只能以与公开语本不同的隐蔽语本形式出现。隐蔽语本是衍生性的话语，它的意义取决于与公开语本的关系，或一致，或抵触，或接近，或疏离。区分隐蔽语本和公开语本，不是为了确立前者的“真”和后者的“伪”，也不是为了说明前者的“自由”和后者的“必要”。区分这二者，是为了强调“隐蔽语本的产生，它的观众和权力限制，都是和公开语本不一样的。只有充分考量隐蔽和公开语本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审度统治对于公开话语的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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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语本是一种面具语本。不仅下层受制群体使用隐蔽语本，上层权势群体也一样使用隐蔽语本。“和下层人的隐蔽语本一样，权力精英的后台话语也是衍生性的，它的姿态和言论与公开语本的表面文章形成一致、矛盾或变化的关系。”（10）统治形式不同（奴隶主、君王、极权统治者等等），公开表演戏码就不同，其具有特征的后台操作也相应不同。凡是操纵前台表演的后台操作都可以说是权势群体的隐蔽语本，这些后台操作不仅包括闭门协商、内定协议、防止泄密、统一口径、惩处内奸等等，也包括暗中利益输送、特权分配、收买分化下层群体头面人物、特务警察统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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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势群体的隐蔽语本不同，下层群体的隐蔽语本不是公开语本前台表演的后台操作，而是反抗策略和技艺的形成和运用场所。这种反抗并不是直接对抗的造反或革命，并不一定具有与官方话语针锋相对的理念、理想或信仰。它是自发的、随机的和零碎的。正如斯科特最初从马来农民反抗中发现的那样，这种抵抗几乎无例外地避免与权势者正面冲突，几乎无例外地在外围或暗地里进行。它与权势者公开语本的关系并非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这是因为公开语本表现的是统治者意欲创造的自我形象，如果这种形象对下层有说服力，它必须包含对下层需要的某种让步。权力精英的意识形态统治总是以代表被统治者的利益来说话的，并以此来争取来自下层的支持。下层群体隐蔽语本与权势者公开语本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权势语本争取下层群体是否成功。斯科特就下层群体的隐蔽语本相对于官方公开语本的衍生性质，讨论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四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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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迎合权力精英自我形象要求的下层话语，这是最安全的，也是一种彻底接受控制的下层话语。例如权力精英要营造一种极具关怀的父母权威形象，下层话语就将它歌颂得比爹娘还亲。第二种是与权力精英自我形象针锋相对的下层话语，它是危险的，因此也必须是隐蔽的。奴隶对主子的怨愤和诅咒，只能在私下表示，绝不能让主子知道。农民对地主的仇恨，老百姓生活在军人或警察统治下的恐惧和愤怒，也一样不能流露。第三种下层话语处于第一、第二两种之间，它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与统治精英玩的是捉迷藏、“胡调”和“捣浆糊”的游戏，虽不绝对顺从，但也没有直接威胁。第四种下层话语则由隐藏突然转化为公开，由私下的愤懑爆发为公开的反抗，由日常生活的对抗演变为历史性的反叛。它是对精英权力最直接、最可怕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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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权力必须以被统治群体的恭顺、服从的行为来验证其有效存在。斯科特指出：“比起统治者来说，戏本和舞台指示对下层群体的要求要远为严格。”（28）下层群体表现恭顺和服从必须达到纯熟自然的程度。这当然需要无数次反复方能纯熟自如，几如天性。受制者不仅需要学习正确的言语表情，还要克服因强行自我克制而产生的叛逆心理，“如情不自禁的发怒、冒犯、出言不逊，甚至暴力相向”。演示恭顺的紧张情绪使得身处下职成为极不愉快的感受。在此情况下，“地位越高者，越容易将这种不愉快的感受转嫁给下属。他们对下属傲慢无理，因此成为一种松弛自我的方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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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廷文化和官场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中，等级层次间的恭顺和傲慢表演特别程式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下属对上司绝对正确表示的体制性语言”。（31）像开口必称官职或必称“某老”、“某长”一类的行为，斯科特称之为“权力礼仪”。下层的群体处于权力礼仪的底层，形成美国黑人思想家杜博斯（W. E. B. Du Bois）所说的“双重意识”：“双重思想、双重义务、双重社会等级的双重生活，它必定产生双重语言和双重理念，使得（奴隶）又要讨好又想反抗，又想装好人又想铤而走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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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群体的反抗，若不是造反或起义，往往只被视为“刁术”而非真正的抵抗形式。而这些却正是斯科特关心的抵抗形式。他关注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抵抗形式，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下层群体的抵抗很少有机会成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这种行动如果不是自杀性的，也是很危险的。正是由于下层弱势群体日常生活抗争的政治意义十分暧昧，这些反抗行为常常被当作下层人有待解决的“心理”、“道德”或“犯罪”问题，而非具有压迫性的权力体制问题。偷窃、说谎、殴斗、破坏公物这一类行为往往被简单地看作当事人缺乏道德教养、性格乖张、有犯罪倾向所致，看成是应由道德教育、心理辅导或惩治犯罪来解决的个人问题。然而这一切很可能只是假象，或者是伪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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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群体日常抵抗往往包含两种伪装，一为简单伪装，一为复杂伪装。简单的伪装是私下行为，可分为伪装消息和伪装信使两种。伪装消息往往是在下层群体圈内进行，圈内人对伪装的消息心知肚明，以欺瞒他们共同的外人为乐。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从暗语、切口到嵌体诗，都可用来做假装的手段。伪装信使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抵抗形式。匿名信、恐吓信、传播小道消息、传播关于某大人物的坏话或笑话、流言蜚语、神巫预言等等都是常见的伪装信使形式。斯科特认为，在下层人不具言论自由的社会中，流言蜚语其实是一种“伪装的民主声音”。（140）传言者不留下姓名，但传言的对象却是有名有姓。挖苦笑话某要人的流言蜚语之所以能传起来，是因为不断有人觉得传言有意思。人们常说的“流言止于智者”，其实并不准确。有意思的流言需要有想法的人才能流传，有想法的人大概都会流传有意思的流言。这也就是许多政治笑话难以禁绝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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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伪装形式不只见于私底下的个人行为，而且还显现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民间或大众文化之中。斯科特指出，对于这类民间或大众文化来说，“公开表现的条件是它有相当的隐晦和曲折，可以作两面不同的阅读，其中一面是不招惹当局的，这一面也许有些乏味，但却因此留下了一条全身而退的后路”。（157）除了隐晦和曲折，这类民间或大众文化存在的另一个条件是不与统治性的公开语本正面冲突。“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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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所说的隐晦曲折和避免冲突，在三种常见的民间或大众文化中都有所表现，它们分别是遁世文化、口头文化和痞子文化。遁世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宗教。斯科特指出：“‘下层人’的宗教信仰暗含着对他们人间命运的抗议。他们的不满孕育了教派的精神，他们凭借这一精神设想最终要乾坤倒转，夷平人间的富贵等级，光大团结、平等、互助、忠诚、简朴和热忱。”（157）遁世因素也广义地存在于一些非宗教性的大众文化形式中。例如武侠文艺就可以寄寓某种与现世秩序相左的另类向往，表达对现存社会的不满。武侠世界中的人敢说敢当、恩怨分明，是非价值黑是黑，白是白，对现实世界的苟且偷生、是非不分、忠奸难辨，形成了具有理想色彩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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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文化的主要形式是市井流传的笑话、传言、歌谣、顺口溜。下层文化的递送人一般是处于权力体制边缘的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也包括一般市民社会的成员。口头文化是德赛都（M. De Certean）所说的那种寄生性日常大众文化的典型形式，它利用现有的公开语本，在其夹缝中寻求自己的声音。有这样一首说“干部四化（话）”的顺口溜：“说大话，编瞎话，领导面前说拜年话，关键时刻听领导话。”它寄生在公开的关于“四化”的时政话语之上，以调侃嬉戏的非严肃面目出现。对它玩的那种游戏，德赛都曾如此评说：“种种玩对方的游戏及挫败对方游戏的方式……都可以让人看出（下层群体）巧妙顽强的抵抗行为。这些群体没有自己的空间，不得不在现存权势和代表控制下活动。”1这些下层群体玩的“有啥玩啥”的把戏，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让世界不至于太不能忍受，“以保存一点起码的自我感觉”。2口头文化具有不完全的伪装信息的特征，它的多义性允许权势集团从积极方面去解释它的善良动机。口头文化更具有伪装信使的特征，同一则政治笑话或顺口溜往往有不同的版本，在流传中不断经历集体创作，谁也不知道谁是最初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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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子文化没有明显的固定形式。说它是“痞子”，是因为这种文化无法用通常的大众和精英的区别去理解它的“内在”性质。它游离在这些区别之外。痞子文化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流行极广的王朔作品最具代表性。从公开语本的角度看痞子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者，无非“是些不三不四、不登大雅之堂的令正人君子目不忍赌的盗男娼女，是一些无视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无视社会法纪和社会公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一些放浪形骸、放荡不羁的混世魔王和极端的享乐主义者……是一些社会渣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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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斯科特所分析的下层群体语本去看痞子文化，定然是另一番景象。都市浪男浪女游戏人生，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声色犬马，自我放任，构成了现代都市型的“嘉年华”。嘉年华，正如斯科特所说，“为下层文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把社会束缚抛到一边提供了一个剖析社会秩序的特殊分析角度”。（173）正是在这嘉年华气氛中，痞子可以用嬉笑怒骂“来把‘亵渎’转化为暗示性的亵渎”。（152）当痞子说“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是“裤裆里拉胡琴的扯蛋”，像太监那样的阉人被说成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时，他亵渎的不只是某一场“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或马克思的某一句名言，直接亵渎后面的暗示性亵渎（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伪善）才是其政治隐蔽语本的锋芒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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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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